我想谈一谈最近对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一些思考——中国文化应该怎样走向世界。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面向世界文化的出发点

——我们是不是要紧跟美国，强调发展“文化软实力”?

任何国家都有传播其文化的愿望。但出发点各不相同。美国的约瑟夫·奈将“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通过内在吸引力在国际上获得其渴望的利益的能力，而文化吸引力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以征服别人、获取私利为唯一目的，披上伪装的实力。从这个定义出发，他们极力膨胀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压制其他文化可能产生的吸引力，以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就是新的精神殖民，对全球文化的单边统治，全球文化生态的毁灭和文化的枯竭。

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出发点与此不同，不是单方面地向世界灌输中国文化，更不是只着眼于宣扬中国“实力”，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不应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不能沿用美国的模式，走他们的老路。

我们的出发点与此不同，我们的最大利益就是与世界文化多元共生，参与到正在形成的新的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来，探究中国文化作为重要的一元，如何参与解决世界难题，如何反对单边统治，抵制精神殖民，开创新的精神世界。

这种理解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更新和发扬，是一种反本开新。中国文化向来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差异是一切发展的契机。例如做菜，油盐酱醋必须“不同”，才能做成菜肴；音乐，必须有“短长疾徐”、“哀乐刚柔”等“不同”，才能“相济相成”，成为音乐。此后，“和而不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孔子接着发展这一思想并总结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把“和而不同”作为做人处事的根本原则。

但是“不同”并不是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儒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人的关系，道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都是在不同的领域内探讨如何和谐共处。“和”的主要精神就是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庄子的最高理想是 “太和万物”，使世界达到最完满的和谐。这是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根本精神，这种不断开放，不断追求新的和谐和发展的精神，为今天的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这与美国所谓“软实力”根本不同，前者引向和谐共处，后者引向对立、冲突和战争。

多元文化共处最核心的问题是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对话”的目的主要不是“说服”对方、同化别人、“统一思想”(更不是文化大革命提倡的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舆论、统一行动的五个统一)，而是要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中产生出新的思想，这就是“生成性对话”。这样的“对话”需要对自己的文化有充分自觉，对别人的文化也要有同情的了解并作出自己独特的、有益的解释，不能仅仅按照一方的片面理解和利益去覆盖另一方，希冀另一方接受。如果把“他者”完全置于自己的文化想象和利益之中，“他者”的特殊性就会被剥夺，被同化，对话也就失去了意义。对话最忌讳的就是“人云亦云”、“我打你通”。因为我与他人的关系通过对话，不是特点消失的合金式的“融合”，而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面对面的相异性，一种文化才有可能对他种文化产生吸引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布过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应把文化视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理智与情感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等等。只有通过“生成性对话”，这样的文化多样性才有可能得到实现和发展。中国从自己独特的文化吸引力出发，有自己独特的面向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同于美国的“软实力征服”，而是一种平等、和悦、互动的方式。

中国古人所看重的首先是不同意见的“生成性对话”，而不是随波逐流，更不是逢迎权势者“抬轿子”的对话。对话的目的不是私利而是真正的互动，产生新的思想。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就是通过广义的平等对话，让不同文化根据自己的文化基因和现代解读，为解决世界共同的难题作出贡献。

用什么来面向世界

——首先是提供新思想，共同解决人类难题。

英国前首相萨切尔夫人断言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大国，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近代以来中国也确实没有出过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百年来的中西文化对话，中国所面对的往往是强势文化的灌输和覆盖。他们大部分怀着对中国现代文化和当代学者的轻视。

今天，是根本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我认为我们今天用来面对世界的，首先应是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通过今天人的自觉生长出来的中国新思想。目前，世界形势有了很大改变，今天中西文化对话的特点，也首先表现为中西学者在平等对话中，以中西文化为资源，探求如何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

目前人类深陷于自我制造的各种冲突中，从军事战争到经济战争，从资源争夺到社会斗争，从国际冲突到文化对峙。如何克服冲突，形成合作，是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最大问题。问题的根源是由自私发展而来的贪婪。自私是难于避免的，贪婪却是人为培养的。贪婪即无止境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一切冲突之源。当一切利益和价值以个人为准，排他利益至上时，这就在逻辑上拒绝了解决冲突问题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文化与此不同，中国古人认为个人无法独力生存，人的初始状态就是与父母和他人的关系，这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合作状态。因此，社会的基因不是个人，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中国讲礼，礼就是在社会关系中的人如何存在，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兄友弟恭等等，都是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存在，不是讲抽象的个人，是在讲处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人。

如何面向世界

——需要对自己文化的自觉和对他人文化同情的了解。

对世界展开中国文化，最需要对自己文化的自觉热爱，也需要对他人文化的同情的了解。这里想举一个林语堂的例子。

林语堂1935年写的《吾国与吾民》深受美国读者喜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说：“长期以来，我就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们自己的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而《吾国与吾民》正是她所期待的那一本。她评价说：“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1938年，林语堂用英文写的，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出版，引起轰动，成为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且持续时间长达52个星期之久。后来，此书在美国重印了40余次，并被译成十多种不同国家的语言，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丹麦、瑞典、西班牙、荷兰等，直到今天它的影响力仍然不衰。

70余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地位、文化实力无疑大大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但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还不曾出现一本和林语堂以上两本书在国外的影响可以媲美、可以取代的中国人自己写的新书呢?我想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林语堂对中国文化有深刻广泛的了解和热爱，能够捕捉到中国文化的某些精彩方面，并以简约易懂的形式传达给西方读者。

其次，他的家庭背景和经历使他比较容易理解西方读者的文化趣味和内在需求，因此有可能针对他们的兴趣爱好，对中国文化给予到位和贴切的解释。他总是把外国读者置于朋友的地位，“将心比心”，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而不是向他们“灌输”、“宣传”，更不是向他们炫耀什么“软实力”!

再次，林语堂以平和的心态、自由的精神、杰出的文学才能，从容自若，娓娓道来，在选题方面，不论题目，大至宇宙、小至苍蝇都可以成为其描写对象，做到了“有容乃大”，易于接受。

更重要的是，他的一切出发点都是基于坚定的跨文化思想的基础。这也许与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比较文学的经历有关。1919年，他曾获得“半额奖学金”，离开清华大学去哈佛比较文学系学习，他的同学有吴宓和梅光迪等，林语堂深受他们的影响。他始终认为理想的生活应该是中西互补的。他有着宽容通达的人生观和独立思考，以及汇通东西文化的宽阔视野。林语堂的一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至今无人企及的中西跨文化流通的实绩。

文化选择之权在双方

——中西文化在一种互补的基础上向前迈进。

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并不只是按我们的主观愿望制作好了，端出去的一盘点心，而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相互影响。因为文化是多方面的，如前所述，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等等。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可能以偏概全。

中国文化面向世界，与他种文化进行对话沟通已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18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荣格、白璧德、庞德、布莱希特、奥尼尔、色加楞、米肖等主流文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吸收，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的。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8本中学西渐丛书在这方面收集了很好的资料，曾获出版政府提名奖，可作参考。这些西方主流文化的大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国文化，也并不精通汉语，但却从中国文化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首先是一种灵感的共鸣，不是一般汉学研究所能代替的。这个过程的目的首先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外在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但要真正“外在于自己”却并不容易。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决定于其自身的处境和条件。当所在国比较强大时，他们在异国寻求的往往是与自身相同的东西，将异域的一切纳入“本地”的意识形态；当所在国矛盾重重，有诸多不满，需要向前跨进时，则常将希望寄托在异域的乌托邦想象之上，而将对象加以美化。我们切不可因某些称赞而自鸣得意。

对待中西文化，要有一种互补的精神：既不是我们向西方学习，也不是西方向我们学习，更多的应该是中西文化在一种互补的基础上向前迈进的过程。

总之，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这种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我们不需要炫耀，不需要灌输，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文化的价值必然会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并成为有助于解决人类难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