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包括邓小平及其同学们的个人档案和他们就读大学的相关馆藏资料，可以解答上面的疑问。档案资料明确显示，邓小平和中共欧洲局党员、中国共青团团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17位同志，途经德国、波兰，最终于1926年1月17日星期日到达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的代表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火车站（原名亚历山大火车站，1922年8月改名为白俄罗斯—波罗的海火车站，1936年5月改为现名白俄罗斯火车站——译者注）迎接他们，并把他们带到苦行广场（1937年改名为普希金广场——译者注）。这里原是一座女子修道院，后成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虽然是休息日，但学校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学生证。当然，出于保密考虑，大学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头一件事就是给学生起个化名，起化名时比较随意，一般不会考虑太久。当时，邓小平得到了多佐罗夫这个俄文姓氏。邓小平的朋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欧洲支部负责人傅钟的化名是阿列克谢·戈奥尔吉耶维奇·基万科夫（参见基万科夫（傅钟）个人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251；达尼利内姆（邓绍圣）个人档案，卷宗1637。），而邓小平的叔父、同样来此学习的中共党员邓绍圣的化名是弗拉基米尔·尤利耶维奇·达尼利内姆。随后学校给学员分配了宿舍。宿舍是1919年3月30日被布尔什维克关闭的修道小室。

当时，修道院被移交给军事和海军事务人民委员会改作兵营，两年后东方大学的学生就替代了托洛茨基的士兵，而这座建筑则划归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那时大学也隶属于委员会，由它管理。1923年，由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被裁撤，大学的管理权转至共产国际东方部。大学则被冠以斯大林的名字，因为斯大林曾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委员（此时斯大林已是布尔什维克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党中央总书记）。（参见Д.А.斯皮恰克：《共产国际莫斯科教学中心中国学生培养史：目的、方式、结果（1921—1939年）》，副博士论文，莫斯科，2010年，第44—47页。）

邓小平求学之时，斯大林共产主义大学被认为是苏联最大的大学之一，在读学生1664人，学生的国籍几乎包括了东方所有民族。其中中国学生100余人，且多数从欧洲来。（参见Д.А.斯皮恰克：《共产国际莫斯科教学中心中国学生培养史：目的、方式、结果（1921—1939年）》，副博士学位论文，第46、48页。）

在莫斯科，邓小平遇到了许多法国时的熟人（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国共青团欧洲支部的300多人中有200多人在莫斯科学习（参见《邓小平自述》，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欧洲支部的领导人任卓宣（俄文名：拉斐尔，即叶青——译者注）。在巴黎和里昂时，邓小平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几个月。任卓宣来莫斯科已有两个月，但他用于学习的时间却没有用于社会活动的时间多。就在邓小平来的前几天，任卓宣被选为中共莫斯科支部书记。按照军事纪律，1月19日任卓宣给所有人办理了重新加入这一组织的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