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习仲勋，1913年10月出生，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1945年，当选中共七届候补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转战西北。建国初期任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被康生诬陷受迫害达1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为其平反。1978年2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不久，中央决定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2007年，《习近平主政广东》一书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为该书作序，指出：“客观反映了习仲勋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革命精神和革命胆略，以及对国家、民族走过的这段重要历史道路进行的深刻思考。”现摘发该书的重要章节。

 

1978年4月5日，木棉花怒放的时节，习仲勋抵达广州。他说，耽误了16年没有工作，我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春满南粤，潮涌珠江。习仲勋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成为南粤大地改革开放的引领者。

 

解放思想重点转移

习仲勋初到广东，就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勇敢地冲破“左”的思想禁锢，掀起“解放思想”澎湃大潮。他主持省委学习会，用实践标准，摆事实、讲道理，不仅对广东建设的历史是非与今后发展统一看法，更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个根本立场上达成共识。

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习仲勋态度鲜明地表示：真理标准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12月11日，中央决定：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伟大转折。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决定调杨尚昆来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

全会闭幕后，习仲勋立即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广泛、深入开展对三中全会公报的学习贯彻。1979年2月，省委组织工作组分赴70多个县市，传达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习仲勋多次指出，三中全会解决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习仲勋热情地鼓励大家：只要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我们就干，胆子大一点。

随着解放思想的逐步深入，干部群众迫切盼望广东局面迅速改变。可是不少人心里还有很多疙瘩，怨言不少。习仲勋对这种情绪感同身受。在他的带领下，省委常委带头整风，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把多年积压在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习仲勋紧紧抓住三个“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大问题，组织全省上下一齐讨论、解决。

首先，解决广东农业落后的问题。习仲勋说，现在全省还有一千多万人口缺少口粮，鱼米之乡没鱼吃，群众怨声载道，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通过整风，有力纠正了极左路线影响下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错误作风。广大干部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积极地把中央政策和地方实际结合起来。

第二，对林彪、“四人帮”在广东的破坏罪行深入揭发批判清查。广东有一大批错案、假案、冤案，被立案“审查”的干部11万多人。搞干部“两退一插”（退职退休、插队落户），使2.8万干部无端受到打击；搞所谓“战备疏散”，把10.7万多人赶出城镇；搞“海外关系”黑六条，给一批干部加上种种罪名。在习仲勋的带领下，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处理这些事件，使干部群众“出了气”，思想又一次得到解放。

第三，对领导班子进行整顿，把干部团结好。广东有不少历史遗留问题。文革中，“四人帮”颠倒敌我，挑动派性，造成严重恶果。习仲勋指出：广东工作要上去，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在省委的强力推动下，各级领导班子得到整肃和加强，老百姓说，共产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又回来了。

经过艰苦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广东得到实实在在的贯彻，加快了拨乱反正的步伐，工作指导思想逐步转变。到1979年底，已基本实现重点转移，走上发展的“快车道”，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奠定了基础。

 

标本兼治破冰前行

习仲勋临危受命，令他困惑的是，一曲《社会主义好》响遍神州大地，但广东为何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出逃香港呢？

盛夏7月，烈日当空。习仲勋冒着酷暑前往偷渡外逃最严重的宝安县（今深圳市）考察调研。这里，是深圳与香港边界，铁丝网蜿蜒逶迤，大鹏湾波涛汹涌，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人员偷渡外逃长期居全省首位。

深圳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共计56万人(次)，来自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水围村村民庄福贤这样描述：“我们村跑了几百人，守边防的民兵丢掉枪都走了，从这里出去要游过深圳河，淹死了多少人？死尸漂来飘去……”

在沙头角有名的中英街，几块“界碑”，把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习仲勋看到，街道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鲜明。香港那边人潮涌动，商品玲琅满目，内地这边却一片萧条，破烂不堪。

暮色苍茫，习仲勋前往莲塘收容站了解偷渡情况，找一些支部书记座谈，鼓励他们说真话、说实话。他问一个支部书记：“为什么要跑到香港啊？”支书说，“那边找工作容易，生活好，我们这里很困难啊！”他还直言不讳地说：“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习仲勋没再说话，他在沉思：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为什么要逃往资本主义的深渊，香港的诱惑力到底在哪里？

事实使他清醒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中国刚成立时，广东与香港的生活水平相差无几。但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上十年动乱，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而香港却利用世界产业大调整之机，实现了经济腾飞，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深圳河两岸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1978年，宝安一个农民的年收入只有143元人民币，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的年收入是1.3万多港币，相差几十倍。人们都说“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

这些情况，使习仲勋大为震撼，他说：“一条街两个世界，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定要想办法发展起来。”听到宝安干部提出，希望尽快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吸收外资搞好来料加工时，习仲勋语出惊人：“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早在一年前，邓小平就曾在广州讲过逃港问题，当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时，邓小平插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

1979年，广东发生第三次逃港大高潮，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各收容站人满为患，习仲勋实地察看，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农民，习仲勋流泪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6月10日，习仲勋在省委会议上强调，一定要刹住这股“大逃港风”。6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广东各级党委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刹住外逃风。习仲勋对中央指示高度重视，两次对反外逃作出部署，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他马不停蹄地驱车前往深圳、珠海布置反偷渡工作。8月27日，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反偷渡外逃工作的指示》，1980年1月8日，省政府公布《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制定了操作性强的法律依据。粤港合作，双管齐下，收到了明显效果，偷渡风被刹住。

严酷的现实，使习仲勋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再搞过去那一套贫穷社会主义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提出设立贸易加工区和经济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原省委书记兼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回忆说：“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出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1990年，习仲勋参加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庆典大会，谈起那段历史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包产到户大胆实践

1978年4月，习仲勋首先从农业工作开始，迈开了他主政广东的第一步。然而，却是那样艰难！

1978年的广东农村，生产队人均收入只有77.4元，其中人均分配50元以下的县有仍11个。“三靠队”（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有9万多个，占总数的33.2%，人均月口粮30斤原粮以下的县有11个，生产队有8万多个，占总数的19.4%。粤北、粤东、粤西等山区县处于赤贫状态的农民占15%。

1978年6月，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说：“广东农业要翻身，就要从根本抓起，也就是要分清路线、政策是非，要拨乱反正，认真贯彻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极大地调动农村改革中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他认为，要改变广东农业长期落后的面貌，必须打破旧的经营管理体制。

10月18日，省委决定推广“三定一奖”责任制；又提出实行“五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这种坚持按劳分配分配原则、尊重和保护生产单位自主权的做法，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积极响应。《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走在全国的前列，是中国农业体制改革的最初实验。广东农村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悄悄地进行“包产到户”的实践。过去“偷偷摸摸”搞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纷纷化暗为明；过去想搞而不敢搞的也很快地搞了起来。到1980年底，全省有40%以上的农户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在1979年增产21亿斤的基础上，又增产了11亿斤；农村人均收入达274元，比1979年增收51元。习仲勋还带领省委一班人，结合广东实际，先走一步，进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改革，从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逐步走向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集体经营为主体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经济体制。这是我国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最重要的改革，冲破了传统的农业经济组织模式，开拓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拨乱反正凝聚人心

习仲勋上任之后，一封封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信件，一宗宗骇人听闻的案卷，堆满了他的案头。习仲勋不满足于阅处经过严格筛选后送来的材料，指示秘书经常去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外出抄写大字报，并到接待室直接倾听来访呼声。

在广州最繁华的北京路和中山三、四路，经常贴满了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有一天，习仲勋的秘书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老少两代人贴出的大字报所吸引，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贾延岩出于同情和义愤，忍不住悄悄给这些人出主意，叫他们到省委信访接待室直接申诉。想不到他这样做，受到同事的批评，一个领导的秘书怎么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闹事，影响多不好！习仲勋听了贾的汇报后，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是共产党的干部嘛？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都不是好官！”

1978年7、8月间，习仲勋到梅县、汕头、惠阳调研。在海丰县了解到“反彭湃”事件。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称他是“农民运动大王”，三十年代初在上海被捕，英勇牺牲。“文革”期间，林彪、江青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直接插手海丰，宣布彭湃为“叛徒”，迫害他90多岁的母亲，把其子彭洪迫害致死，还残酷杀害他的侄儿彭科、彭竞等人，甚至把彭科斩头示众。事件造成死160多人，伤3000多人，罪行令人发指！习仲勋听罢大为震惊，立即指示汕头地委要旗帜鲜明，彻底把海丰问题揭开，解决好这一问题。当时，“左倾”势力和“左”的思想仍然猖獗，但是在省委会上，习仲勋不顾这些，拍案而起：必须给此案死难者平反昭雪，惩办杀人凶手！

这项工作阻力重重。讨论时有的人就说，彭湃事件是不能平反的，要平反我就告到中央去。习仲勋就说，你去告吧！坚持要为这桩冤案平反，组织联合调查组，进驻海丰县。当时的地委不承认彭科被杀害，坚持说是自杀。调查组找到曾参与埋尸的农民，并开棺验尸，证明彭洪是被残忍杀害的。1978年11月10日，海丰县委为彭洪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省委、省革委会决定：严肃处理反彭湃烈士的事件。杀人凶手被司法机关严惩。《人民日报》刊发了相关报道。

习仲勋还对被人称之为广东“第一大冤案”的反“地方主义”案件进行复查。广东反地方主义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因为坚持适合广东实际的政策，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严厉的批评，逼迫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人作了检讨。一大批干部受到处分和牵连。第二次是在1957年底，省委作出《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全省受处分、受牵连的地方干部达2万多人。

古大存是什么人？是他，创建了东江革命根据地，家里12位亲人献身革命。他曾带领南方代表团，穿越层层封锁线抵达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古大存当选为中共七届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称他为“带刺的红玫瑰”。

冯白驹，是海南岛“红色娘子军”的领导者。他带领琼崖纵队，远离中央，孤悬敌后，浴血奋战，“23年红旗不倒”。

1956年，古大存和冯白驹当选为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是广东革命的代表性人物，想不到竟以“地方主义”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反党联盟”。“反地方主义”一案，使大批地方干部蒙冤受屈20多年，在海外华侨中也造成很坏的影响。

广东两次“反地方主义”，都是经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根本无法平反昭雪。习仲勋和杨尚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要复查这一历史积案。古大存夫人曾史文见到习仲勋，问他：“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就是为地方主义平反。”

1979年8月，省委发出通知，指出：“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中共中央于1983年2月9日发出通知：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一大批因此冤案而受牵连的干部也先后恢复名誉。30多年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

习仲勋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件平反，也做了大量工作。1974年11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北京路口张贴大字报，揭露林彪集团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指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其表现形式是极左；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反映出上层建筑领域存在严重缺陷。大字报贴出之后，广州为之震动，也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应。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事件”。粉碎“四人帮”之后，“李一哲”不仅没有得到释放，反而被宣布为“反革命集团”。其罪名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李正天等人被判有期徒刑。一批人受牵连被隔离审查和批判。

1978年8月，习仲勋收到李正天的申诉信后，十分重视，亲自处理。省委专门研究“李一哲”案件，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应予平反，并报告党中央。1979年2月6日召开群众大会，公开为“李一哲”一案平反，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习仲勋与他的继任者任仲夷等同志，领导全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共解决了大约20万人的问题。增强了党与人民的团结，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广东先行一步创造了重要条件。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习仲勋过人的胆识和功绩，广东人民永久地记在了心上。

 

先行一步创办特区

珠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南粤儿女从珠江口出发，漂洋过海，走向世界。

当年的广州十三行，商埠繁华，闻名遐迩。然而，随着“康乾盛世”余晖消退，十三行也成为昨日黄花，风光不再。长期的闭关锁国，蒙住了国人的眼睛和心智。令人可悲的是，明明尚未温饱，却夜郎自大，好比井底之蛙。

邓小平讲过：“任何国家要发展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了这个苦头，我们老祖宗吃了这个苦头，‘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经过灾难和耻辱，炎黄子孙终于领悟真谛，作出抉择：中华民族要振兴，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历史的飞跃又一次选择了孙中山的故乡——广东。

1978年4月，国家计委、外贸部考察组来到珠江三角洲，随后到港澳，考察香港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原因。令人难以置信，弹丸之地的香港，一年的进出口总额，竟超过昔日百邦来朝的泱泱大国。考察组回到广州，向广东省领导介绍考察情况，引起习仲勋等人的很大震动。交换意见时，考察组对开拓宝安、珠海的建设规划提出不少好的意见。习仲勋等广东领导打开了思路，解放思想，也向考察组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建议。考察组给中央写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

5月初，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随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的中国政府考察团，赴西欧五国考察。王全国回到广东，习仲勋请他在中山纪念堂作报告，介绍出国所见所闻，讲的人万分激动，听的人激动万分。

发达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建设成就和经验深深触动了广东。突破旧框架、改变旧模式的渴望，在珠江三角洲沃土上不断积聚。这年秋天，广东发挥特殊区位优势,率先大胆引进来料加工企业。

东莞虎门太平手袋厂和顺德大进制衣厂，是全国最早与港商合作，实行“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的企业。一花引来百花开。港澳商人纷纷踏浪而来，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不出几年，广东由农业大省迅速转型为“世界工厂”，闻名海内外。

与此同时，广东不断探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开始筹建深圳、珠海两个外贸出口基地。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问题。常委们认真领会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指示，凝聚共识，决定筹建大规模出口基地。

习仲勋派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认真调研论证，10月，广东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1979年1月23日，经中央同意，省委作出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这是广东根据中央“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精神，冲破闭关自守状态迈出的勇敢的第一步。3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同意两县改设为市，还原则上同意广东提出的对宝安、珠海的规划设想。

1978年11月，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胆进言：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

1978年12月初，中共中央任命习仲勋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后改为省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习仲勋回到广东后，依据三中全会精神提出，广东省毗邻香港，对于搞四个现代化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一份关于港商要求回家乡广州办厂的来信上作出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习仲勋敏锐地意识到高层决策者已经下决心打开国门。他抓住机遇,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推动对外开放。1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报告，决定在蛇口创办出口工业区。
1979年7月，在习仲勋、刘田夫的鼎力支持下，时任国家交通部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的袁庚在蛇口点燃了第一响“开山炮”，震动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蛇口成为打开国门的突破口。

1979年早春二月，省委书记吴南生回到家乡汕头，看见贫穷落后的景象，不禁想起了叶剑英的谆谆嘱托：“家乡实在是太穷啊，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他征求各界知名人士意见，一位新加坡华裔商人对他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吴南生的脑际闪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能否在汕头也办一个出口加工区？2月21日深夜，他迫不及待地向习仲勋发了一份1300字的电报，提出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彻底开放，办出口加工区。

习仲勋十分赞成他的意见。3月3日，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说，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省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向中央提出发挥广东优势，将深圳、珠海、汕头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会后，习仲勋和吴南生前往看望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汇报广东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表示支持，并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4月5日，广东的大胆设想，被习仲勋和王全国带到中央工作会议上。在中南组会议上，王全国发言。习仲勋一边主持会议，一边补充，提出要改变不合理的体制。他大胆假设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上去了”。4月17日，习仲勋向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汇报说，“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他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边界划出一定的区域，进行观察、学习、试验。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及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习仲勋大胆地提出“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真是石破天惊，发聋振聩。要是在极左年代，必定要被戴上“野心家”、“分裂国家”的大帽子。但毕竟时代不同了，他表露的是广东对率先改革开放、请求中央适当放权的渴望。这一富有创意的建议，得到中央决策层的赞同和支持。

会议期间，习仲勋还专门向邓小平汇报。小平同志鼓励说，要大胆实践，并将广东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办的贸易合作区，定名为特区。他还说：“办特区好嘛，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习仲勋说：“希望中央能够支持点钱”。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中央只有政策，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来！”

历史给了广东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6月6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

1979年7月15日，历史定格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50号文件，作出了对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包括：计划制订以省为主；扩大地方对外贸易的权限；财政实行大包干；金融、物资、劳动工资和物价等方面，给地方以适当的机动权；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

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国实行改革的一项重要实验，也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破口。新华社在对外报道中，把它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1979年9月，习仲勋针对贯彻中央50号文件，斩钉截铁地说：“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

1980年初夏，为了增强领导干部的改革开放意识，习仲勋派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应彬和副省长黄静波带领一批地委书记前往香港参观考察。杨应彬后来回忆道：“这批干部回来后，马上又组织县委书记去参观，使大家的思想很快就统一起来。仲勋同志集中了干部好的意见，形成了省委的决心，很快贯彻到下面，使开放改革在全省形成了共识。”

1980年8月，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代表国务院作关于《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会议批准了这一条例，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抗日战争时期，习仲勋参与创建陕甘宁边区这个“政治特区”，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他带领省委一班人在南海之滨的广东再一次创建“经济特区”。

1980年9月下旬，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广东省委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向中央书记处作工作汇报，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大办出口特区。想不到与会的一位书记处书记当场大泼冷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虽然有人不赞成，但广东的大胆构想，得到中央许多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最后，中央形成决议，给广东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这是习仲勋、杨尚昆临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利剑在手，敢问长天。广东凭借好风上青云，敞开胸怀，不负重托，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

 

大刀阔斧锐意改革

习仲勋来广东不久，常常在会见客人时谈起这类话题：为什么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广东不行?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他还与青年学子们探讨一些现在看来也很敏感的热点话题。改革、放开、搞活，现在说起来很轻松，然而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末，却绝非一件容易的事。

面对当时的境况，习仲勋指出：“党内党外的议论中，集中地、尖锐地提出：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局势又比较稳定，为什么农业和各项工作长期上不去？”他分析了原因，指出：“有的同志自己思想不解放，还处处卡别人，使得一些本来可以并且应当早日办成的事，也一拖再拖，落实不了。”“如果不学习，不解放思想，我们今后前进的步子就不可能大，甚至可能寸步难行。”他还强调指出，应对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决心进行改革，“应当根据20多年来的实践来加以检验，并借鉴外国的经验，大胆地走一条中国式的道路。”“要解放思想，突出解决好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问题。”根据中央精神，广东省委、省革委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文件。

习仲勋深入市场进行调查研究。当时，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市场商品奇缺，向城镇居民发40多种限量供应的票证。省委研究决定，以价格改革和搞活城乡流通为突破口。有步骤、分品种放开农产品价格，通过价格杠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刺激生产，满足市场需要。1978年12月，广州率先办起第一间行栏货栈—广州市河鲜货栈，迈开了农副产品放开价格的第一步。

广东对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主要是从1979年起，把过去单一的国家统一定价，改为在国家规定中准价的基础上实行三种形式，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对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从过去单一计划调拨转化为调拨价、浮动价和议价三种价格形式。国务院有关部门派人调查，认为广东走出一条价格改革的新路子。省政府在短短的9个月内，将117种统派统购的农副产品降为25种，这在全国尚无先例。市场放开，难免引起波动。1979年水产品市场放开后，草鱼每市斤从0.8元骤升到3.8元，市民意见很大。1980年只好恢复定价供应，市场又变成“有价无鱼”，市民说还是放开好。于是水产品市场继续放开，不到一年，价格逐步下降了。通过价格改革，粮食、油料、蔬菜、干鲜果等市场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市民得到了实惠。

省委、省革委会又在考虑如何冲破困境，探索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当时的清远县在国有企业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扩大企业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