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66名“空降”干部中，目前已有13人升任副部级。其中2013年是这批干部的收获之年，在地方工作三年后，这一年共有10人升任副部级。

2010年，中组部组织了66名中央司局级干部到地方任职，与“挂职”不同，“任职”干部的档案、工资关系都全部调走，成为真正的地方干部。同时中央也从地方选拔了63名厅级干部到部委任职。此后中组部在2011年、2012年又组织了两批干部双向交流。

第一批66名空降干部中，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公开渠道统计到61人的信息，至少有13人已官至副部级。未晋级的官员中，大多也在平级调动中获提拔、重用。而63名到中央任职的干部中，提拔为副部级的有4名，大多数尚在原岗位。

这些交流干部的仕途，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京官赴任地方，地方官进京任职，仕途进步的快慢有何不同，有何不同的政途路径？

 

“宰相必起于州郡”

201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时任中组部长李源潮的一篇讲话“领导干部要从基层来到基层去”。讲话提到，干部队伍中“三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衙门）干部多、基层经验少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2009年中组部一项统计，中央机关司局级干部中，来自高校应届毕业生的高达44.6%。

李源潮引用了古语“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说明基层经验的重要性。之后中组部决定各中央机关派出60名正局级干部到地方任职锻炼，同时也从地方挑选60名正局级官员赴京交流任职。

经过差额选拔，最终确定66名局级干部调任地方，担任副省级城市常委、副市长，省直部门正职，地市党政正职、副职等。

担任部门领导的，基本要“专业对口”。如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郭运德调任天津市文广局长，国家安监总局四司司长杨富调任广东安监局长，国防科工局总工吴忠琼调任辽宁科技厅厅长。

更多的“空降”干部都担任了党政领导，其中担任了市委书记，或地级市市委常委兼下辖的县（市）委书记的9人，全部安排在中西部。如贸促会办公室主任周学海担任兰州市委常委兼榆中县委书记，环保部财务司长舒庆担任郑州市委常委兼荥阳市委书记。

66人中有6人生于1950年代，其余60人生于1960年代。平均年龄46.5岁，最大的时年54岁，最小的是时年41岁的原团中央组织部长万超岐，调任西藏阿里地委书记。

与以往“挂职”不同，这次全部是“任职”。其中一位局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过去有到地方挂职的经历。一般挂职是副职，一两年就回原单位，有“镀金”心理，工作深入程度不一样。任职不一样——你成为地方干部了，有的还担任正职，责任感是不一样的，对自身来说也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干好了提拔，干不好就在地方退休。

现任内蒙古乌海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刘惠，原来是供销总社国际合作部部长，那次集中下派时，他调任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兼新城区委书记。他到任一个月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地方接触的面非常开阔，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都要考虑到，感觉时间不够用。“对干部的培养很有帮助”。

2012年5月，中组部召开了一次交流干部座谈会，由团中央学校部部长调任南昌市委常委的李小豹说，在团中央时，很多工作可以按部就班、等领导指示，但在地方，经常是遭遇战、突击战，需要当机立断的勇气和实时应变的智慧。

 

对京官的“爱”与“恨”

作为一种组织行为，这些官员的“空降”是受到地方重视的。

2010年10月31日，昆明市召开副厅以上干部大会，宣布张太原、董保同任市委常委，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主持会议。而一般宣布市委常委干部到任，很少会召开全市副厅以上干部大会，也很少由省委常委来主持。

当时有三名中央部委的干部交流到陕西任职，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和省长袁纯清会见了他们，希望他们尽快转换角色，这种规格也很少见。

原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曹清尧那次被交流到重庆，任南川区区委副书记，后来升任区长。曹清尧曾接受媒体采访说，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对他们都给予了很大期望，地方希望通过他们了解中央宏观政策，中央希望通过他们知道地方在实施政策中的问题。

“地方领导都很欢迎我们。”一位赴地方任职的局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中央干部能给地方带去更多资源和项目。

这在上海虹口区委书记吴清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吴清此前任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主任，2010年调任虹口区长，后在2013年升任区委书记。

2012年5月，中组部组织的交流干部座谈会上，吴清说他去虹口一年，虹口在航运和金融业发展中取得了好几个全国第一，一年内虹口的金融机构增加了九十多家，数量翻番，质量也大幅提升。这被认为是中央干部优势的一个典型。

“但地方上同级干部的心态就不一样了。”那位局级干部说，以前挂职时跟地方干部相处非常融洽，因为不占地方干部名额，现在任职地方，关系就复杂了，地方官场的机会和职位有限，空降一人就占了他们好不容易腾出的位置。

这位局级干部到地方工作后，对工作的看法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不能像中央工作时发发文件、搞搞调研了，地方上很多事要反复做工作，对上反复请示，要协调各方关系，“做成一件事很难，要付出很多精力”。

他在中央工作时，同事来自五湖四海，人际关系不太复杂，但到了地方，本地人较多，裙带关系、人情关系比较普遍。几年下来，他的心得是“入乡随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与本地人打成一片”。

 

10人在地方任职三年后获得提拔

按照一名空降官员的书面回复，他们到地方，是“有进步预期”的，希望通过工作上的锻炼，得到提拔的机会。

在南方周末记者公开搜集到的61人的资料中，最早提为副部级干部的是喻红秋。“空降”之前，喻红秋是全总党组成员、资产部部长，2010年10月调任贵州省贵阳市委副书记。2012年4月升任省委常委，官至副部，并兼任遵义市委书记，当年11月回京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2010年10月由国家民委办公厅主任调任深圳市副市长的陈改户，也在2012年5月升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当年7月，原工商总局办公厅主任滕佳材在担任长春市副市长不到2年后，回京升任工商总局副局长。

2013年是这些“空降”干部的收获之年，在地方工作三年后，这一年共有10人官至副部级。当年1月冀文林当选为海南省副省长，原审计署企业司司长王常松从吉林松原市委书记升任省高院院长。8月，原财政部财税司司长史耀斌先后担任湖南湘潭市长和省财政厅长后，调回财政部升任副部长。

目前首批“空降”干部已有13人升任副部，其中有9人是去中西部任职的，交流到沿海和东北的只有4人升任副部级。这符合中央提出的干部提拔向中西部、艰苦地区倾斜的提法。

在13名升任“副部”的人员中，冀文林是个特殊例子。他2010年从国土部办公厅主任的岗位，出任海口市市长。2013年升任海南省副省长。2014年2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

在中组部第一批组织66名中央干部空降到地方任职的同时，也组织了63名地方的厅级干部到中央任职。四年后，无论是被提拔的人数，还是受重用的比例，前者都高过后者。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63名到中央任职的干部中，提拔为副部级的有4名。如原吉林省监察厅长陈蔷，进京后先担任审计署经济司司长，后于2012年1月担任中纪委驻审计署纪检组长。原辽宁阜新市委书记姚志平于2012年担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

大多数由地方到中央任职的厅官，四年后都还在原岗位，少数平级调动。如原重庆人社局局长张季，开始时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局长，目前改任办公室主任。

从中央调任地方的干部中，许多人虽然没有官至副部，但都获得了重用，如李小豹由南昌市委常委提拔为萍乡市长，原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曹清尧也从重庆南川区委副书记提拔为区长。此外至少还有10人已从最初的市委副书记或市长，被提拔成了市委书记。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到的61人信息中，4年内职位没有变动的只有8人，其中包括生于1969年的万超岐。

 

“大多数都回原系统升官”

升任副部级的13人中，分析履历可以看出，在地方获提拔的只有3人，分别是喻红秋、冀文林以及曾任工信部运行检测局局长、现任青海副省长的辛国斌。

另外10人则都是重新回到本系统获得提拔，其中8人是回京提拔，如财政部的史耀斌、国家民委的陈改户等。还有两人虽然没有回京，但也是在系统内提拔。如原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梁桂，到陕西担任杨凌农业示范区党工委书记，2013年被提拔为副部级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这些回本系统提拔的干部，虽然都只是提了半级，在“明格”上没有越级，但在“暗格”上都跨越了好几级。如吴海清从山西晋中市长直接提拔为质检总局副局长，刘俊臣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盟长一职直升工商总局副局长。

按照一般的升迁路径，非省会的地级市市长直接升任副部级干部的几率并不大，省会城市市长如果能接任市委书记，往往会成为省委常委。地级市市长如果先升任市委书记，继而升任副省长，然后平调进京担任部委的副职，一般都会被认为是“升迁”，甚至一些省委常委、副书记调任部委副职都是常见现象。但吴海清、刘俊臣绕过了不少中间环节。

此外，邹天敬从山西省委政研室主任一职直接升任供销总社副主任，跨度也不小。回原系统任副部级官员前，滕佳材是长春市副市长、金学峰是西安市委常委、陈改户是深圳市副市长、史耀斌是湖南财政厅长。这类干部如果平调到经济发达的地级市任党委书记都算“重用”，日后逐级提拔也是不错的结果，但他们都未经历这一过程。

回京干部中，有些人的级别虽然没升到副部，但职务提高了。如原外交部美大司司长从南京市委常委任上回外交部，被提拔为部长助理；原国家宗教局法规司司长陈宗荣从西藏回京后担任宗教局副局长；原安监总局司长杨富从广东安监局长任上调回北京后，升任国家煤监局副局长。

“大多数赴地方任职的干部都是回原系统升官，足见人脉的重要。”一名还在地方任职的干部说。不过自2013年8月，湖南财政厅厅长史耀斌升任财政部副部长后，已半年多没再从这些厅级干部中提拔副部级干部。

这位干部担心，对交流干部的政策或许要调整。十八大之前，中组部一共下派了三批干部，十八大之后未出现集中的双向交流。

“当时虽没明说下去了就会提拔”，这名干部说，但去的都是各单位骨干，大家都觉得提拔的几率应该很大。这位干部说，现在因为觉得下派的干部开始“遇冷”，包括他在内，不少人现在都开始想办法回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