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我们今天推进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时候，邓小平，仍然是我们时代的鲜明旗帜，他不仅以其光辉的业绩和思想指引着我们，也以其崇高的品格和风范感召着我们。

 

[关键词] 邓小平；政治家；战略家；中国梦；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 A894 [文献标识码] A

 

邓小平，一个举世瞩目的名字。他的一生瑰丽多姿，极具传奇色彩。他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在我们今天推进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时候，邓小平，仍然是我们时代的鲜明旗帜，他不仅以其光辉的业绩和思想指引着我们，也以其崇高的品格和风范感召着我们。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一个叫牌坊村的地方。16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若干年后，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随之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什么动力使邓小平实现了如此辉煌的人生？是始终不渝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对祖国对人民赤诚的爱。上世纪20年代，年轻的共产党人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所写的自传中这样说：“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1]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他所追求的理想和事业，献给了他的祖国和人民。

 

邓小平在1986年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曾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2]坚定的理想信念，邓小平从来没有动摇和改变。1984年3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时曾问邓小平，你最痛苦的是什么时候？邓小平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3]不少外国政要问邓小平能够“三落三起”的秘诀是什么，邓小平回答说，只有一个：忍耐。忍耐，是一个大政治家的特殊品质，是一代伟人的人生积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和忍耐的特殊品质铸就了邓小平的坚强性格，成就了一代伟人的辉煌事业。

 

邓小平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就是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更是特别强调这一点。他指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4]正是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为中国的富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人民的幸福不懈努力奋斗的精神，邓小平实现了人生的最高价值。他领导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将永垂史册。

 

 

实践发展、认识真理、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漠视实践、拘泥传统、固守本本死路一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今天前进中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能指导“改变世界”的伟大实践。

 

邓小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典范。翻开《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一种朴实无华、清新自然的气息便会扑面而来。邓小平的文章里并没有刻意要建构一种什么体系的滔滔巨论，也没有那些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鸿篇说教，有的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而说出的实实在在的大白话，通俗易懂，文如其人。毛泽东曾经多次这样评价过邓小平：他这个人善于按辩证法办事，比较公道，比较厚道，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西方的许多政治家和评论家都习惯地把邓小平称为中国最大的现实主义者和务实派领导人。邓小平自己则这样回答外国客人：我是实事求是派。

 

邓小平从不拘泥于传统，从不固守于本本，而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是他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大贡献。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领导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无不体现邓小平的这种性格和品质。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对农村经济的严重破坏，邓小平引用刘伯承在战争年代的一个形象说法：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力图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了新时期，邓小平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的提出，每一项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制定，无不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固定的模式可照搬，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也就是从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在改革开放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5]正是这样，邓小平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中国引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987年访华时对邓小平说：“你一生中有几个时期是在集中思考一些问题，养精蓄锐，然后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未来，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作。每次见到你，你上次所谈的一些事都已实现了。”“我知道中国有人比你更年轻，但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人比你更有活力。”

 

求实、创新是邓小平一生最典型的人格本色。这对他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工作作风，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处世性格。他的这种性格是在长期的斗争、工作实际和生活磨砺中形成的。如果不是邓小平在改革前夜向全党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性号召，我们就不可能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折；如果不是邓小平正确地分析国情，提出走自己的路，实现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古老的中国就不可能焕发出新的活力，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如果不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果断决策，发表南方谈话，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我们就过不了当时的难关和世界性的冲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邓小平之后，在这个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我们面对的国内外形势又有很大变化，我们党坚持在新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党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保证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邓小平1989年曾对新一代中央领导人提出，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6]“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7]这是邓小平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要求，也是他作为一个开创新时代的伟人的真实写照。

 

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邓小平早年投身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洪流，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战功卓著，在治理西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岗位上成绩斐然，在身系全党建设重任的总书记任内日理万机，在力排“四人帮”干扰、致力于全面整顿的艰苦岁月里果断坚毅，展示了作为领袖人物的雄才大略，体现了作为大政治家、大战略家的宽阔胸怀。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尊重群众，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他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总是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探索新路子；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于调动全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无私无畏，光明磊落，朴实坦荡，不屈不挠，不顾个人安危，不计荣辱进退，总是以大局为重，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来观察和处理各种重大问题；他信念坚定，意志坚强，作风民主，崇尚实干，在关键时刻果断地作出科学决策，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所有这些，都是邓小平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旗帜的内在原因。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观察、思考、决策问题，总是从国内、国际的大局出发，总结过去、立足现在、放眼未来，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作出新判断、提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他提出和回答问题，都不是从小的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国际大局就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新形势，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新特征，要创造和利用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国内大局就是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每临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他总是高屋建瓴、把握全局，坚持原则、灵活应对，及时提出指导方针，果断作出重大决策，从而保证了我们党和国家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不断引向深入。

 

 

80年代初，邓小平已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当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准备出版他的文集并请他写序言时，他这样写到，“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简洁的语言道出了作者宽阔无比的内心世界，这朴素的文字揭示了他一生求索、愈挫愈奋的力量源泉，这平实的自白正是邓小平人生信念与实践的真实写照。

 

1977年7月17日，在决定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讲了如下一段话：“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8]认真品味邓小平这段感人肺腑之言，回顾他带领我们党、国家和人民改革开放所走的惊天动地之路，我们应该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曾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的邓小平，被拥戴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班人”，即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从党和国家长远着想，他坚持不当第一把手，推荐相对年轻的同志到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岗位，但他在新时期的巨大作用是历史性的，是无法替代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通过了《历史决议》和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组织调整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讲话中说：“本来，按全党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候他们还用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9]尽管如此，邓小平总是强调集体的作用，而尽量淡化他个人的作用。他说：“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这个集体是一个民主、团结的集体，保持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总是以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在改革开放的成就面前，他们总是强调集体的作用；对于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他们又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做到了襟怀坦白、无私无畏。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成功，能够为人民所爱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始终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个人与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早在第三次复出之前，他就说过：我这个人犯过不少错误，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他指出，这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后来，他在讲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时还多次这样说过：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在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时，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的同时，坚定地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并主动承担个人的责任。他历来反对别人为他写传，要求人们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他说，改革开放的成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10]

 

邓小平既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大政治家、大战略家，同时，也是一个可亲可爱的长者、公民；既是一位伟人，同时，也是一位凡人，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颗普通人的平常心。他衣着朴素，饮食简单，话语不多，和蔼率真。他不信神也不造神，始终把自己作为人民的儿子，而不是人民的救世主。他喜欢打桥牌，喜欢看足球，更喜欢在大海里游泳。他认为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在他的晚年，他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消失，希望自己能像普通人一样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在家享受子孙同饮的天伦之乐。

 

邓小平晚年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实现党中央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制度化。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就指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11]总结我们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果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是很不健康、很危险的。他多次表示要在自己身体还健康、脑子还清醒的时候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在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过渡的过程中，他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重大举措，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开创性的，对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邓小平一生的奋斗和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

 

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来自于人民，又将自己植根于人民的土壤。他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人民的愿望和需求。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让全体人民群众共同富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1978年9月，在视察东北时，他指出，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会主义要表现出他的优越性，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作了比较系统的初步回答。1986年邓小平在会见贝宁总统克雷库时说“‘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可以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我们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12]正是邓小平抓住了这个根本问题，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正确分析国情，邓小平和我们党作出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指出了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设计、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反复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所以，他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观察和思考一切问题、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据此，他把中国人民引人了真正走向现代化的现实之路，第一次解决了实现民富国强的现代化的途径和步骤。他设计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化。实现这个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战略步骤是分“三步走”，即通过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形成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退休后的邓小平，仍然时刻关注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与邓垦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3]他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用改革的办法去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问题。他希望党员和各级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心中时刻想着人民，和人民群众一起长时期艰苦奋斗，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他希望全体中国人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大家共同努力，振兴中华民族。这些，充分体现了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他对最广大人民群众赤诚的爱。

 

按照邓小平的设计，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将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曾嘱托说：“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行程中，我们要肩负使命，不负重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拓进取，勇往直前。我们要永远记住邓小平、学习邓小平。从他那里，我们可以吸收营养，受到鼓舞，增加智慧和力量。

 

 

[1]杨胜群,闫建琪.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38.

 

[2][3][4][5][6][7][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3、54-55、190、291、298、300、272.

 

[8][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62、642.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社,1982.1143.

 

[12][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158、1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