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中，分别陈列着邓小平留学法国时在雷诺汽车厂做工的档案卡、还有他生前酷爱的民族品牌“红旗”轿车。这些展品见证了小平与民族汽车工业的缘源。

                        两次视察一汽
　　１９５２年７月，邓小平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
　　一到北京，邓小平就直接参与了国家建设的重大决策。１９５３年６月初，一汽的建设计划遇到一些实际问题，主要是提高产量、追加投资和缩短建设时间，由原定的四年改为三年。为此，第一机械工业部向中央写报告说：“四年完成就有困难，三年完成更无把握；但是如果不这样亦有若干需要考虑之处，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中央很快开会讨论此事，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邓小平发言同意刘、周、朱等领导人的看法，支持三年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计划。会议的决定形成文件以后，毛泽东在６月９日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号召全国都来支援一汽的建设。
　　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５日至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４日，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用了３年时间，一汽终于建成，并生产出第一批１２辆解放牌４吨载货汽车。当时的一汽，有员工３万人，技术人员数千名，还有前苏联专家，堪称中国汽车巨人。
　　１９５８年，在全国上下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的情况下，各行各业都想制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产品，以证明自己的能力绝不比别人差，“超英赶美”的口号响遍全国。
　　一汽理所当然应走在时代的前列，因为它是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一面旗帜。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２日，一汽人在“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送给毛主席”的口号激励下，造出了第一辆国产东风牌小轿车，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轿车的历史。全厂职工热烈欢呼、又唱又跳，为自己亲手制造了第一辆轿车而感到自豪。当时的新闻记录片是这样报道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职工们，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试制成功了东风牌小汽车，经过检验一切都合乎设计要求，职工们热烈庆祝自己新产品的诞生，随后就要去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
　　中国第一辆轿车定名为“东风”，缘于毛泽东１９５７年的著名论断“不是东同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当时，“东风”代表了昂扬的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
　　１９５８年８月３日，一汽又开发、研制出了我国第一辆ＣＡ７２型红旗牌高级轿车，装有Ｖ８顶置气门２００马力的发动机，外表庄重大方，富有民族特色，再次让全国人民为之振奋。
　　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刚结束不久，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便去了东北。他此行的目的是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号召各地为完成党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而努力奋斗。作为全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不仅要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还要完成支援全国的任务。陪同邓小平视察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等。
　　９月１８日至２３日，邓小平到吉林视察，９月１９日到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他走进一汽会客厅，一眼便看见墙壁上悬挂的产品图，得知是一汽自己新近开发的新产品时，激动不已，连声说：“好！好！好！”
　　一汽第一任厂长饶斌向邓小平详细汇报了一汽自１９５６年出车后近两年来的生产、新产品开发、质量水平状况以及干部队伍建设。邓小平听得非常认真，他一边记，一边问，还对一汽的未来发展及产量情况给予了明确的指示：“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经济发展时期，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生产建设，载重车今后用量会很大，你们要挖掘潜力多搞一些。听说你们将来的产量要向１０万、２０万、３０万辆水平发展，这很好。发展汽车工业，就得要大批量，只有生产批量上去了，价格才会降下来。”
　　在详尽地询问了红旗牌高级轿车的生产开发情况后，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来到了轿车装配车间。他不住地问饶斌：“红旗比伏尔加怎么样？”饶斌答：“比伏尔加高级。”“比吉姆呢？”“比吉姆高级。”邓小平喜形于色，说：“噢，比吉姆还高级，你们可以多生产。”伏尔加、吉姆和吉斯是从苏联进口的轿车，吉斯最高级，中央领导人乘坐，吉姆是省部级干部用车。
　　谈到燃油问题时，邓小平说：“现在石油很紧张，能不能用其他的什么东西来代替？你们可以大胆地研究。我们国家现在红薯产量很高，它可以做酒精，可不可以烧酒精？只要不烧茅台就行。”风趣的话语，引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邓小平对每道工序了解得都很认真，就连轿车前标安上没有、水箱面罩两边缝隙过宽、模具怎样开发节省资金等细微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走到车间门口，这里摆放的两台简易机床引起邓小平的注意，这是一汽依靠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在革新活动中搞出来的。邓小平走近机床，细心地看过工人表演后，称赞说这办法好，指着机床说：“机械加工是个很复杂的过程，许多东西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复杂到简单的。德国现在有许多机床就很简单，但能解决大问题。”短短几句话，道出了我国机械加工工业发展的方向，也给了一汽人破除迷信、大胆革新以鼓舞和力量。
　　看过红旗车间后，邓小平又来到铸工车间。当听到砂芯工部车间主任介绍采用新工艺烘干芯子可缩短一半工作时间时，邓小平连连称赞说：“这个办法好得很嘛，既可节省能源，又可减少工人在烘干炉里上下装卸的次数。这就叫多快好省。”在锻工车间，邓小平观看了车间的“三化展览台”，对工人们的创造发明频频点头。在发动机、热处理车间他看过工人们的革新成果后，还对技术人员的大胆创新给予了很高评价。底盘车间改进前后的转向器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在生产现场，小平同志指着改后的转向器对李富春说：“改进后两个零件代替了原来的１３个，成绩可观啊。”
　　视察结束时，邓小平鼓励全厂干部、职工再接再厉，为支援全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邓小平总结一汽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经验，又增加鞍钢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做法，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向政治局汇报后，被毛泽东总结为《鞍钢宪法》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向全国推广。
　　邓小平第二次视察一汽是１９６４年。当时我国刚刚渡过三年困难时期，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邓小平由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等陪同，又一次来到一汽。这次和邓小平一起视察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等。
　　盛夏７月，骄阳似火。然而，汽车城却在酷暑中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大干热潮。工人们提出了“高质量、低成本、多品种向年产４万辆目标迈进”的口号。特别是轿车车间召开了技术革新现场会，号召全厂职工为实现“两赶三消，五保一提高”而奋斗。此时的红旗轿车不仅形成了生产能力，而且多次在国际展示会亮相。与此同时，一汽新开发的ＣＡ３０Ａ越野车已经正式投产。
　　１０日下午３时４０分，邓小平等人来到一汽。一下车，就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邓小平在一汽副厂长郭力、孟少农的陪同下，神采奕奕步入主楼。一走进接待室，他就注意到墙上的两幅黑白图片：一幅是解放牌卡车图片，一幅是一汽新开发的军用越野车图片，两张图片在雪白的墙壁上显得非常光亮、突出。邓小平没想到，几年前他第一次视察一汽时提出的愿望，这么快就变成了现实。他在图片前站立许久，并不停地询问产品性能怎么样，生产状况怎么样……当他得知越野车已经投产半年多，工人们正在加紧制造，准备在国庆１５周年庆典时拿出３００辆向国家献礼时，激动地说：“好啊，好，一汽变化不小。”
　　邓小平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一汽发动机厂和总装厂。大家看见邓小平来了，就鼓起掌来，他在热烈的掌声中频频向工人们挥手。在发动机装配线上，邓小平握着一位青年工人的手，亲切地问：工作怎么样，累不累，学习如何，生活如何，等等。大家都为邓小平无微不至地关心一线工人而备感亲切。
　　邓小平两次视察一汽，一汽人备受鼓舞，对红旗车进行了十几轮改进，不仅生产了大小两排座、大小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而且生产出了供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来宾乘用的红旗防弹保险车。１９６４年，红旗轿车以其庄重典雅的造型和浓郁的民族特色，被指定为“国家礼宾车。
　　邓小平自从换乘红旗车后，就一直乘坐。他与红旗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支持二汽的建设和发展
　　１９６５年９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川汉铁路不经过湖南而过湖北。１１月，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飞抵四川，向正在四川视察的邓小平请示，根据中央决定改线，正在筹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可在襄渝沿线选择厂址。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段君毅的意见。１９６６年初，一机部给中央写报告：根据邓小平指示和铁路修建计划，二汽厂址选在鄂西郧县十堰地区一带。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０日，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确认二汽厂址。５月底，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确定武汉汽车制造厂划归第二汽车制造厂，作为其中间试验基地。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二汽破土动工。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批准二汽建设方案，汽车年产１０万辆。１９６９年９月１日，二汽全面开工，在湖北十堰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
　　二汽建成以后，自主开发的发动机遇到一些问题，主要是温度过热，一直找不到症结所在。事情传到邓小平那里后，他说：“这个事情简单得很，到国外找一家知名的发动机公司给咨询、诊断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不就行了。”经过多次努力，终于开发出可靠性、动力性都具有先进水平的发动机。
　　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２日，邓小平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陪同来到他牵挂的二汽。上午８时整到达十堰市。二汽党委书记兼厂长黄正夏、副长厂王兆国以及当时在二汽考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第二书记胡立教前去迎接。邓小平一见大家，高兴地说：“早就想来看看，这次来成喽。”陈丕显幽默地补了一句：“邓副主席在宜昌参观葛洲坝工程时就问到二汽，这次完全是自觉自愿来的。”引起一阵笑声……
　　二汽当时有职工５万多人，年产汽车８万辆。有着在国外大型汽车制造厂工作经历的邓小平，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审视着当时中国最具先进水平的汽车制造企业。当他看到车间大拉床上的厂标“济南第二机床厂”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我们的机械工业能造这个，不错嘛！以我国自造设备为主，适当进口些高精度设备，这样武装现代化工厂的道路和经验值得总结。”

　　当负责同志介绍二汽自筹资金分期建设的续建计划时，邓小平点头称赞：“我看过国务院批准你们这样做的文件。”接着又问：“四川大足汽车厂是不是可以照二汽的办法办？”
　　总装厂摆放的各种型号的东风系列产品，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兴趣，他说：“一定要注意品种系列化的生产，汽车厂也可以生产非汽车产品。二汽注意满足军用这是好的，但是从长远、根本看，主要应搞民用的，军队要车，第一批要得多，以后就逐渐减少。你们又搞５吨，又搞８吨，都是民用的，这很好。”
　　观看军用越野车爬坡表演时，邓小平说：“两吨半越野车，我知道，听说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还立了功，部队很欢迎。”看到越野车爬上３２度的陡坡时，他点了点头：“能爬上这么陡的坡，部队当然欢迎喽！”
　　汇报到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希望合作的时候，邓小平笑了：“那好呀，雷诺汽车厂我知道，２０年代我在这个厂做过工。从这个情况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目前资本主义国家汽车好像已经饱和，还有生意可做。既然汽车可以出口，其他机械产品也应当能够出口，这说明外贸潜力很大，只要把质量搞好就能出口。”负责人汇报其他企业采用多种形式筹组联营公司的设想，邓小平说：“应当这样搞，不这样不能打破‘小而全’，这是保护竞争、促进联合，二汽这样的大厂，应当作为中心，带动几个省搞专业化协作，把专业公司组织起来。”
　　在铸造一厂，看到干净整洁的车间，邓小平感慨地说：“一般铸造车间都很脏，这里却比较干净，温度也适宜，这不仅对工人的健康有好处，而且对铸件的质量也有密切关系。”
　　邓小平对二汽的评价是：“二汽生产好，管理也不错！看了二汽说明我们中国的机械工业是不错的，有许多设备可以造，汽车能过关嘛！机械行业行，别的方面也行嘛，就是说，从汽车工业可以看出机械工业的水平。”
　　７６岁的邓小平对二汽有３８岁的厂级领导王兆国等年轻干部尤为高兴。在视察完二汽回武汉的途中，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对陈丕显说：“二汽领导中的青年干部不少，有个副厂长，还有一个分厂的副书记，一个３８岁，一个３２岁，又有多年领导经验，而且有文化、有专业知识，表现也不错。这可以看到，我们党是有人才的，有干部的。”
 批准汽车业与外资“结婚”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我国进口外国轿车较多，外汇吃紧，国家考虑搞轿车组装，以产顶进。那时对老百姓来说，私家车更是遥远的不敢想的梦。
　　１９７８年，国家决定在上海建一条轿车组装线。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和一机部副部长饶斌写报告给中央，欲利用外资改造上海牌轿车。一机部向国际著名汽车企业福特（美国）、通用（美国）、日产（日本）、丰田（日本）、雷诺（法国）、雪铁龙（法国）、奔驰（德国）、大众（德国）等发出邀请函。
　　丰田以正在和台湾洽商３０万辆汽车项目婉拒，奔驰称不转让技术，其他公司都表示有兴趣。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１日，美国通用派出大型访问团同我方谈重型汽车和轿车合作项目。在谈判过程中，通用董事长汤姆斯·墨菲向我方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我方知道英文“ｊｏｉｎｔ”是“共同或共担”，“ｖｅｎｔｕｒｅ”是“风险”，连在一起应该是“共担风险”，但当时对它的确切含义并不完全明了。于是墨菲就让他手下的一位经理向我方详细介绍了“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的含义：就是双方共同投资、“合资经营”企业。这位经理介绍了合资经营企业的种种好处、怎样搞合资经营以及他们与前南斯拉夫建立合资经营企业的经验等。
　　墨菲补充道：“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听了这番介绍，我方代表一方面感到新鲜，增长了知识；另一方面则认为，尽管他们说得头头是道，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搞合资经营？特别是墨菲口口声声说，合资经营就好比是“结婚”、“建立共同家庭”，就更不可思议。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同你“结婚”吗？
　　按当时的规定，凡是比较重要的对外谈判项目，都要向国务院引进办公室写简报，我方代表团也就把情况如实上报了。出乎意料的是，这份简报竟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当时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副总理谷牧看到简报后，认为很重要，立即批请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各位领导传阅。邓小平阅后不但画了圈，还在简报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写下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重要批示。大家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惊喜，禁锢的思想一下子被解放了。
　　后来，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向邓小平请示轿车项目，问到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时，邓小平重重地说：“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嘛。”邓小平一锤定音，改变了中国轿车工业的命运。当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正值“解放思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期，这么大的项目而且是与外资合作，谁也不敢拍板，只有邓小平有这个胆识和气魄。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１日，由副部长饶斌带队，第一机械工业部赴美与通用汽车公司进行合资经营谈判。出人意外的是，该公司的决策机构竟然否决了董事长墨菲与中国搞合资经营的意向，使谈判未能继续进行。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却对与我国搞合资经营很感兴趣，捷足先登与有关方面进行了积极接触。
　　１９８４秋，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访问德国，专程去德国大众总部参观访问。１０月１０日，作为中德双方最大的合资项目，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德两国总理出席签字仪式。协议明确上海大众总投资１．６亿元人民币，中、德各占５０％，合作期限计划２５年。１０月１２日，李鹏陪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出席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奠基仪式。
　　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１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到１９９０年，经历了５年“炼狱”，上海大众的桑塔纳轿车达到了年产６万辆的能力，发动机开始出口，国产化率提高到７０％以上，并开始实施第二期工程，与国外联合设计开发第二代桑塔纳轿车。从此，上海大众结束了轿车散件组装的历史，踏上了现代化轿车制造的征程，建立起自己的零部件配套体系，实现了上海轿车业崛起的目标。上海一步跨越３０年，创造了中国造车史上的奇迹。
　　对于上海大众的发展，邓小平始终极为关注。
　　１９９１年２月６日上午，邓小平在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的陪同下亲临上海大众视察。在现代化的厂房和全自动流水线面前，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一辆辆桑塔纳轿车从流水线上驶下来，感慨万千地说：“上海与德国的合作是成功的！”他回忆往事：“‘文革’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和‘四人帮’吵过架，才１万吨的船吹什么牛，１９２０年我去法国的时候就坐５万吨的外国邮船（法国“盎特莱蓬”号）。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１０万吨、２０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如果不开放，我们造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乘红旗轿车检阅陆海空三军
　　１９８４年６月，中央给一汽下达了一项十分艰巨而重要的“第一任务”：为军委主席邓小平制造两台在庆祝建国３５周年盛大阅兵式上乘用的红旗防弹检阅车。
　　当时一汽的轿车生产正处于停步状态，因为红旗轿车已经停产，正在转型生产ＣＡ６３０红旗旅游车，若要再生产红旗特种车困难非常大。但是一汽的造车人一想起邓小平对民族汽车工业的关怀和支持，就下定决心，条件不具备创造条件也要完成任务。于是，一场高质量、高水平、高速度的轿车生产硬仗在一汽轿车厂专用车间展开了。
　　制造现代化的红旗检阅车有三大难关，一是要采用特殊材料（炸弹都炸不坏的装甲钢板，可以升降的防弹树脂玻璃等）达到防弹性能；二是要采用最严密的设计使自动活动顶篷在缩放时不响轿车的整体形象；三是要保证升降脚踏板能自动平稳迅速升降。当时某种材料制造技术只有美国有，要得到这种技术很困难，一汽决定和国防工业系统密切合作，自力更生生产这种材料。
　　时间紧，任务重，一汽立即组织了攻关队。设计人员开动脑筋、工人师傅大胆创新，领导干部和职工夜以继日苦干。经过全体攻关队员的努力，红旗特种检阅车终于试制成功。它不仅解决了活动顶篷的伸缩问题，而且攻克了自动升降脚踏板及全部电控难关，使发动机的操纵稳定性达到国外同类车水平。样车试制出来后，又专门到靶场进行实弹射击，还投掷手榴弹发射火箭筒进行“摧残”。试验结果，安全性能良好。
　　防弹检阅车整体设计雍容华贵又威武庄严，整车长、宽、高取最大尺寸。发动机结合一汽生产情况自行设计，车身设计在结构上吸取了克莱斯勒、林肯、凯迪拉克三种美国大型轿车的优点，体现了我国当时轿车生产的最高水平。一汽人以饱满的热情和忘我的劳动，提前１１天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
　　国庆节前夕，当两辆崭新的红旗敞蓬检阅车发往北京时，人们高兴极了，派出最好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北京南苑机场连续３天进行道路试验。国庆节的前一天，即９月３０日晚８时，红旗检阅车以雄伟的英姿开进了中南海。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日国庆３５周年大典，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那是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展示军威、国威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崭新成果的一次大盛会。上午１０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雄壮的军乐声中走下天安门城楼，由阅兵式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上将陪同，乘坐牌号Ａ０１—３４３０红旗ＣＡ７７０ＴＪ敞篷防弹检阅车检阅陆、海、空三军将士。此时此刻，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这位世纪伟人和他乘坐的红旗检阅车。
　　国庆３５周年阅兵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是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形势下举行的。受阅部队１０３７０人，各种作战飞机１１７架，导弹１８９枚，坦克装甲车２０５辆，火炮１２６门，火箭布雷车１８辆，轻武器６４２９支（挺），汽车２２１６辆，组成４６个方（梯）队。其中地面方队４２个，包括１个仪仗队，６个军事院校方队，５个徒步方队，水兵、空降兵、女卫生兵、武装警察各１个方队，２个３０２反坦克导弹方队，７个炮兵方队，１个火箭布雷车方队，１个５２３轮式装甲输送车方队，３个六三式履带装甲输送车方队，６个坦克方队，１个海军导弹方队，２个地空导弹方队，１个战略导弹方队，男女民兵各１个方队。

　　红旗车载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徐徐驶过长安街。“同志们好！”“首长好！”呼声随着检阅车所到之处此起彼伏。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３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国庆首都阅兵总指挥秦基伟分别给一汽签发嘉奖令和慰问信，表彰一汽在国庆阅兵中的突出贡献。至此，这个曾经令世人引为骄傲的汽车王子，因一代伟人邓小平的乘坐再次被戴上更加耀眼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