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党内民主 ：执政党建设的重中之重——访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
编者按：为发挥著名专家学者在教学科研工作中的带头示范作用，中央党校完成了专业技术内设一级岗位首次聘用工作，首次被聘任到一级岗位的教授分别是韩庆祥、侯才、王怀超、吴忠民、张恒山、王长江六人。从本期起，本版将陆续刊登六位教授的学术专访，敬请关注。
王长江,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
作为党建研究和干部教育专家，王长江教授的主要工作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党建课程教学。在党政关系、民主授权、党内民主、执政方式等关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观点。他专于世界各类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学术特点。表现在：一方面，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更好地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提高执政能力，以适应长期执政的需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自己的研究导向和底线；另一方面，他把过去人们想当然地局限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党建”研究拓展为对政党政治和执政党活动的研究，把党的建设问题提升到政党活动的普遍规律来认识，从世界政治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和思考这个重大问题。在科研积累的基础上，他主持创立了政党比较学科，进而带领教研团队，初步确立了党建研究和教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推进了政党理论创新。
用什么来判断党建设得好不好
记者：王老师，这么多年来您一直致力于执政党建设研究，并提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在您看来，执政党建设最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王长江：就执政党建设而言，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发展党内民主。我高兴地看到，前几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这份文件，也把发展党内民主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我们知道，今天的改革不同以往，已经进入深水区。深水区改革最大的特点是，各种深层次的问题浮出水面，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并且这些深层次问题，最终都和一个更大的问题相联系，就是党的建设。例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于又一次提升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带来的首先是党领导市场经济的理念、理论、执政方式和政治体制的转变问题；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不仅仅是要求政府在公权力运行方式上作一些改变，而是意味着执政党转变观念，从建立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更加科学地、合乎规律地使用公权力的角度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至于保持对腐败现象的高压态势，建立健全反腐败制度体系，就更不用说了，本身就是一个党的建设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毫无疑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好，在党的建设上都只要一个选项，那就是把执政党自身建设好。
记者：把执政党自身建设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应该用什么来判断这个党到底建设得好不好？这个问题似乎很复杂。
王长江：用什么来判断这个党建设得好不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如果这个党的每个人都对党的事业有强烈的认同感，每个人都能发扬主人翁精神，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每个人都把党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关心，都为这个党出主意想办法，这个党必定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党执政，没有失去执政地位的道理。人人对党负责，便是党内民主给这个党带来的最大好处。
记者：您一直强调要加快推进党内民主，那么怎样理解当前情况下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
王长江：当前强调发展党内民主，是因为党内民主已经成为认识、思考和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结点”。
首先，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结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于执政党而言，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三个问题，都和党内民主的状况密不可分。科学执政，意味着按照权力运行规律来行使权力，意味着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很显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唯一的执政党来说，来自党内的约束是不可或缺的，是任何其他约束所不能代替的。依法执政，针对的是过去长期存在的党大于法的情况。而之所以会出现党大于法的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党内权力过度集中，缺乏民主。至于民主执政和党内民主的关系，更是一目了然。
其次，党内民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结点。三中全会决定的主旨是全面深化改革。单是从字面上也不难理解，所谓全面，就是改革要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同样忝列其中。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是，考察民主政治在各国发展的历史，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民主有优质民主和低质民主之分。优质民主往往表现为，政党有效地控制了民主的进程，张弛有度，人民得到了民主，社会也保持了和谐、稳定，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低质民主则往往表现为，政党不能有效地控制民主的进程，人们追求自己权利和利益的行为变成了无序的冲突，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得不到发展。我们当然希望高质量的、有序的民主。有序民主需要执政党的引导。从这个意义上讲，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不但会使执政党自身变得坚强有力，而且能对社会民主的发展起很好的示范作用，引导民主政治朝健康的方向发展。这里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应该停一停、给党内民主让路，而是说，在民主政治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推进党内民主的发展，是执政党适应潮流、在改革中保持引领地位的可靠路径。
再次，党内民主是执政党取信于民的结点。我们常说，党掌握了权力，就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更好条件。但是事实上，除了这个正面的作用外，权力还有负面作用，那就是，它往往也腐蚀执政者，使执政党面临腐化的可能。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党中央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在反腐败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坚决态度。不过，腐败只是现象，背后是权力的滥用。腐败现象只是权力滥用到极点产生的结果。防止权力的滥用，最终还要靠民主，靠执政党的党内民主。
民主首先是一个系统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在当前强调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观察到，这些年对党内民主的探索似乎有停止的现象。党内民主方面的创新在党建创新中的比例明显下降，过去已有的一些成功尝试，也有不少悄然停了下来。您认为原因何在？
王长江：依我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其一，世界范围内民主发展出现的问题，对人们对民主的认知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刚才我说过，民主政治是世界大势。但是，看看今天各国民主发展的情况，尤其是一些转型国家民主发展的情况，那里的所谓“民主”确实令人不敢恭维。一些国家在没有进行民主化之前，虽然落后，但社会还算稳定。一搞民主，不但国家权威没有了，社会失序，民众失范，经济也一落千丈，有的甚至战火频起，民不聊生。这使人们纷纷怀疑：民主能不能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问题？
其二，我们对民主政治规律性的把握远远不够。虽然我们党从建立之日起就高举民主旗帜，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民主的向往和追求，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民主的实践是不充分的，民主知识是缺乏的，而且对民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不是受苏共的影响，就是受西方学者的影响。比如，有人简单化地认为，一人一票就是民主，甚至干脆把民主概括为票决制。有人认为少数服从多数就是民主。对民主的这种碎片化理解，导致在实践中对民主把握片面，在不该投票的地方投票，在该由领导干部负全责的地方又搞集体参与，在该选举的地方则把选举搞成纯粹形式等等。这种张冠李戴的所谓创新，没有不出问题的。但是，由于它往往带着“民主探索”的帽子，一旦出问题，人们又很容易把它归结为民主本身的问题，直接导致对民主的怀疑。
其三，既得利益者从中作梗，也是党内民主发展受阻的重要原因。所谓党内民主，简言之，就是让普通党员有更多的权利，在公权力运行中有更多的参与。所以，本质上它是一种权力的调整。而且，由我们党过去权力过度集中的状况所决定，调整的方向往往是限制干部手中的权力，或是分他们的权，把他们的一部分权力还给普通党员。权力被拿走肯定是不舒服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有受益于手中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对党内民主的探索左推右挡，横挑鼻子竖挑眼。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也有一个打破利益固化藩篱的问题。
记者：在当前，您认为应该怎样来推进党内民主？
王长江：根据上面我对党内民主问题的理解，我认为，在当前发展党内民主的问题上，至少有四个问题值得强调。第一，对民主理论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真正对民主的规律性有深刻的认识。第二，要拿出勇气，敢于舍弃一些东西，敢于打破阻碍改革深入的利益固化藩篱。第三，要造成上下互动的局面。尤其要为来自地方和基层的创新提供足够的平台，降低他们的改革风险，鼓励他们的探索。第四，要加强对党内民主制度的顶层设计，切实保障党内民主有序、健康、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记者：请您就这四个问题再深入地谈一谈。
王长江：先讲第一点。我前面讲到，我们民主发展中的许多问题，是由于对民主的理解不够，而不能归咎于民主本身。客观地说，民主无所谓好和坏，它是市场经济发展下的必然。客观存在的东西，有自己的规律性。对这种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应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不能停留在浅层次的争吵上。例如，在我看来，从运行层面讲，民主首先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由许多环节环环相扣连接而成，各个环节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而是按照严格的逻辑相互连接，不能随意颠倒和更改。作为多数人的主人要通过选举把权力交给少数人，权力才能运行起来，这个环节叫作授权民主或选举民主；得到授权的人为了使决策比较准确地反映被代表者的利益诉求，需要搭建一定的平台，让人们有比较充分的意见表达，决策者权衡这些意见做出决策，这个环节叫作决策民主；在决策的形成、执行等过程中充分吸收人们的参与，叫作参与民主；让人们有机会对整个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叫作民主监督。每一个环节都要根据它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遵循特定的规则发挥作用。把这个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叫作民主，或者随意把这个环节上的规则用到另外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导致运行紊乱。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组工会议的讲话中曾对干部任用的“唯票取人”等现象提出过批评。这确实给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在干部任用方面建立了许多新的制度，设置了大量程序，为防止任人唯亲等现象煞费苦心，可是为什么效果不好？就是因为我们不太懂得民主运行的规律，把民主的一些形式拿来用，却未得其中之“道”，用错了地方。
推进党内民主需要很大的勇气
记者：您曾经在一些媒体上谈到，推进党内民主需要很大的勇气，为什么这么说？
王长江：我刚才说过，当前的改革是深水区的改革。深水区的改革留下的都是大问题。我们思考一下，这些大问题为什么是大问题？无非是因为它们根子深，和过去的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体制可以理解为一种权力格局，而权力格局的背后实际上离不开利益格局。所以，事情很清楚：动这些大问题，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要动旧有的格局，要触及利益。触及利益自然比触及灵魂要难。触及灵魂，就是触及思想，只要道理讲通了，观念转变了，问题就解决了。而利益不是道理上说通了，既得利益者就会自动放弃的。
党内民主的推进也是这个道理。过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现在党内普通党员也要来参与，也要做主，自然就有权力调整的问题。尤其是，过去不合理的权力格局，造成的是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调整必然使一些人失去权力和利益，遇到抵触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要看改革者有没有对党的事业的担当精神，有没有打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勇气。人们往往会把这种勇气的大小和改革成功有无希望直接联系起来。邓小平有这种勇气和担当精神，所以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从本届中央推进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人们也看到了这种勇气和担当精神。
说到舍弃，这也是一个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的问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条件下发展党内民主，实际上就是一场自我革命。从过去事无巨细包揽一切，到现在要变成有限政府，从过去号令天下、一呼百应，到现在变成服务型党组织、服务型政府，都意味着不能恋权，要放弃一些东西。没有对历史使命的担当，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就难以承担大业。
记者：您对党内民主寄予了很高的期待，您认为推进党内民主的动力来自何处？
王长江：我始终认为，地方和基层的创新冲动，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强劲动力。之所以坚信这一结论，源自我对地方和基层党建实践的长期观察。大家知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各种挑战、风险和考验。地方和基层往往正是这些挑战、风险和考验的直接承担者。在政府公信力下降、党群关系紧张的情况下，首先遭遇不信任的就是地方党委和政府，那些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干部。发生群体性事件，受到冲击的也首先是这些人。这意味着，党的建设的状况，直接决定他们的生存环境。即使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着眼，他们也有强烈的改变周围环境的愿望，更不要说，那些对党忠诚、有责任感的，在地方和基层大有人在。从这一点上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年来在党内民主方面的许多探索和创新都来自地方和基层。这里面，不能说没有政绩工程的思维在起作用，但大多数创新还是真诚的、有水平的。对一个党来说，这种创新冲动非常宝贵，我们应当满腔热情地加以呵护和肯定。
记者：您一直强调，民主是一个系统工程，刚才您谈的是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对于推动党内民主的意义，您也强调要加强党内民主的顶层设计，请您就这个问题再深入地谈一谈。
王长江：既然民主不是一句话，也不是一种做法，而是一个系统，那就需要对党内民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的思考，在这个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未雨绸缪，有尽可能周全的应对方案。发展党内民主，本来就是为了推动民主有序发展。如果因为缺乏设计而变得无序，就失去了它的意义。这里面确实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认真探索。我举两个方面的例子。
例如，党代会常任制问题。对一个人数众多的政党来说，党内民主的主要形式必然是代议制。因此，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首选。在我们党内，不算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党代会常任制，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此起彼伏的党代会常任制尝试也已有26年，说明我们有比较强烈的想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的愿望。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党代会常任制依然停留在试点阶段。直接原因，就是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没有找到解决的答案。如果发挥党代会的作用，那么，我们党是执政党，就等于党代会要起人代会那样的作用，那人大岂不真正成了摆设？反过来，如果党代会只研究党自己的事情，那还叫什么执政党？如果让党代会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并且真正运行起来，那就必须建立常设机构，这些常设机构和党委是什么关系？和纪委又是什么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党代会常任制就不可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
又如，党内竞争的问题。民主政治中很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如何通过大家公认的程序和规则，把权力交到掌权者手里，实现“权为民所赋”。授权就要有选举，选举的关键是选择。多数人要把权力交给少数人，他们当然要选择让自己放心的人。什么人更能获得他们的认同？这就要有比较，就有被选择者之间的竞争。所以，有选举就避不开竞争。过去我们怕竞争，怕由此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使我们失去控制，于是把选举搞成了没有竞争的认可仪式，这显然极大地损害了我们党的形象，必须下决心予以扭转。我们既然不选择西方那种政党之间进行竞争的模式，那么，允许党内竞争就成为我们的唯一选择。不过，如果真要在党内形成竞争的氛围，那就不是宣布一下就开始那么简单了。对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须进行认真研究，防止可能的负面作用，给予积极的建设性的引导。例如，竞争应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才会是良性的，而不是恶性的？竞争会不会导致出现派别，如何防止党的分裂？所有这些重大问题，都事关党的未来，国家的未来，需要带着高度的责任感来设计和统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