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27年秋冬至1928年上半年土地革命战争初始阶段，中共在实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方针过程中，逐步形成并确立了在武装暴动和游击战争基础上创造农村割据局面的思想，这可称之为中共早期“农村割据”思想。这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最初表述，是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整个过程中的第一步成果。六大前，周恩来是“农村割据”的大力倡导者和有力的推动者之一；六大期间，当对“农村割据”思想产生争论、出现否定这一思想的声浪之时，周恩来以鲜明的态度维护了这一思想。对中共早期“农村割据”思想的倡导和维护，是周恩来为开创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关键词] 周恩来；“农村割据”思想；中共六大
　　[中图分类号]　A84；D612
　　[文献标识码]　A
　　本文所说的中共早期“农村割据”思想，是指1927年秋冬至1928年上半年土地革命战争初始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实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方针过程中，逐步形成并确立的在武装暴动和游击战争基础上创造农村割据局面的思想。这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最初表述，是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整个过程中的第一步成果。
　　目前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者对周恩来在开创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中的贡献作过多方面考察。笔者认为，论述周恩来在开创革命道路中的贡献，首先应把中共早期“农村割据”思想的形成和周恩来同这一思想的关系考察清楚。
　　周恩来不是“割据”概念的提出者和“割据”思想的最早阐述者，但他借鉴南昌起义的教训并根据武装暴动方针执行后出现的情况，在1927年11月上旬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后，即成为“农村割据”思想的大力倡导者和有力的推动者之一。特别是中共六大期间，当对“农村割据”思想产生争论、出现否定这一思想的声浪之时，周恩来态度鲜明，坚定地站在维护这一思想的立场上。这对“农村割据”思想在后来的延续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中共早期“割据”思想的提出
　　中共中央在实施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暴动方针后不久，就开始把各地的武装暴动与创造“割据局面”问题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中共早期“农村割据”思想，即武装暴动后，首先在一部分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以作为与周围反动政权相对抗和进一步发展革命力量的基地。到1927年冬至1928年上半年，这一思想已经十分明确。中共中央在1928年2月给广东省委的信中曾有这样的论断：“中国现在革命的发展，事实上形成特殊的方式：‘农民割据’。”①
　　①《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曾经回顾说：“‘八七’后，中央在汉口的时候，游击战争就提及了，但是是模糊的。这是最早的观点。后来到了上海，就承认有可能时，就发动，叫同志到乡村中去发动群众，因为武装不多，就采用游击的方法，有几支枪就算是游击。海陆丰胜利之后，就发生了‘割据’这个名词，我是反对这个名词的（只能说是建立革命区域）。大家觉得土豪、劣绅赶掉了怎么办呢？就是建立政权。”他还把这一过程，即从确定武装暴动方针到发动游击战争再到提出“割据”主张，看作是“党对暴动观念了解进步的步骤”。①
　　查阅历史文献，“割据”概念的出现，较瞿秋白所说“海陆丰胜利之后”还要早些。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再占海丰、陆丰两座县城是在1927年11月初，两县分别成立苏维埃政府是11月中、下旬，而“割据”一词，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过。如1927年10月24日湖南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中，就提出湘西、湘南“在最近一、二月内即应创造一农民暴动割据的局面，为将来全省农民暴动的重镇”② 。10月29日中共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中提出：所辖各省应划成若干区域，“占据县城或割占数县以为各地土地革命发展之村镇”③ 。10月江苏省委关于农民运动的文件，也有“造成农民割据局面”④ 的提法。而这时，毛泽东已经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最先走上了在农村实行“割据”的道路。再往前追寻，虽未使用“割据”一词、但已含有“割据”思想的主张，提出时间还要早些。如毛泽东1927年7月底（或8月初）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和8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都曾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⑤。湖北省委1927年8月5日制订的鄂南农民暴动计划提出：要在鄂南“创造一独立之局面。最后如万不得已时，亦须至通山、通城一带上山”。⑥ 这些主张可以说是“割据”思想的前奏。瞿秋白所以把海陆丰暴动胜利作为提出“割据”一词的时间标志，大概是从党中央正式提出“割据”问题的角度而言的。192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致两湖省委的信对两省要在哪些地区和县创造“割据局面”作了具体部署。自此以后，“割据”一词被全党普遍使用，成为从中央至各级组织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文献中对“割据”一词的使用有：“暴动割据”、“农民割据”、“农村割据”、“割据局面”、“割据地带”、“割据区域”、“革命地域”、“革命根据地”等等。1927年12月，瞿秋白发表《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出发，论述了在实施武装暴动方针中“必须确切的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和明显的树立创造革命地域的目标”⑦ 的问题，成为党的早期“割据”思想的一篇代表性著作。

　　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26页。
　　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苏沪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⑤《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161页。
　　“割据”概念的提出及其普遍使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它初步解决了党发动工农武装暴动之后第二步的行动方向问题。从党中央和各省委、特委部署各地武装暴动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在确定和执行武装暴动方针之初，党所设定的目标和模式是：通过武装暴动攻占县城乃至省城，推翻当地反动政权，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后统称苏维埃），争取革命在一些省份的首先胜利。但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所有占领省城的计划都未能实现或很快改变；占领县城的计划也大都不能实现，或一时攻占又不得不很快退出，只有少数起义在县城建立了政权并坚持较长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对于大部分未能实现预定目标而遭到失败的起义，还是对于取得一定胜利、推翻了县乡反动政权的起义，都提出了一个怎样保存革命力量、继续坚持斗争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实际斗争的需要，并借鉴历史上农民割据山林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方式，游击战争和“农村割据”的主张被提了出来。
　　随着“暴动割据”局面的逐渐呈现，1928年上半年，党中央对实际斗争中出现的又一问题——割据农村与夺取城市的关系问题在认识上也有了进展，一种在局部地区的由割据农村进而包围、夺取城市（可简化为“割据包围”）的思想逐渐形成。即：从四乡割据到包围、夺取县城，从部分乡村割据到几县联合割据，从几县割据到包围、夺取中心城市，从完成几个中心区域的割据到包围、夺取省城，实现革命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这样的思想在这个时期党的大量文件中都有体现。当然，这时所说的“割据”和“包围”，还只是一种局部性的战略，其视野范围是一县、一地区、一省，而且还从属于最后举行工农总暴动、夺取中心城市这一总体战略，就是说，大的思路框架还是城市中心。但无论如何，这一思想体现了对农村斗争的重视，是党确定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方针后对怎样推进中国革命问题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进步，是党探索新的以农村为基地的革命道路的第一步成果。之后不久毛泽东创立比较完整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正是这一探索成果的继续和发展。
　　二、周恩来对“农村割据”思想的大力倡导
　　在1927年11月9日—10日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被增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调整后的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常委会下设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等科及妇委工作，周恩来先后为组织局成员、代主任、主任。大致可以说，从1927年秋冬至1928年上半年，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所发的文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讨论、部署各地的“暴动割据”问题，同时也就成为周恩来这一时期发言和起草文件的一个主题。
　　兹列举有代表性的材料如下：
　　周恩来回中央后参加起草的第一个文件是1927年11月17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广东工作计划的决议案》，而这个决议案正是较早表达“割据”思想的文件之一。其中指出：“广东南路、海南的农暴已在各地蜂起，目前所最注意的是怎样使这些暴动能获得农民群众之广大参加，形成割据一隅的工农政权，破坏统治阶级的统一局面。”
　　1927年12月18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致浙江省委的指示信指出：浙西“只要有可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可以创立起来的” 。省委“不可抛弃割据暴动和广大的发展群众的游击战” 。
　　1927年12月30日，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的给福建临委的复信中，为纠正当时对暴动问题的错误理解，特别对“暴动”、“斗争骚动”和“游击战争”的不同含义作了区分，强调“由和平式的抗租抗捐抗税抗粮抗债到乡村暴动的过程中，还有个游击战争而非暴动的武装争斗”，同时指出，“城市的暴动必须与乡村的暴动相衔接”。翌年1月8日为中央起草的复福建临委的信中又指出：闽北闽南的一些地方，“小的暴动割据局面”不是无望的，但“没有准备工作便拟一举而成，这纯是空想”  ，批评福建临委的暴动计划“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弄暴动”。
　　1928年1月上旬，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提议派贺龙等回湘西去造成割据局面，并在同即将去湘西工作的周逸群谈话时指出，要采取“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
　　1928年1月27日，在所起草的中央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周恩来针对北江特委和广东省委“鼓励自由杀人”、“奖励焚烧房屋”一类错误主张，严厉指出：“这种主张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先锋的正确意见，而是农民暴动受了土匪流氓主义——亦是三K党的影响的反映。”
　　1928年1月28日，在所起草的中央给江西省委的信中，周恩来批评“省委计议在南浔路沿线举行暴动并造成割据的局面”的布置不妥，强调“南浔路及九江、南昌的暴动，必须在全省割据的暴动逐渐汇合的时候”。
　　1928年2月16日，在为准备六大而召开的中央委员谈话会上发言指出，中国革命是不平衡的发展，割据有长时间的可能，我们应有长期的准备。
　　1928年2月17日，在中央讨论江西问题时指出：要在江西各处形成割据，预备一个总暴动是对的，但立刻就要定期举行一个总暴动而不顾湘、鄂、粤三省是不对的。目前是一个准备总暴动而深入割据局面的前途。
　　1928年3月9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两湖问题时说：湘鄂赣边界的割据区域要连贯起来。朱德军队要坚决留湖南，向茶陵发展为好。毛泽东部队还是在遂川。军队的调遣由两特委协商。
　　1928年4月2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2月25日《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时，针对议决案中要“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的说法，周恩来指出：中国革命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由此发生一个不平衡的发展问题。过去城市工作的确不好，但在中国很适宜地配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致引到乡村的等待，这是不好的。现在是加紧配合工作，但各地自发的斗争，我们还是要领导。 这里，在发动城乡斗争的关系问题上，他表明了同共产国际决议不同的意见。
　　1928年5月1日，中央发出周恩来修改审定的关于湖北工作方针的决议案。⑩ 这个决议案对当前党的工作任务，包括城市工作和各县的工作，作了详细的部署。其中对各县如何从健全各地党的领导机构、编组农民群众武装（赤卫队）到开展游击战争；如何从发动暴动到“割据乡村”、“造成深固的基础”和编组工农革命军；如何从“普遍的乡村割据”到发动城市暴动、“造成几县联合的割据局面”；以及目前主要是“建立乡村深固的基础，而不在急于夺取县城”等问题，都有具体说明。关于城市斗争，强调“绝对防止削弱甚至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与力量的‘无动不暴’的盲动倾向”。
　　这些材料足以说明，周恩来虽然不是“割据”概念的提出者和“割据”思想的最早阐述者，但他却是“农村割据”思想的大力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之一。他把领导暴动和“割据”作为党的一项主要任务来抓；同时，从他对“暴动割据”思想的阐述中，可总结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坚决反对“左”倾盲动的错误倾向。
　　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党弥漫着“左”倾情绪的情况下，周恩来当然也很难在所有问题上都能保持清醒头脑、坚持正确意见，如在革命潮流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上，他就曾不恰当地坚持了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而是高涨的观点；但在“暴动割据”问题上，他对那种“无动不暴”、“玩弄暴动”、提倡烧杀政策的错误倾向，则始终坚决反对。他的主张对抑制和纠正当时执行武装暴动方针中的“左”倾错误、推动割据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基于对中国革命不平衡性特点的认识，相信“农村割据”局面可以长期存在；在城乡斗争的关系上，他主张乡村斗争不能等待城市斗争的开展、去配合城市斗争，而应先造成“农村割据”的局面，当条件成熟后再发动城市暴动夺取城市；在工作的指导和部署上，尽量做到周详、细密、具体。
　　由于党坚定地执行武装斗争的方针，并把武装暴动与“农村割据”结合起来，中国革命逐步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四方割据的局面。这是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主要表现，成为党领导人民坚持斗争、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的主要形式，也是党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重要开端。这种局面的形成，同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的巨大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三、六大期间的争论和周恩来对“农村割据”思想的维护
　　中共早期“割据”思想，尽管大的思路还是局限在城市中心的框架之内，但它表明了对现实农村斗争的高度重视，这一点同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领导人只重视城市斗争而轻视农村斗争的固有观点相矛盾，所以未能得到他们的赞同。六大召开前夕，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在谈话中指出“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但又认为“即使我们承认有革命高潮，那末注意力也需要放到我们应该而且可能夺取城市的问题上”。 布哈林在六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天下决不能有无城市的政权长期存在的事。” 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对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正确规定党的争取群众的总路线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共产国际领导人强调城市斗争而轻视农村工作的观点，也不能不对中国共产党发生影响。六大期间因此出现了批判和反对“农村割据”思想的声浪。
　　在讨论六大政治报告过程中，张国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各省之间、工农之间革命发展不平衡，这是客观事实，“可是此种客观事实，既不能用为忽视城市工人的辩护，也不能用为过于重视散漫不相联络的游击战争的倾向的辩护”。“一省或数省割据之说，目前实是幻想。”“割据的观念，尤其是由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大城市之割据观念，出自于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方式和国民党的革命方式。在现代革命中若无城市工人领导的革命，其成功的可能性甚至微小。”他认为，“一县或数县的割据的局面，乃是中国统治阶级政权薄弱的地方的农民斗争的一种方式”，但这“不能称之为割据局面”，“或可称之谓农民割据”。 张国焘用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观点和语言来批判党中央过去“忽视”城市工人斗争、“过于重视”农民游击战争的“错误”，否定“割据”和“割据包围”思想。
　　出席六大的一些省委负责人也对中央过去强调农村斗争的观点提出批评。夏曦发言说：“对于暴动，有一种由零碎的汇合成总的暴动的观念。常有乡村对中心城市取包围形式的暴动策略。”“过去党取乡村包围中心，我认为是不对的，暴动应以城市为中心。”“党的政策带有农民意识，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比如以乡村包围城市，希望以农民力量攻取城市，即就是要发动城市斗争，也是以农民暴动为立足点。” 这里，夏曦把前一阶段党内“农村割据”、“割据包围”的主张概括为“以乡村包围城市”加以批判。项英也批评中央过去“没有看见革命主力——无产阶级，只看见农民，忽视了城市的工作，不免发生农民意识而影响到一切策略和估量上”。
　　对这些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观点为依据的批评意见，周恩来没有随声附和。他对中国共产党在前一阶段领导“农村割据”的思想和成果采取了维护的立场。
　　六大期间，周恩来除代表中央作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外，6月27日还有一次篇幅很长的发言。发言的第二部分在讲到革命的高涨与低落问题时说：“从敌人一致进攻我们得到胜利，和我们发展的不平衡——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来看，当然我们不能说是革命的高潮。……我们虽然不能说是高潮，的确也说不到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是向高涨或高潮方面的前进，我们对于这一点是深信无疑的。” 第四部分共讲18个问题，讲到第11个问题即前一阶段党中央“四省暴动计划”时说：“广东在当时是有割据的可能，我们对广东当然不能不有一个配合的计划，就是说不能不给他一个割据的前途。我们认为现在广东还有这个前途。湘鄂赣三省，在那时都有直接的形势，湘南、赣东各地革命高涨，可以逐渐发展到一个割据的局面，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配合的计划，也就是说一个割据的前途。”不能因为没有布置好武汉和京汉路的工作，“就完全反对这种割据前途的计划”。在发言的第五部分又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的趋势和反动势力的夹击与不能统一中国，以及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都证明中国革命是有割据的可能，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这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连。”
　　周恩来的这篇发言表明，第一，他不再坚持出席六大之前关于中国革命并未低落而仍在高涨的观点，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趋于实际，但他对革命高潮必将到来深信不疑。第二，他也承认前一阶段的游击战争和武装暴动中表现有“农民意识”，如“烧毁城市”、造成工农矛盾的举动等，还讲到海陆丰和一些地方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得到“城市工人的领导”，城乡斗争、各省工作没有很好配合，但他对完全否定党的“割据前途的计划”的观点，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第三，他比较明确地指出，割据局面之所以可能开创的原因，一是中国革命的趋势是在“发展的”，二是中国的反动势力“不能统一中国”，三是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所以，“中国革命是有割据的可能，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这割据局面的准备”。第四，他对割据的意义和作用提出看法，认为南中国几省中的割据局面与六大即将确定的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夺取政权的工作有极大的关系。
　　八七会议后担任党中央主要领导工作的瞿秋白及邓中夏等人，也对“割据”思想采取了维护的态度。由瞿秋白起草的六大《政治决议案》，虽没有用“割据”一词，但指出：党要“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这实际上是保留了“割据”的思想而改换为一种可以为这一思想的批评者所能接受的提法。邓中夏则直接针对张国焘的发言作了驳斥，指出：“要知道割据局面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是总暴动中必要的前途。不能因为广东暴动后两湖、江西割据局面计划失败而怀疑，总方向是不能动摇的。”
　　周恩来、瞿秋白等领导人的态度和观点，对于党的早期“割据”思想的延续及后来进一步发展、形成更为完整的理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六大以后的事实是，六大前暴动高潮中保留下来的革命武装和六大后继续发动的一些暴动所组成的革命武装，都相继走上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周恩来作为六大后党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对各地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指导，对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继续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