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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纪念: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
2014-09-28 21:17:47 作者:陈金龙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原标题:国庆纪念: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每逢“十·一”国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通过举行庆祝大会与集会、组织阅兵与群众游行、发表纪念文章与社论、出版纪念特刊或专刊、举办展览会与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开展系列国庆纪念活动。这既积极诠释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伟大历程,又有效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形象,促进了国家关系与党际关系的协调。
 
  国家形象建构的必要性
 
  国家形象是国家实态的反映,由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社会形象等多种要素构成。在国与国的冲突中,国家形象能起到威慑敌国的作用;在国与国的合作中,国家形象可以使合作双方利益最大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际冷战化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西方媒体对新中国进行了种种扭曲的宣传和报道,试图丑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形象,由此,软实力传播视域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变得更为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庆纪念,注重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与社会建设成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形象建构,成为国庆纪念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历年的国庆纪念展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党派关系、 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形象,彰显了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完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的经济形象,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军兵种齐全、武器装备先进、国防动员能力强大、军人素养提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形象,确立了教育事业、科学研究、出版事业、电影戏剧和其他艺术事业发展繁荣的文化形象,塑造了社会秩序稳定、社会关系和谐、人民生活改善的社会形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认知与认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为国家外交的展开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提供了形象支撑。
 
  借助国庆纪念诠释外交方针
 
  新中国国庆纪念往往能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和关注,借此机会诠释中国的外交方针与外交政策,有利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增强中国外交方针与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吸引力。
 
  1952年3月,为了保卫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宋庆龄、郭沫若、彭真等11人联合建议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经过积极筹备,10月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有37个国家的正式代表344人、列席代表34人。《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二年国庆节宣传要点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提出,国庆宣传必须解释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目的和意义,即“团结和动员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人民,积极行动起来,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如何实现亚太地区的团结、争取和平?《指示》申明:“团结的基础就是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建立和平相处、平等往来、自主通商、文化交流的友好关系”,“当前争取和平的中心关键,在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就是反对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和法西斯化。”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表达谋求亚太地区和平的外交努力,增强了亚太地区第三世界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惕。
 
  在1954年国庆纪念期间,中共中央要求借各国外宾来我国参加观礼和访问的机会,“宣传我国的国际和平政策,宣传我国与兄弟国家间的亲密团结和友谊,阐明我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各国改进关系、增进与各国人民友谊的愿望。”在这里,我们党借助国庆纪念表达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政策的理念十分明确。1958年国庆纪念前夕,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外事小组关于今年国庆期间对来华外宾进行宣传的意见》,要求对来华外宾阐明关于和平与战争的基本立场:“我们坚决主张和平,我们有力量保卫和平,但我们决不乞求和平,只有通过坚决的斗争才能赢得和平;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战争,我们有力量制止侵略战争,但如果帝国主义要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就有力量和信心战胜它,促进帝国主义整个制度的灭亡。”这明确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反对战争与维护和平的基本观点,对于遏制战争危险具有一定威慑力。在国庆35周年、50周年、60周年纪念时,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也分别表述了中国的外交方针、对外政策。党的外交方针、中国外交政策的表达与重申,有利于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发展。
 
  利用国庆纪念增进国家和党际友好交往
 
  邀请兄弟国家党政代表团、兄弟党代表团、友好国家政府代表团、国际性组织的代表、各国朋友参加新中国国庆观礼和访问,已成为一种惯例,不少外国政要曾出席国庆典礼并发表讲话。比如,1954年国庆活动中, 50个国家的1500余位代表(包括政府性和民间性代表团)受邀参加观礼和访问;1959年国庆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和劳动人民代表团,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文化友好代表团和社会知名人士,以及进步国际组织的代表近2000人前来观礼。对于外宾接待工作,中共中央要求力求体现热情周到、朴素大方的精神,既不寒酸菲薄、得罪客人,也不铺张浪费、造成不良影响。外宾来到中国之后,中国政府举行招待酒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部分外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如1989年10月1日晚,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朝鲜、民主德国、巴基斯坦、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古巴、肯尼亚、布隆迪、厄瓜多尔、蒙古、美国、日本、英国、荷兰等国客人。外宾来到中国之后,除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庆典礼外,往往安排到各地参观访问,以让外宾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中国。
 
  1959年国庆纪念时,对于我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外宾的态度不一,有不少人是拥护派,但也有一些人是怀疑或反对派,少数资产阶级的右派人士则故意挑毛病、找岔子。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要求对外宾进行宣传时,“坚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友好热诚的态度,防止骄傲浮夸,防止盛气凌人。对于外宾提出的各种问题,应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耐心地进行解答,如果经过解释后对方还有怀疑,或者一时还不能接受,应该让外宾保留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盛情邀请并高规格款待外国来宾,使其感受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尊重和礼遇,对于国际关系的协调是一副润滑剂。有学者认为,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出席1970年的国庆典礼,是中国准备跟美国发展关系的信号。由此,国庆纪念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了积极政治效应。
 
  借助国庆纪念鸣谢国际社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每逢国庆纪念,苏联、朝鲜、越南、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等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兄弟党纷纷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表示祝贺。对于这些贺电,毛泽东明确要求“回电致谢”,并令外交部起草对各国贺电的回电。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得到了苏联等国的援助。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往往借助国庆纪念方式表达对兄弟国家、兄弟党及各国人民的谢意。1955年10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答谢苏联军事顾问团祝贺我国国庆的复信中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和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及所有在我国工作的苏联顾问、专家热情、无私的帮助分不开的。对此,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周恩来总理也多次借国庆纪念,感谢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人民给予中国的援助和支持。他在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上指出:“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巨大的支持和援助,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同他们的援助和支持分不开的。我代表中国人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国庆50、6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胡锦涛也分别向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各国朋友和世界人民,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种诚恳致谢,表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真诚谢意,也是促进国际关系和谐、稳定的因素之一。
 
  总之,通过举行国庆纪念,着力建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形象,准确传递和表达外交方针、增进国家和党际之间的友好往来、答谢和回馈国际社会和外国友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而言具有独特的外交功能。在全球化时代,国庆纪念已成为开展国家外交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平台,充分展示中国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致力于推动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方式。
(作者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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