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周恩来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为中国现代化奠定坚硕基础，他睿智地选择承继，按实际环境及形势，针对时代难题，逐一实现现代化政策，以务实承容态度，吸收外来文化精华而不失自我本质，吸收外来现代化策略创造性地转化为本土现代化策略，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中国现代化必须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思想;中国现代化必须正确处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互动平衡的思想;关于尊重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思想;关于中国现代化是全盘现代化的思想等，为中国21世纪现代化奠定不可动摇之基础。这些思想对于迈入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前瞻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周恩来 现代化 思想

　　［作者简介］ 叶国洪，博士，香港浸会大学。

　　周恩来是动态战略家，为中国现代化持续发展制定动态战略 ［1］ ———战略随客观形势改变而改变。鉴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周恩来坚定地认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 ［2］ 。在周恩来眼中，民族化（民族独立自立）是首要目标，但不等于民族传统牢不可破、凡事优越，他主张择优保留，并不死抱传统，亦不盲目抛弃传统，他主张改革不合理制度，合理的仍保留。 ［3］ 周恩来在青年时发表的文章中，批驳了“国匮民贫”是由于“奢”的谬论，论述了发展科学技术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的关系。 ［4］ “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 ［2］（p.237） 掌握现代化推动权后，周恩来又作出战略微调。

　　1953年9月，周恩来在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时指出:“首先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2］（p.109） 。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开宗明义地讲:“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2］（p.132） 1957年他就提出:“各有关部门必须协调地进行工作”，“全国科学研究力量，应该统筹安排，一方面是适当分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密切协作”。 ［5］ 周恩来在1963年1月的一个讲话中说:“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2］（p.412） 科学技术是关键，周恩来认为，科学是国防的决定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 ［2］（p.182） 。1975年1月，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周恩来已经身患重病，在向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还重申1964年12月遵照毛泽东指示向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分两步走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号召全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 ［2］（p.479） 改革开放是周恩来现代化战略的潜台词。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落脚点。……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2］（p.440） 同时，“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2］（p.180）

　　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周恩来主张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还必须向外国学习，而且要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2］（p.441） 。他洞悉到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垄断独占，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善于向别的国家人民的创造学习。科学技术进步是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发达的关键，各国的科学技术都应当在国际合作和交流中共同求进步。开放引进，发奋学习，才能赶上时代潮流。自力更生，不是盲目蠢干，自力更生包括勇于学习，从学习外国中争取有效地自力更生。

　　周恩来指出:“我们应该承认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不反对对苏联要学习，对兄弟国家要学习，对世界上一切国家……就是日本、英国和美国，也要学习。”“除了他们的国家制度我们当然不学以外，他们资本主义生产上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6］ 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强调“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艺术是精神产品，更加应从本民族出发”。他还指出:“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我们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鲜、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欧的文化。” ［7］

　　以教育为例，许多人以为国际化是近年全球经济国际化的成果，其实早在18、19世纪时期，殖民帝国主义者早已利用武力将其母国的高等教育体制输出到殖民地去，而殖民地在被“同化”的过程中，在殖民地统治者眼中就是国际化了 ［8］ 。自从1989年苏联共产主义崩溃后，冷战结束，国际社会更趋“国际化”，而另一逆流却出现，内战频仍（如南斯拉夫，回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困局中，高等教育更陷于萎靡不振之境地），可见国际化并非一帆风顺。 ［9］ 关于国际化的理论颇多，就教育国际化而论，首先，驱使某地区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原动力，最重要的莫过于经济因素。国际化人力资源有助于开拓国际市场，招徕外宾，引进先进科技，对企业和国家经济是有一定程度的贡献的。 ［10］ 教育国际化能辅助国家提升形象，留学生可作为母国到异乡的亲善大使，有助母国外交的展开。 ［11］ 而“外销”或大量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更能为国家带来丰厚的进账。 ［12］ 随着冷战时代结束，国际间合作机会倍增，加上信息科技一日千里，迈向国际化是大势所趋。“科学教育兴国”和“持续发展”两个重要概念贯穿着国际化路线。 ［13］

　　周恩来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且是为这种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旧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推行奴化教育、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是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新中国的教育与旧中国的教育根本不同，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必须适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接收过来的旧教育作根本性质的改革。” ［14］ 周恩来主张:“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资产阶级教育总结了我们一些知识，也使我们获得了一些组织能力，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受到资产阶级教育，不能光说不好，它对我也有启发。这样说才全面一点。” “我们在实行教育改革的时候，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是一种偏差。” ［14］（pp.55，185～186，152） 对于外国的文化教育，他也同样持分析态度，他说:“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是不是说欧美的文化就一无可取之处了呢?不是的”，“我们对欧美文化的态度，是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 ［14］（p.2） 他在谈到19世纪末我国派人到日本和欧美留学时，肯定地说:“当时不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从西方或日本吸收了一些科学知识，使我们民族学到了一些当时需要的东西。” ［14］（p.82）

　　周恩来认为:“教育改革是比较长期的事，要有步骤地进行”，“鲁莽从事，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也是不对的”。“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那是困难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14］（pp.11，42，39）

　　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周恩来又提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 ［14］（p.71） 。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不可能正面批评“大跃进”的错误，就用了比较婉转的办法批评:“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提出要敢于“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2］（p.349） 这几句话语重心长，是富有针对性的。

　　1956年1月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敏锐地认识到“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夜”，“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2］（p.181） 他在后来多次提出“四化”建设任务时，把“四化”的内容改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并指出“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2］（p.412） 周恩来认为“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 ［14］（p.140）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要使受教育的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就是要使受教育的人经过生产劳动，锻炼成为一个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劳动者”，并且进一步说明，他这里所说的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 ［14］（pp.206～207）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居间调停，做出种种危机处理。他善于确立适度目标，能在激进极端观点间起平衡作用，是毛泽东的危机处理人，邓小平是毛泽东之后的改革家，两人都是“左”倾激进主义的矫正者。 ［15］

　　周恩来是中国当代史上伟大的、永垂不朽的历史人物。他的这些现代化思想，至今仍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他为中国的振兴与现代化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带领中国走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现代化道路，渐入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