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为了振兴中华，以北京大学为基地，并肩战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他们的光辉业绩，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他们的战斗友谊，为人们永远传诵。

1917年2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正式就职。他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提倡思想自由，宣扬科学文明，为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舞台，使北大成为与封建主义文化作斗争的新文化运动基地。
　　蔡元培立志改革，首先着重整顿的是文科。他独排众议，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1918年初，应蔡元培之聘，李大钊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在蔡元培支持下，陈独秀、李大钊等办的《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很欣赏和支持这一刊物。他在1917年1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以记者名义刊登过《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等报道。以后，蔡元培更是为《新青年》写过不少文章。《新青年》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受到青年们热烈欢迎。而李大钊更是利用《新青年》这块阵地撰写文章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为了反对过去校内道德堕落的腐化风气，培养高尚的道德风尚，蔡元培于1918年1月19日发起组织进德会，倡修养，尚进德，制订了禁弊条文，监督会员执行。李大钊马上参加，不久又被选为该会纠察员。
　　1918年11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蔡元培在天安门和中央公园举办讲演大会。他从期望祖国的强盛和培养高尚道德出发，作了《劳工神圣》的讲演。李大钊演讲的《庶民的胜利》宣告，在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先声，世界改造的新纪元已经开始！李大钊的讲演，如春雷般在中国引起巨大的震动！
　　新思潮和新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守旧派“卫道士”的竭力反抗。守旧派文人把北京大学、《新青年》看成眼中钉。他们的代表人物林纾又恨又怕，在军阀段琪瑞的报纸《公言报》上发表了给蔡元培的公开信自称是:清王朝的遗民，“至死不易”;指责蔡元培主持下的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文字”。蔡元培毫不示弱，当即写了一封公开信，与林纾展开论战。他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把林纾的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并明确阐明自己的办学主张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理屈词穷的林纾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说：“拼我残年，极力卫道。”他竟煞费苦心地胡编了一篇用文言文写的小说，叫做《妖梦》。里面写了一个“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又写了一个赞助毁灭圣人和封建伦理的大乌龟，叫做“元诸”，恶毒地影射蔡元培。他用的典故是《论语》注中“蔡，大龟”的话，借这个隐喻下流地骂人。他又写梦见这些“毁圣非法”的新人，都被一个怪物吃掉了。显然他是在给军阀官僚出谋划策，暗示他们拿起屠刀，杀害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其用心很险恶。

在这以前，林纾还用卑劣的手段，编造过一篇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等人，并编造一个“伟丈夫荆生”，来把他们杀掉，暴露了他企图依靠封建军阀镇压新文化运动的狰狞面目。对林纾之流的鬼蜮伎俩，李大钊毫不留情地痛加挞伐：他写了《新旧思潮的激战》的文章，揭露林纾等已经堕落到靠军阀势力打击新生力量的地步，“真正可耻！真正可羞”；指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好靠武力，“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他严正警告反动派，如果像俄国沙皇那样“摧毁青年、压制思想”，只能落得个覆灭的下场！李大钊充满信心地说：“反动势力断不能摧残真正觉醒的青年们的精神，滔滔滚滚的新潮流是任何力量挡不住的！”
　　1919年1月，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策划的“巴黎和会”开幕。“和会”一开始，就暴露出帝国主义强盗分赃的本性，中国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及一些团体，于2月初纷纷集会，提出维护国家主权的要求。李大钊在爱国运动中，努力宣传马列主义，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他通过学校、报刊、社团等活动，团结周围的先进青年，联系许多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进行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指导者。
　　蔡元培对学生的爱国举动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他在为北大《国民杂志》写的序文中十分称赞学生们“迫于爱国之心”而办刊物以“唤醒国民”的举动。5月初，他从北洋政府当局—名官员那里，得知反动政府已经密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承认日本掠夺我国山东权益的条约上签字。爱国心切的蔡元培气愤极了，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从事爱国运动的北大学生代表，促进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高潮终于到来了！
　　“五四”运动发生时，北京大学和各校学生汇集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愤怒的群众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反动军警抓走爱国学生3人，市民1人。
　　李大钊马上动员舆论、组织群众与反动当局做斗争。他作为北大教职员联合会代表，与学生联合会一起直接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工作中去。他办公的北大红楼图书馆长办公室，聚集了各地纷纷赶来的许多代表，共同商讨斗争办法。李大钊日夜坚持工作，连星期天也守在办公室里。同时，他又发动学生骨干去各大城市进行宣传，扩大影响。
　　蔡元培与爱国学生的心是相通的。他坚决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对于反动当局镇压群众的暴行怒不可遏。就在5月4日当天晚上，他听说抓了学生后，便亲自赶去参加北大近千名学生的抗议集会。他情绪激昂地登台发表讲演，痛斥反动政府，表示愿意出面为营救被捕群众而斗争。
　　5月5日，北京14所大、专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同时，蔡元培邀请各校校长在北大开会，商量营救被捕群众的办法。6日下午，他亲自带领各校校长去警察厅交涉，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群众。警察总监蛮横地说：“这是上司命令抓的，不能释放！”蔡元培等人又找到教育部，但也受到冷遇。他毫不气馁，又带领校长们直奔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府、国务院，但总统和总理竟拒不接见……
　　5月6日，反动当局又颁布镇压学生的命令。愤怒的群众掀起更大的斗争热潮。蔡元培不为反动当局的淫威所屈，继续为爱国学生奔走，呼号，他直到深夜还在警察厅交涉。警察总监迫于形势，答应向上转达意见。
在李大钊等人领导的全国性的群众性斗争巨大影响下，蔡元培等人的营救活动胜利了。5月7日清晨，被捕群众被保释出来。蔡元培不顾2天3夜的疲劳，又亲自参加在北大广场召开的欢迎被捕学生大会。他热泪盈眶，慰问和勉励这些青年爱国志士。
　　蔡元培在反动当局高压政策打击下，被迫于5月9日辞职出走。反动当局企图趁机另外派人来任北大校长，又挑拨离间散布谣言说，蔡元培是因为不满学生的爱国行动而辞职的，妄图嫁祸于爱国学生。
　　学生领袖们纷纷跑去问李大钊应该怎么办？李大钊向他们揭露了敌人的阴谋，组织他们发起挽留蔡校长的运动。李大钊在教职员大会上，被大家推选为代表之一，去教育部要求挽留蔡校长。这时，蔡元培也给学生们写信辟谣，表示热烈支持学生们的爱国举动。这封信揭露了敌人的谎言，激起学生们的更大愤怒。北大师生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在群众运动的压力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反动当局不得不表示“挽留”蔡元培。斗争胜利了，9月12日，蔡元培在师生们夹道欢迎中，重新回到北大。9月20日，他在全体师生的欢迎大会上，高兴地说：这次爱国运动，看到了同学们的自治能力、自动的精神。希望大家保持和发扬这种可贵的精神！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1920年3月，李大钊团结他周围一批“五四”运动的中坚分子，在北大建立了秘密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人数不多，但为宣传马列主义作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搜集和组织研究马列主义著作，组织学习会、报告会、纪念会等活动，帮助会员学习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为了更广泛地宣传马列主义，为了培养更多的干部和发展党团组织，李大钊准备将这个组织公开化，并将组织扩大到外校，决定由19位骨干分子为发起人，刊登启事公开征求会员。
　　李大钊通过几年来与蔡元培的并肩斗争经历，特别是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以及他在“五四”以后表示过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看法，深信蔡元培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支持的。李大钊派人去请示蔡元培，要求将“启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刊登，果然得到他的批准。于是，这个“启事”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了出来。这件事在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确实是担风险的。
　　“启事”发表后马上就有人前来报名。除北大外，许多大专院校的学生也纷纷要求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外地也有人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要求成为“通讯会员”。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过一番筹备，决定开成立大会，蔡元培又表示同意成立大会在校长办公室召开。12月的一天，成立大会胜利召开了，蔡元培亲自前来参加。会上李大钊作了报告，蔡元培也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这次会议有60多人到会，会后还一起合影留念。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完全公开化后，要进行许多活动，自然就需要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蔡元培不顾外界的阻挠，又决定将北大西斋两间宽敞的屋子给研究会作会址。屋里不仅有家具书架、火炉等设备，还有勤务员值班。这里与校长办公室相距不远，有校警站岗，外人不得随便来，是比较安全的。
　　李大钊和其他同志对蔡元培的支持都很感激。李大钊给这两间屋子起了个名字，叫“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斋”就是“屋舍”之意。同志们还刻了图章，将研究会的藏书都打上“亢慕义斋图书”的印记。
　　经大家努力，“亢慕义斋”布置得十分别致。屋内粉刷过的墙壁上挂着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着的题词是“出研究室进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上句是陈独秀的话，下句是北方生长的李大钊与南方青年学生们在一起吟咏的诗句。题词表示了他们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会员团结一致的情谊。墙上还贴了“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四壁写上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而热烈。为了庆祝“亢慕义斋”的成立，李大钊和大家一起开会联欢，并朗诵诗歌。
　　在蔡元培的支持和掩护下，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中心的北京，“亢慕义斋”仿佛是一个红色摇篮，哺育着北大和北京的先进青年。参加研究会的会员，不久就增加到100多人，后来又达到300人。他们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为我国北方地区党、团组织的发展打下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领导北方地区的工作。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后，他还负责国民党在北方的工作。李大钊以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作为掩护，进行党的大量工作，直到为党的事业献出生命。
　　蔡元培于1920年11月出国考察，次年9月回到北京。他回到北大后，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李大钊进行的革命活动。中共成立后不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2年3月曾来北京。蔡元培热情地与他在李大钊家里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党发起的非宗教运动，李大钊是主要发起人，而蔡元培更是积极响应。他参加非宗教大同盟的筹备工作，担任干事的职务，并出席成立大会和发表演说，揭露基督教等宗教靠外力侵入、侵犯人权和欺骗学生的罪行。后来他又和李大钊一起，为《非宗教论》一书撰写文章，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文化侵略。1922年湖南工运领袖黄爱、庞人铨被军阀杀害后，党组织编了《黄庞流血记》一书，李大钊为该书写了序言，表示要继承先烈遗志，奋勇向前，继续奋斗！蔡元培也写了纪念文章《黄庞流血感言》，表示要为烈士报仇的决心。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李大钊和蔡元培等，发起北京学界赎路集金会的活动。蔡元培担任会长，李大钊为宣传委员会委员，积极发动赎回胶济路权的反帝爱国斗争。
　　1922年8月，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遭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逮捕，陈独秀的书籍及待印书版均遭没收销毁。李大钊等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组织开展营救活动，用十团体的名义发表宣言，表示强烈抗议。蔡元培也积极参加这一斗争，并亲自去法国大使馆，当面质问法国公使，要其立即转令释放陈独秀。陈独秀获释后，李大钊、蔡元培等14人，又在北大发表“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发起人由蔡元培带头，而捐款由李大钊收转。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支持下，各种进步社团纷纷成立。为了更好地指导各种学生社团的活动，1922年3月北大评议会设立了学生事业委员会，李大钊任委员长。这年12月，李大钊担任校长室秘书。自此，李大钊就常在蔡元培的校长室里办公，处理校内日常工作。同时，他也在这里进行中共的地下工作。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蔡和森等共产党员常来这里聚会。李大钊也是通过蔡元培的介绍，派出5名地下党员，到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分别在津浦、京绥、京奉、正太和京汉铁路任“密查员”，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他们建立了工人俱乐部，进而建立工会，为成功地开展工人运动做了大量工作。
　　李大钊为了党的事业不顾一切地忘我工作。他每月有280元工资，自己却“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上下班都坚持步行。他把节省下来的钱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和接待贫寒青年，每月月底家里常常揭不开锅。蔡元培深受感动，他关心李大钊的健康，特别关照会计科每月发工资时，先为李大钊扣下家庭生活费，免得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
　　1922年11月，北洋军阀政府任命无耻政客彭允彝为教育总长。蔡元培非常气愤，于1923年1月发表《不合作宣言》，指出耍弄权势陷害别人的彭允彝“人格卑劣”，“不能再与为伍”，并向反动当局提出辞呈，表示“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于是离京而去。李大钊旗帜鲜明地组织“驱彭挽蔡”斗争。他出席北大评议会特别会议，研究应急办法，并联系20人，以全体教职员名义上书大总统，要求罢免彭允彝。校内由李大钊等组成教职员临时委员会处理日常工作。北大等高等学校学生赴众议院请愿，遭到警察毒打，受伤近300人。李大钊等马上召开评议会特别会议，讨论学生被打事件，商量进一步斗争方法。李大钊把师生们的正义斗争，引向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在北京学联举行的“五四”纪念会上，他明确指出，现在应做的事：“(一)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二)对现政府立于弹劾的地位。”
　　蔡元培离京后，李大钊坚持在北方从事艰苦的革命斗争，直到1927年4月28日牺牲于敌人的绞刑架下。当蔡元培在杭州听到这一惨痛音讯时，满腔悲愤，带头在寄至杭州的为李大钊家属募集赡养费的捐册上题名捐款，表达自己对李大钊的崇敬和对其家属的慰问。
　　当蔡元培认清新军阀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后，在30年代末与宋庆龄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掩护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拥护和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3月，他病逝于香港。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民主革命家蔡元培的革命精神与崇高品质，他们在政治、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对祖国的巨大贡献以及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在我国近代史上建树了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