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强调城镇发展中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风貌的价值所在。正在编制的《珠江三角洲全域规划》明确提出珠三角要建设具有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需要营造一个具有历史记忆、有文化底蕴的区域，不断增强地区文化软实力。

珠三角具有依山面海的水乡特色风貌，岭南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而且近代岭南开风气之先，与外来思想文化兼容并蓄，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流传和弘扬，但当前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却逐步受到破坏和威胁。

珠三角在未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过程中，全球化影响更将触及城乡全域，为历史文化保护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心城市可能面临更多保留与拆除的艰苦博弈，偏远的乡村可能难以依靠其地理位置来保护传统风貌，新兴发展地区可能面临众多选择、丧失特色。珠三角全域规划必须梳理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才能更加准确地寻求当代的发展定位，抓住新时期的发展机遇，传承历史文脉，再造魅力故乡。

珠三角历史悠久，文化多元，历经千年，不断发展。在山、河、田、海等独特的地理环境中，珠三角的历史文化中既有本土亚热带水网地区的固有基因，留传的南越文化特色明显；也有来自北方“山风”影响，凝聚了厚重、强大的中原汉文化；还有来自南方“海风”的滋润，受到海洋文化、外来文化的熏陶，形成了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文化特征：务实进取、敢为人先、开放兼容、多元混合。珠三角已经融入了岭南文化中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三支主线，构成了逐水而居、依水而建、聚族而存的独特城乡风貌。

从地貌形成的角度来看，珠江三角洲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是一个从古到今不断变化的范围和概念。今天的珠江三角洲是经过地貌变迁，河流冲刷堆积逐渐形成的地区。这里的自然环境存在着一个剧烈变迁的历史地理过程，尤其是羚羊峡以下，原来是宽阔的海洋到河网区，自明初以来，自然的淤泥堆积和人为的沉沙造田造就了今日的三角洲地貌。珠江三角洲的历史人文、城乡风貌是伴随着珠江三角洲的形成而形成的。

今天的珠江三角洲大致对应清代的广州府全部、肇庆府和惠州府的各一部分。珠江三角洲地域文化，隶属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的岭南文化，有三大主要来源：

首先是固有的本土文化。珠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地处亚热带的五岭之南，依山傍海，珠江流域，河汊纵横，生活在这里的古南越族先民，从早期的渔猎文明、稻作文明到后来的商贸文明，都离不开江海水运，喜流动，不保守，便是区别于内陆文明或河谷文明的南越文化本色。

其次是南迁的中原文化。秦汉以后，岭南统一于中华，修灵渠、开庾岭，岭南与中原的交流日益密切；先是屯军贬官，后有几次战乱的大量移民，强势而先进的中原华夏文明席卷珠江，进而构成岭南文化的主体。

最后是舶来的海外文化。唐代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受阻，海上丝绸之路便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主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也是由东西大洋上的众多港口航线组成一张国际贸易网。

中原文化、南越文化、海洋文化经过漫长的交融碰撞和岁月的打磨，最终汇合成独属于珠三角的文化。三种文化不断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珠三角的特色城乡风貌。珠三角的商贸活动把来自海外的文明与货物带进了珠三角，同时，海外的需求也催生了纺织、陶瓷行业在珠三角的规模性生产加工。珠三角的桑基鱼塘，正是当地人为了迎合纺织商品的海外需求，创造性设计出的生产模式和生产空间。

早在汉代，珠三角已有种桑、饲蚕、丝织的活动。唐宋时期，各地商人和外国人都相继来到广州贸易，贩运绢丝。随着1553年葡萄牙侵占澳门，外国商船大量进入，澳门成为对外贸易的转运港口，广东生丝对外更加畅销。这一时期，纺织业的原料就由遍布着水塘和农田的珠三角农村地区提供。在南海县的九江，顺德县的龙山、龙江，高鹤县的坡山（古劳一带）等地，蚕桑业急剧兴旺。这一带农民经过长期的种桑养蚕，发现蚕沙（蚕粪）是塘鱼很好的饲料，于是在大量发展养蚕的同时，养蚕地也大量发展起淡水渔业。经过珠三角人民的不断摸索，最终他们设计出桑基鱼塘这种独特的生产模式和生产空间，至今珠三角多地还留有这种特色乡村风貌。

在中国近代史上，珠三角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催生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成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广州近郊三元里人民自发抵抗英国侵略，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的斗争精神。19世纪六七十年代，珠三角产生了以南海继昌隆缫丝厂为代表的早期民族资本主义产业。1894年，广东中山人孙中山，创办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24年5月，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1925年，澎湃在广州创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近代以来，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区域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承担着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我国经济外向度最高的区域，珠三角是全国受全球化影响最深远、市场化程度最高、市场体系最完备的地区之一。深圳特区的建立和发展、东莞与香港前店后厂模式的形成，是珠三角对中国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大时代最集中的回应。

1978年12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面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深圳以创办蛇口工业区，开放沙头角，打开对外窗口为起点，开始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新篇章。从1980年代开始，以香港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凭借着其与珠三角的地缘和人文优势快速向珠三角转移，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劳动分工模式。通过八九十年代的发展，东莞成为“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代名词。

珠三角自古位于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最前沿，未来仍肩负着联通内外的神圣历史使命。

汉代之后，海上丝绸之路为珠三角带来了海内外的商品和文明；近代鸦片战争时期，珠三角成为中西方文明重要的战场和冲突点，也成为第一批近代民族工业企业的起航地；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是中国先行先试的试验田，也是国内外的文化经济往来的枢纽和窗口。自古至今，珠三角始终是内外交流、沟通、冲突、碰撞、合作的最前沿地带。

珠三角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自汉代已存在，公元前111年，汉平南越，打通了直接通往南海诸国的海上通道。唐宋时期，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海港城市和对外贸易中心。从1757年到1840年，广州是对外通商的唯一港口，独口通商的条件带给广州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近代鸦片战争和被殖民奠定了穗港澳三角格局，催生了大批华侨，而华侨随后又推动了三角洲城乡的全面近代化。改革开放后，在积极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香港成为世界城市，深圳崛起成为重要区域城市，珠三角乡村地区成为世界工厂。珠三角城镇组群化、交通网络化，城乡日益一体化，世界级城市群初具雏形。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作为古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珠三角极尽历史、地缘与人缘优势。在新时代的召唤下，珠三角更当抓住机遇，延续自古至今的光辉传统，肩负起联通内外的神圣历史使命，创造更辉煌灿烂的未来。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

当前，广东正在全国率先推进全域规划——珠三角全域规划，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对此表示，全域规划尤其要兼顾城乡统筹，范围面积很大，这个时候就需要在很多细节方面考虑仔细，不然后面发展落实时可能会遇到问题。

张松认为，全域规划首先要明确保护好自然环境和生态关系，而不是把所有区域都当成可以城市化的区域。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的城镇化要考虑国情和实际，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多，农村的发展需要有自己的道路和产业支撑，不能只追求一个高的速率或是指标。

同时，需要从政府层面给予体制和政策保障，不仅要宏观引导，在落实的过程中各级政府要保证实施效果。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和奖惩制度，不能为了局部或者短期利益损害地方居民。

他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全域规划要求基础设施、产业规划、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各类规划、各种要素将落地到空间、地理上，实现真正的“全空间”“全要素”覆盖。在这一过程中，多部门协调非常重要。比如传统村落保护，不仅住建、文化部门要参加，发改委、农业等部门和当地都要参与进来，而且要通过机制去保证效果，这一点在中国还有比较大的努力空间。 

张松强调，当前发展应当转变思维，不是简单的卖地开发，而是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收手段，发展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文化产业来提升经济活力。

比如，可以通过保护古老村落，挖掘历史价值和文化活力，开发文化旅游等创意产业。又比如，可以把城市里的老房子修好变成低收入住宅，使得刚毕业的年轻人也能用得上住得起。

他举例，政府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和吸引社会资源来投资，交给一些企业来做，不仅不是纯粹的投入，还可以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利用好存量资本，历史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并不是对立的两方面，而是可以成为互相促进的动力。

谈及城市本质，张松认为是为人提供美好生活的场所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机器，这要求它具有足够的可塑性和包容性。

“很多情况下我们在发展中把城市扁平化了，每个城市每个区都要求有商业区有CBD，道路要有多少米宽，房屋容积率必须达到多少，出行都要依靠机动车等等。这样人也被单一化了，会出现城市病等很多负面影响。”

他强调，宜居的城市空间是具有很强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特别在新区发展时，要明确城市建设为谁服务，希望谁来使用。有一些国家开发新区，会有意识地增加多元要素，避免功能单一，努力增加人气。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吴庆洲：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要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对此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吴庆洲强调，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政府引导非常必要，而且要有制度政策上的保障。比如建立以民生为主体的保护体系，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理论体系和技术标准等等。

另外吴庆洲还表示，重视对历史文物的保护，要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就必须使得规划人员有文化素养。他举例，有一些村镇看上去古旧，如果不认识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而拆掉，那就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因此要逐渐培训地方规划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素养和意识，才能做好这方面的保护工作。

同时，“地方意识和积极性也需要培养，才能使得建筑保护拥有群众基础。”他说，有些地方认为保护历史建筑和村落会对开发和发展有所限制，申报名村名镇的积极性不强，这时候就需要专家和有关部门给予建议和提示。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情况下保护和开发并不矛盾。”吴庆洲以珠海陈芳故居的开发为例，“我们对其进行测绘之后，当地在注重保护的同时交给企业策划发展文化旅游，并且利用其‘国宝’的号召力吸引人气，发展很不错。”

他说，“又如德庆的龙母祖庙，建筑上的基石和木雕很漂亮，老百姓也都非常喜欢，很多人专程到德庆去旅游，探访龙母祖庙。这就体现了历史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 

但吴庆洲强调，与此同时也应意识到不是所有的历史建筑都能照搬保护和开发方式。“有的建筑装饰性的东西很少，一般老百姓并不觉得好看，比如有很多斗拱的构建只有我们看了之后才发现是国内唯一的结构，那么就并不适合商业化的开发。”他表示，因此应当针对各个文物不同的特色，请专家来评估一下。

他还补充，针对一些还没有进入保护名单却仍有历史价值建筑，要靠当地的文化和规划部门努力使其进入保护体系。

从整体自然风貌，到每一栋建筑、每一条街道，这些因素对于一个城市独有的魅力非常重要，需要受到重视和保留。谈及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何避免“千城一面”，吴庆洲表示，如果在城市建设中全用现代化的思维变成了混凝土，纽约和广州长成了一个样子，那就失去了韵味。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所在风貌决定了城市具有不同的景观。”他说，“比如佛山原来就有很多河道，河道运输很重要，如果河道很多被填，水乡风貌没有了的话，城市特色就减少了。”同时，古老的历史建筑也决定了城市特色的各自不同。他以广州光孝寺、光塔寺为例，“看到高高耸起的塔尖，就知道到了哪里。这就是一个城市独特的气质和魅力。”

西安市规划局原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和红星：

西安古城保护继承与发展经验借鉴

●一张蓝图干到底 “一张蓝图干到底”就是规划一旦确立，规划实施就将是一个前赴后继、不懈追求的历程。西安古城保护规划一直贯彻这个理念，每版总体规划在都明确提出“保护名城的完整格局、显示唐城的宏大规模，保护周、秦、汉、唐的重大遗址”的古城保护战略目标，着眼城市格局，科学区划历史时空，切实保护城、宫、寺、苑等古城、古都历史遗产。

●城市设计塑特色 城市的灵魂是特色，特色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无形资产，是城市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所在。而城市设计则是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抓手。早在90年代初，西安就着手于城市设计的研究，到2002年彻底拉开了城市设计的帷幕，任何城市建设项目的审批都需要在城市设计的指导下进行完成，使新建项目能比较正确地把握城市的历史、地理、文化、空间形态和风貌特征，对于实施、完善规划体系，指导实施设计、塑造城市特色和风貌，提高城市建设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保护发展与创新 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历程自建国以来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980年，以修葺鼓楼、卧龙寺、大雁塔等文物古迹，及西安市第一轮总体规划为标志。该阶段重视城市的历史沿革，在进行总体布局、功能划分时，把文物古迹当作重要的因素考虑。第二阶段为1980-2000年，以1982年西安市被列入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及国务院批准西安市第二轮总体规划为标志。该阶段将历史文化名城放在首位，提出实行保护与建设相结合的发展方针，做出以保护老城完整格局为主的古城保护战略部署。第三阶段为2000年以来，以2002年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保护工程实施，及西安市第四轮总体规划为标志。这个阶段，规划确定“新旧分治”的城市发展格局，疏解旧城，另建新城；在加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亦提上日程。统观三个阶段，是一个从保护个体文物古迹到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进而融入国际历史古城保护主流的发展与创新过程。

 

责任编辑：叶纪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