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5日，当爷爷在中南海丰泽园为大伯和大姨举行婚礼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开国元勋纷纷举起酒杯，衷心祝愿这对新人幸福美满，早生贵子。

1950年10月14日深夜，大伯匆匆告别了亲人，一个多月后，他把二十八岁的青春永远留在了朝鲜半岛，给年近花甲的爷爷留下了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遗憾。

因此人们可以想象，1970年1月17日，当我出生的消息传到中南海时，年届七十七岁的爷爷是何等地高兴啊！

尽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未免失之偏颇，但哪个中国人不是殷切盼望着人丁兴旺、儿孙满堂呢？按照常理，当了爷爷的毛泽东该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了，饭后茶余祖孙同声，一日三餐朝夕相处，但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根本抽不出空来。不过，爷爷还是满怀喜悦地给我起了“新宇”这个蕴含诗意和期待的名字。

1976年9月9日，爷爷逝世的消息传来，我跟着父母亲站在爷爷遗像前的那一刻，仿佛长大了许多。但是，真正能够意识到家庭的特殊性、未来的人生追求和人生责任，那还是我长大以后的事。

爷爷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物质财富，我们能继承的，是爷爷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爷爷那些厚重如山、深邃似海的精神财富，完全是全民共享、人类共有的公共资源，而作为毛泽东的孙子，我只不过是更有义务、更有责任使之发扬光大而已。

俗话说，树不括、不成材。我不可能再像爷爷那辈人一样去经历战火硝烟的考验，也不可能与父亲那辈人一样忍受流浪乞讨的煎熬。换句话说，祖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优越生活环境，已经给我压缩和省略了许多需要通过个人苦苦求索才能体验的人生历程。我要传承家风、建功立业，必须从头做起、另辟蹊径。而且，我要走的路不单是我个人的选择，更多的是寄托着党和人民的热切期望，甚至吸引着全世界人的目光。

小时候我非常淘气，上小学时老师管不住，经常完不成作业，还从教室里偷偷跑出去玩。有一次我从窗口跳到外面，被钉子扎伤了脚。为此母亲没少训斥我，但父亲总是劝她不能这样教育孩子。一次，我因为贪玩没有按时完成作业，母亲非常生气，说：“你不把作业做完，今天就别想吃饭。”望着母亲严厉的目光，我害怕极了。饥肠辘辘，我哪受得了饭菜香味的诱惑呀！我心里非常矛盾，吃饭吧，又不敢，可又不想饿着肚子写作业。父亲看不过去了，开始替我说话：“孩子没有完成作业不对，可你不让他吃饭也是不对的。”见母亲没有一点通融的意思，父亲只好赌气说：“那好吧，我也不吃了，就陪着新宇一起做作业。”见父亲较真了，母亲只好作罢。和母亲的严厉相反，我父亲是一位慈父。因为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多岁了，中年得子，他平时对我疼爱有加，很少朝我发脾气。

为了让我打好扎实的文化基础，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我背唐诗，背爷爷的诗词，手把手地教我写字。再大一些，母亲就教我看地图，哪里是黄河，哪里是长江，它们的源头又在哪里？中国有几个高原、几个盆地、几个自治区和直辖市等等。还让我背地名，熟悉各地的地形地貌，哪里又发生过什么历史事件。熟悉了中国地图，又让我熟悉世界地图。母亲说，这就是当年爷爷的学习方法。

这个方法果然不错，它把抽象的东西完全具象化了。因为我脑子里装了一幅地图，一旦说到某个地方，我不但马上能想到那里的气候、物产，脑海里还会浮现出古代乃至近代在那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出过的名人。这让我获益匪浅，在后来我读初中和高中时，地理和历史成绩在班里一直遥遥领先。人对某件事物产生兴趣，往往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我上幼儿园时，老师要求小朋友在每次开饭前讲一个故事，今天你讲，明天他讲。轮到我，我就把小人书上的历史故事或外婆给我讲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大家夸我讲得好，我受到鼓励，更加留心准备和积累了，久而久之，历史知识便成了我的好朋友。一上初中，我就迷上了中国古典小说，有时，一本书捧在手里，连饭也忘了吃。上作文课，我还自编过朱元璋的故事《晨昏钟》，也写过《论荆轲》。而吟唱岳飞的《满江红》，成了我在学校联欢会上的保留节目。平时看电视时，如果屏幕上有京剧传统戏，家人就别想再看其他节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深博大以及她独有的魅力将我深深吸引。

我记得小时候，母亲还总留心跟我讲爷爷的故事。有时候，她还会把报纸上介绍我爷爷的小故事、小文章剪下来给我看。比如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报上介绍“毛泽东学风”，母亲就小心地剪下来，我知道，她是想让我学习爷爷的优良作风。毛家的家风，应该代代相传。

上高中后，我又对哲学发生了兴趣。母亲很高兴，她就当起了我的哲学老师，一有闲暇，就给我讲什么是物质，什么是意识。待我再长大一些，就给我推荐爷爷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我正是在母亲的引导下开始进行哲学方面研究的。

上初中后，我迷上了文史，导致学习成绩有些波动。为了让我尽快赶上来，母亲每天都要检查我的作业，看老师的评语，只要发现我稍有粗心，马上就把我叫到她面前，指出我错在哪里，为什么这么不认真？而后又告诫我： “以后不许再这么马虎！”在这方面，她对我一点也不放任。晚饭后，她时常连电视也不看，趴在桌前辅导我功课，甚至周末也不放松。母亲还经常和我的老师进行沟通，商量对策，正是在母亲和老师的共同帮助下，我的成绩很快赶了上来。

后来，母亲为了扩充我的视野，除了敦促我学习英语，她还让父亲教我学习俄语。教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发现我对俄语兴趣不太大，也就没再强迫我。我再长大些，母亲还教我学过摄影，但遗憾的是，作为摄影家的母亲，她并没有带出我这个“学生”。摄影需要的是耐心和细致，有时为拍到一个满意的片子，一蹲就是大半天。年轻的我没有足够的耐心，因此，无论母亲如何教我，就是提不起我对摄影的兴趣。在这方面，我真对不起我的母亲。

母亲对我的教育，不光是言传，还有身教。母亲有母亲做人的原则，不容破坏。

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没有发工资，还是供给制，组织派了炊事员来，专门给我父亲做饭，那个时候，每天能陪父亲吃饭的，只有我母亲。而我，也只能是自己去食堂买饭吃，因为母亲不愿意让我来沾这个光。她跟父亲一起吃饭，也总是按月交伙食费、交粮票，不愿意占一分钱好处。每次母亲的工资来了，就是买书和交伙食费。

有时候，我父亲要外出疗养，母亲常常陪同。在有的地方人们见我父亲是主席的儿子，不愿意收钱，但每次回来之后，母亲总会让单位如数交上。

母亲爱读书。读书的好习惯贯穿了她一生。

革命战争年代，环境所限，母亲接受书本教育的机会不多，她所接受的，更多的是外婆和各位革命家的“言传身教”。建国以后，母亲开始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成为了一个“读书迷”。小学、中学、大学，母亲都与书本形影不离，参加工作后，刚开始也做着采购图书的工作。而每次发了工资后，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书。母亲对于书，有着很深的感情。

母亲最大的“财产”，也就是满屋子的书籍。因为母亲日常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挤压了读书的时间，所以母亲常常会在深夜读书，有时候凌晨3点多醒了，会发现母亲房间里的灯还亮着。母亲几乎每晚都看书看到深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母亲就吃点安眠药，睡一会儿，早晨起来继续工作。在这些方面，母亲永远都是我的榜样。

1988年，我十八岁了。十八岁，是一个人人生的新起点。

这一年，高考结束后，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爷爷本身就是一个熟读典籍的历史学家，他的一生都在研究中外历史，在历史的得失成败中，找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最宏大的参照系，他的许多政治思想和英明论断、治党治国的领导艺术和内政外交政策以及他个人超众的政治品质，都可以在历史博物馆找到答案。要继承爷爷的精神财富，就必须熟知我国历史，熟读革命史。”

母亲还告诉我，1939年，大伯和我父亲在苏联学习时，爷爷曾两次托林伯渠同志寄书给他们并“所有小同志”，这些书中，就有《精忠岳传》、《三国志》、《水浒》等经典名著。爷爷在写给大伯的一封信中，还特意嘱咐他“要看历史小说，看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

母亲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我愉快地选择了历史专业，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一头扎进了历史的海洋。在研究方法上，我喜欢以古推今，这正好与爷爷倡导的精神相吻合。1992年，在我即将取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前，我在《求是》杂志第二期发表了《不学历史，我们永远幼稚》的文章，在全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人的一生，往往都有最为关键的几步。

我的人生亦是如此。回顾我这四十多年的人生路，最重要的转折都和母亲的指点有关。

当我取得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士学位后，母亲就耐心地和我谈心，她说：“新宇，你已经大学毕业了，当初你上大学选择学历史，我是赞成的，先掌握中国古代史，这一步非常重要，这是基础。可你作为主席的后代，不能光从个人的兴趣来选择研究的方向，还要把它作为你人生的一个转折。我看，你是不是可以考虑研究毛泽东思想。”当时，母亲和我说这番话时完全是用商量的语气，没有一点强迫的意思，非常民主。她非常认真地和我谈这件事情，对我充满了殷切的期待。也许是和爷爷的心灵相通吧，我自上高中时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后来，又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认为母亲的这个建议非常好，正合我的心意。

于是，我进入了中央党校，成为理论部中共党史的硕士研究生，主攻方向是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上中央党校，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对我来说是—个崭新的起点。

我是在党校老师和母亲的培养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入党，也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转折。我入党的时间非常有意义，是临近爷爷诞辰100周年的1993年12月16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不久，我随同母亲去韶山参加爷爷铜像落成典礼。这次的韶山之行，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去向爷爷报喜，告诉他老人家我已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那天，前来出席爷爷铜像落成典礼的江泽民总书记听到消息后，在现场和我握手，高兴地对我说： “新宇，祝贺你！你为我们党输入了新鲜血液！”是的，我的人生自入党那一刻起，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我感到自己肩上一下子沉甸甸的了，我决心从今往后，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党的事业。这是我那时就立下的—个志愿。

我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先是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了四年。我感到收获非常大，因为对我党的历史和一些重大事件的深入了解，都是从那里获得的。母亲还时常教导我要谦虚做人，和同事们搞好团结。我把母亲的话牢牢地记在心上，不但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认可，而且和同事们打成一片，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

(摘自《中华英才》2013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