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人不知道这句话的力量——因为它的指引，中国人的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出现了空前的高涨，社会活力出现了空前的大喷发，于是有了中国近二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
　　而与此同时，原有的财富平均化的状态被打破，一部分人富裕，一部分人被抛向社会边缘。
　　“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理想，今天十三亿中国人的梦想，仍在路上。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980年7月，北京铁路局天津电务大队27岁的二级工黄德江，因为在工资调整中没有评上，往自己身上浇倒柴油，自焚而死。而在千里之外的特区深圳，蛇口工业区第一项工程———蛇口港码头建设，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
　　就是这一年，邓小平刚刚启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春风始度，乍暖还寒。
　　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评定工资也会产生这样的极端事件。但在那个年代，几年一次的小比例调资机会，一旦错过，意味着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之内，很可能就不会再涨工资了。
　　1980年，庞大的中国社会主义航船正在努力挣脱铁桶般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以按劳分配的名义实行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
　　1980年7月中下旬，在视察武汉的过程中，邓小平听取中央负责人汇报制定“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有关情况时说：“要承认不平衡，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国家才有余力帮助落后地区。”
　　事实上，他在1978年就明确表露过这样的意思：“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1980年，中国设立四个经济特区。
　　4年后，邓小平坐专列南下深圳，要亲眼看一看他亲手创立的经济特区到底有什么变化。
　　1984年1月25日上午，在深圳河畔的一个小渔村，邓小平和当地的渔民聊起天来。村支书吴柏森说，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利用和香港一河之隔的优势发展养鱼业、运输业和来料加工业，1983年人均收入达到2300元，家家都是万元户呢。
　　邓小平要亲自验证一下这个数字的真实性，跑到一户渔民家去参观。看到气派的楼房、精致的装修和电视机、冰箱等家用电器，邓小平问，收入怎么样啊？主人回答说，每月收入四五百元。坐在邓小平旁边的女儿邓榕怕听力不好的父亲听不清，大声说：“老爷子，比你工资还高呢！”
　　离开渔村时，邓小平心情极好，但他的头脑很清醒：全国农村要达到渔村这个水平，恐怕要100年。当时同行中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邓小平坚持说：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至少要到本世纪末，还要再努力奋斗50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真正的社会转轨时期。
　　邓小平的忧虑
　　这个时候，成千上万的温州农民开始洗脚上田，走南闯北开始了他们的创业过程。
　　安徽人年广久潜心钻研瓜子的炒制技术，创造出“傻子瓜子”这一品牌，在当地名声大噪。1983年，他雇用的人已经达到103人，月营业额达到60多万元。一些看不惯私营企业发展的人主张对他采取措施，邓小平出面阻拦：“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自此，私营企业的发展势头锐不可挡，出现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
　　在整个80年代，类似的“松绑”政策，促进了十亿人生存方式的重大改变，也在一步步解构计划经济的旧体制。
　　但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开始积累。
　　转轨时期由于旧的法律规章失效，新的尚未建立起来，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难以划清，一些有权力和有胆量的人开始通过打“擦边球”，以各种手段捞取收入。
　　1984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最关键的一步开始实行：价格改革，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后，超产部分价格由市场供求双方解决。
　　同一商品出现两种价格，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被打破，经济出现了生机而乡镇企业从此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原材料，发展势头迅猛。
　　但同一种商品两种价格，相当于一条马路上有两种交通规则在起作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相差数倍，大批“倒爷”在“双轨制”的混乱中产生。掌握计划材料分配权的人批批条子，卖给你几十吨钢材，往市场一转手，大把钞票就来了。
　　计划失控，市场失灵，出现了1988年的经济秩序混乱。一批有权力背景的人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发家致富，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初的社会分配公正问题。
　　1992年，邓小平在垂暮之年前往南方，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在谈到加快发展的同时，多次讲到“共同富裕”问题，88岁高龄的他已经感受到这一问题的焦虑。
　　1992年12月18日，在杭州考察的邓小平翻阅当天的《参考消息》，看到文章《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后，深有所感：“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研究分配问题。”他担心：“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
　　根据他的意见，中央迅速成立了专门研究分配问题的班子。
　　不久后的1993年9月16日，在和弟弟邓垦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再次表露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忧虑：“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实际上，邓小平对于如何解决两极分化，曾有过初步的设想。例如他在1992年南巡中说：“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利益的转向
　　1994年，北京建国门外的某家百货公司展出一双意大利进口的女用拖鞋定价9000元人民币。消息被《北京晚报》进行了报道，隔日，许多北京市民闻风而至，想要一睹“金缕鞋”芳容，没料到扑了空，鞋子早已被一位东北来的大款买走。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富裕群体，包括股票经营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歌星和影星、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承包人和企业管理人员等。
　　这类人数量并不大，但占有财富的数量却在不断攀升。据官方机构测算，进入新世纪，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到45％。
　　2004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一份收入调查显示，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
　　贫富差距何以在短时间内扩展到如此之大？多年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华社老记者杨继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说：市场经济的缺陷拥抱了计划经济的残余。
　　“市场的本质是追逐利润，市场自由运行的极端结果是两极分化，这就需要用政府来缝补市场的无能和缺陷。而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形态，缺乏制衡的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
　　按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的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社会财富合理公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已经到了转变的前夜。
　　直面共同富裕
　　2002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大，标志着中国的发展思路进入了新阶段，提出了“全面小康”的概念，注重缩小地区、城乡、各阶层之间的差距，加快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发展，要求现在没有达到小康水平的地区和阶层，都要在2020年前达到。
　　一年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2004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拓展为“共同富裕”。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开始倡导和谋求“共同富裕”，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跨越。
　　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坦承，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而不可回避，必须逐步解决而不可任其发展。
　　科学发展观思想中提出的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当前社会发展的所有重大问题：城乡分化、地区分化、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人与自然的失衡等。
　　缩小差距，共同富裕涉及到各地区、各群体的利益调整，涉及到弱势群体有更力的发言机制和权利保护机制，这就需要社会政治体制有相应的变革。因此，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它是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系统工程，它的启动，有可能是引导社会进行更深刻变革的一个契机。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首要目标，是在21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步，显然也是最艰难的一步，但也是没有退路的一步。
　　这就又让人重新想到邓小平的话———和他一以贯之的勇气。
　　1984年他南巡到广东的时候，住的宾馆后面有座小山。一次，80岁的邓小平像往常散步一样，一口气登上了山顶。下山的时候，当地领导和警卫让他从原路下，这样既好走又安全。邓小平不答应：“我从不走回头路。”他坚决地走另一条没有走过的更为艰难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