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之时接到出访任务

　　进入1966年，全国的政治气候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微妙的变化由文化艺术领域逐步向政治领域渗透，由文化艺术领域的争论演变为政治上的论争。
　　首先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化艺术领域的学术争论此起彼伏。接着，这种学术争论，在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不断推波助澜和授意之下，逐步往历史纵深和政治生活等领域扩展，让人们嗅出了某种来者不善的山雨欲来的味道。处于政治高层的领导人，对这种来者不善的味道更为敏感和警惕。2月初，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名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称《二月提纲》），意图将这种“学术争论”控制在文化领域。
　　但是，事情并未按彭真等人努力的方向发展。2月2日至20日，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召开了只有几个人参加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和江青的名字第一次紧密地连在了一起。此时，谁也没有想到，随着林彪、江青的政治合作，“文化革命”会把全国推进到一片狂热混乱的海洋之中。
　　就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应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的邀请，从3月26日到4月19日对三国进行友好访问，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以及其他随行人员陪同访问。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此行和以往一样肩负着对外友好发展的神圣使命，从准备出行到正式成行，一切依照正规的程序进行着。
　　刘少奇的专职摄影记者身体不适，这次出访随行的摄影记者是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他平时在拍摄刘少奇国事活动新闻照片时，感觉刘少奇是一位严肃、认真且严谨的首长。但是，这次杜修贤感觉到刘少奇比以往多了一些沉默，这种沉默让他有些不安…… 的确，杜修贤的感觉是对的，因为在刘少奇内心深处存在着丝丝隐忧。
　　那还要追溯到1964年底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当时，中央已明确决定，毛泽东退居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所以，工作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会后，江青请毛泽东、陶铸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随后，毛泽东要求陶铸：“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各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毛泽东亲自在会上讲了话。散会后又将原参加会议者召集拢来，继续开会，这让刘少奇感到不安。
　　12月26日，是毛泽东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同志来吃饭，包括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劳动模范在内一共三桌。这次生日宴会，毛泽东再次表达了他对刘少奇的不满，说了很多“话中有话”的话，搞得寿宴没有了做寿的喜庆气氛，特别是毛泽东说出的“独立王国”四个字令人紧张而困惑。刘少奇听说后，倍感不安。

                           国外鲜花铺路，国内风雨满楼
　　就在刘少奇出访专机在北京机场腾空而起时，他心中的隐忧正由江青、林彪、康生等人扩大形成一股政治暗流，而他很快就要被这股可怕的政治暗流彻底吞没…
　　专机在碧蓝的空中飞了3个多小时，下午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一般情况，中央领导人出国访问，飞机都要降落在边疆城市加油、补充给养。第二天上午，刘少奇、陈毅由新疆自治区领导陪同，一同去参观新疆工业展览。走进大厅，这时刘少奇从衣兜里掏出一包“中华”牌香烟。看看四周是油亮的木质地板，他犹豫了，把烟就这么一直夹着，直到从展厅出来才点燃。整个参观中，他很少问话，只是非常仔细地观察每一件展品。他在一份说明书前逗留10 来分钟，几乎是躬着身子贴着玻璃吃力地阅读。见他这样专注凝神，杜修贤不由地举起相机，抓住了他神情凝重、目光深沉的一瞬间。
　　看完展览，刘少奇和自治区的领导座谈。会上，刘少奇打破沉默，思路非常敏捷，谈吐沉稳。一头银发给他有涵养的气度增添了威严，让人感到有种说不清的非凡魅力，是自然流露的庄重感？还是分寸得当的权威感？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第二天中午，访问团离开乌鲁木齐前往第一站——巴基斯坦。刘少奇等由欢送的人群簇拥着走向飞机，刘少奇同自治区领导人握手告别后，正想登机……他突然转过身，退着步子朝欢送的人们挥手。杜修贤连忙驻足，将镜头对准刘少奇依依惜别的挥手…… 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刘少奇最后的出访，最后的挥手。
　　中国代表团到达巴基斯坦已是下午。他们乘坐的汽车刚跑到街道上，立即被从四面八方拥来的群众围住了。黑压压的人群，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鼓掌声…… 汽车仿佛被这沸腾狂欢的场面搞懵了，突然熄火窝在那儿不动了，人还在不断地围拢…… 这时，一阵尖锐的哨声响起，人群开始朝街道的两边移动，为刘少奇一行乘坐的汽车闪出行车道。有的人不甘落后，不停地朝前挤，立即遭到警察的严厉阻止。
　　车子开动了，群众又随车拥向刘少奇、陈毅等的住处……车子几乎是被数万的群众抬担架似地抬到国宾馆门口的。
　　刘少奇和陈毅脖子上套着巨大的彩色花环。彩色花环映衬着的刘少奇，脸上不再是忧愁的眉结，而是明朗由衷的笑容。
　　3月28日上午，刘少奇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陪同下参观巴基斯坦兴建中的新首都伊斯兰堡，下午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陪同去拉合尔访问。
　　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的历史名城，西巴基斯坦首府。中国客人在这里再次受到了热烈欢迎。
　　当刘少奇等乘车从拉合尔机场去省督府时，受到了近 100万人的极其热烈的欢迎。道路两旁的树上、房屋上，都高高低低地站满了人，人们挥舞着旗帜、彩带。
　　突然，两旁的欢迎队伍失去控制，拥挤的人群冲破警察的警戒线，兴奋地站在马路中央高呼欢迎口号，争先恐后要近距离目睹中国领导人的风采。青年人、老人和天真的儿童都争着把手伸进汽车窗口，同中国客人握手。杜修贤忙得满头大汗，只恨自己的快门不快，双腿不长，跑不过来也拍不过来这些令人热血沸腾的画面。
　　鲜花、笑容、欢歌……铺撒在中国国家主席友好访问的路途上！
　　与此同时，国内政治风雨更加狂烈。彭真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于4月10日被中央下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彻底否定。这就意味着前一段时间的学术讨论冲破了文化的范畴，终于进入了政治领域，一场大风雨、一个大漩涡即将形成。

                                 回国才知国内出了大事
　　4月17日到19日，刘少奇对缅甸联邦进行友好访问。缅甸联邦是刘少奇此行访问的最后一个国家。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与刘少奇多次相见，彼此熟悉而亲切。4月19日，刘少奇完成了出访三国的任务，挥手告别美丽古老的仰光飞回了祖国。但是，飞机没有直接飞回北京，而是降落在昆明，因为访问团在此要做一次短暂的休整，刘少奇和陈毅还想借此视察一下地方工作。
　　刘少奇一到昆明就向北京发出两封电报：一封发给周恩来，由其转毛泽东，报告已圆满结束对友邦的访问回到昆明，提出要去西双版纳看看，那里有十几万知识青年在开垦橡胶园。并请示毛泽东，自己回京后，可否安排一次见面以汇报出访情况。另一封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向中央请假一星期去西双版纳等地调查研究，慰问知青。
　　同时，刘少奇也知道了在离开北京这段时间，中央又出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曾是他的左臂右膀；第二件大事，中央下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全班人马都是极“左”路线下的新秀。
　　但刘少奇说什么也无法将这两件大事与自己日后遭遇联系起来，毕竟“文化革命”这个字眼还是平和、斯文的，是一场远离战争生死、同时也区别和平年代名利场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运动。
　　尽管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那样令人不安，但刘少奇依然按照国家主席的职责和分工安排他的工作行程。就在刘少奇、陈毅准备乘汽车赴西双版纳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紧急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接到通知后，刘少奇、陈毅马上放弃到西双版纳的计划，乘车前往昆明机场。第二天，刘少奇、陈毅走进杭州会场。刘少奇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突如其来的杭州会议会是他生命中的一张黑色请柬。毛泽东在此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实际上就是一次为发动“文革”作准备的会议，是一次批彭真和《二月提纲》的会议。
　　杭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回到北京。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
　　十年浩劫，就是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可以说，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是他最后一次履行国家主席的外交职责，最后一次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亮相国际舞台。“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