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河道基本消除黑臭、水域面积只增不减、水质有效提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公众满意度显著提高……这是上海今年年底之前要完成的“军令状”。

然而，目前排摸确定需要实施综合整治的城乡中小河道已有471条段，总长631公里，任务繁重。

面对千头万绪的挑战，上海没有退缩，反而迎难而上，甚至自我加压、自添“麻烦”——提出在今年年底前，按照分级管理、属地负责的原则，建立市、区、街镇三级河长体系，让上海的河、湖都有河长认领，实现河长制全覆盖。

要知道，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求，全国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全面建立河长制的期限是2018年年底前。自信能提前一年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再次让世人看到，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对于生态环境一以贯之的珍视。

守住底线迎难而上

在环境治理上，上海从不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气，十四年磨一剑的苏州河治理便是最生动的例子。

1999年以来，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一、二、三期工程的实施共投入资金140亿元。把时钟倒拨回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就是上海开始大规模实施苏州河治理的时候，这笔投入，无异于天文数字。

“环保需要大量投入，而那时全市环保经费占GDP的比例还不到1%。”曾任上海市苏州河综合整治领导小组成员的葛惠珍坦言，这笔环保经费不仅要用来治水，还要用到其他很多方面，如果治理一条苏州河就要上百亿元，简直是天方夜谭。据葛惠珍回忆，1996年，上海市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时，还是依靠当时的上海市环保局先垫的10万元资金才得以顺利启动。

即使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上海也没有放弃哺育自己长大的苏州河。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市政府决心迈开第一步，实施苏州河北部地区的污水截流一期工程，到1994年正式竣工。此后的1998年、2003年、2006年，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一、二、三期工程相继实施，使苏州河干流在2000年基本消除了黑臭，2001年年底，苏州河市区河段重现了鱼类；2002年以来，苏州河市区河段的主要水质指标均达到地表水V类（景观水）的标准；2008年，苏州河的主要水质指标已与上游来水水质基本一致。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城市的基础竞争力。对此，葛惠珍深有感触：“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当时很多外宾、外商来到上海，可喝了一口自来水、看了一眼苏州河后，交流时的眼神都不对了。此后，许多国外的领导都嫌自来水氯气味道大，来上海都自带饮用水，也不再提出要参观上海的‘母亲河’。”1994年，全国曾对37个主要城市开展过一项综合考核，其中一个关键性的污染控制指标，上海竟然排第31位。这些都让上海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已经随着经济建设速度的加快而愈发尖锐。

诚然，类似苏州河污染这样的历史“欠债”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但“现在再不治，以后就更难，会越来越难”，葛惠珍感慨地说：“幸运的是，上海是一座有担当的城市，在生态环境这一底线问题上，从未退让半步。”

直面更复杂的挑战

苏州河只是开始，更大的挑战已在前方等待。

如果只是简单地比较治理对象的长度，目前总长631公里需要实施综合整治的上海城乡中小河道，接近上海境内苏州河长度的12倍，而留给治理者们的时间，仅剩10个多月。

从复杂程度而言，许多中小河道的治理难度未必亚于苏州河。根据第一次水利普查，上海有2.66万条河道，仅1%是市管、区管河道，其余散落在城乡各处。它们普遍规模不大，平均每条仅900多米长，不少是百余米的“断头浜”，甚至是“掐头去尾”的一潭死水，客观上为调查和治理制造了障碍。这些河道的整体水质也普遍不稳定。上海2015年度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水质为V类、劣V类的河流断面，占全市主要河流断面的72.2%。

河道的污染源更是一大挑战。例如曾经黑臭的奉贤区青村港，随着大量人口导入，青村港一旁的青村老街常住人口达640多户、2000多人。大部分居民把青村港当成“垃圾桶”、“下水道”，日积月累，青村港基本丧失自净能力，周边居民苦不堪言，而他们中的不少人就是黑臭的制造者。实际整治起来，岸上临水而建的40多间危旧吊脚楼，以及插在水中支撑它们的140多根脆弱的柱子，随时可能产生危险。既要治理河道，也要保护好老街风貌，更要顾及两岸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受影响，这道难题不好做。又比如，静安区的夏长浦，流经静安、宝山两区，在交界的一些小区，上游沿岸居民区的直排污水，已成为两岸居民的主要矛盾。说起来两个区都该负责，可实际情况是各管各的，曾几何时，有什么涉及河道两岸的问题，协调难度很大。

难度很大，但不等于解决不了。这一次，上海再次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勇气。春节长假刚过，上海便出台实施《关于本市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并向社会公布了第一批河长名单。其中，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担任上海市总河长，副市长陈寅担任上海市副总河长；16个区的第一总河长、总河长、副总河长，分别由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副区长担任。苏州河也有了专职河长——副市长陈寅担任一级河长，苏州河流经的各区由各区区长等主要领导担任辖区内分段的二级河长。区管河湖，则由辖区内的区其他领导担任一级河长，河道流经各街镇的领导担任辖区内分段的二级河长；镇村管河湖，由辖区内的街镇领导担任河长。

“污染河道背后，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和矛盾，只有让地方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才指挥得动各方力量，搁置争议，劲往一处使。明显感到最近的治理效率大幅提升！”吴泾镇和平村党总支书记奚漕章感慨，这次上海在河道治理上可谓动了真格，河道治理的考核结果，将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失职失责者将被严肃问责。而以往黑臭河道“治反复、反复治”问题，更多原因恰恰在于河道管理的责任体系尚未建立健全。

打造“绿色”竞争力

等到污染问题凸显才去治理，终究只是亡羊补牢，保护生态环境，更需要防患于未然，这需要有放弃眼下经济发展利益的勇气，以及着眼未来、造福子孙后代的远见卓识。

上海已经行动起来，明确将在今年年底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用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确保这些空间的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以及上海所有的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都极有可能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此外，湿地、涵养林、其他级别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也将是划入红线的重点考量对象。划入红线内的区域，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受到极其严苛的保护，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变用途。

从新出台的河长制中，也能感受到上海在环境保护上的“跨前一步”。河长们的职责远不止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他们至少要承担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河湖水面积控制、水生态修复等六方面的21项职责。比如在控制河湖水面积上，河长有义务严禁擅自填堵河道，从而确保“十三五”期间上海新增的河湖面积不少于21平方公里，进而在2020年让河湖水面率从目前的9.77%增加到10.1%，逐步还原和扩展上海郊区曾经的水乡风貌。上海推行河长制后，还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力争到2020年，上海年用水总量控制在129亿立方米，万元GDP用水量较“十二五”末下降2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十二五”末下降20%。

参考国际经验，生态环境是国际先进城市的重要竞争力，不满足于通过治理恢复生态环境，上海已自觉将绿色发展的理念贯彻于城市的未来发展。去年年底，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工程正式通水，其重要组成部分——金泽水库就通过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最大程度降低项目实施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水库在施工过程中将土方开挖与当地复垦工作相结合，库区内经过处理的优质土壤在周边重新“安家”，复垦良田3000多亩；其李家荡库区和乌家荡库区，并非凭空生造，而是原本就有的两个湖荡，建设者只是在这两个湖荡的基础上深挖，稍加改造，仅在原有湖荡的面积上增加了三成多。此外，横卧于李家荡库区和乌家荡库区之间的导流堤酷似一座水草丰茂的小岛，水生植物经过筛选也保留了不少土生土长的品种，这些都秉持了绿色发展的理念。

“上海的环保工作将逐步从污染治理向恢复生态过渡，绿色发展的理念将根植于这座城市。”上海市环保局负责人介绍说，根据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期间，上海将在环保上投入约4400亿元，足足比“十二五”期间增加了37.5%，这增加的部分，相当大的比例将投入到绿色发展中去，打造上海的绿色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