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场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奏——访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薛庆超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猴场会议是继黎平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是伟大转折的前夜。会后，中央红军以势不可挡之势，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翻开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

193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猴场(今草塘)召开会议。会议再次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去湘西的错误主张，坚持部队全速前进，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发，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

对长征和猴场会议深有研究的薛庆超认为：猴场会议是中共中央长征中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猴场会议《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为中共中央和红军北渡乌江提供了组织上、思想上的保证，从组织上解决了党指挥枪的问题，使军事指挥正常化。总之，猴场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为遵义会议作了直接准备，实际上起到遵义会议预备会议的作用。

薛庆超说，贵州是中国革命的“福地”。中国革命历史在贵州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这个转折实际上包含着中共中央率领红军进入贵州后的一系列讨论、会议和决策。贵州的山山水水记载着长征的艰苦卓绝历程，贵州的大地承载着中共中央进行历史性转折的前因与后果。猴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因为中共中央召开了猴场会议而永垂青史。

薛庆超认为，当前，继承和发扬猴场会议革命传统，就要勇于面对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看准了就决策，决定了就执行，把决策落到实处，把计划变成现实。就贵州来说，就是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决定，变成贵州大地实实在在的行动，实现贵州新的经济腾飞和全面崛起，创造无愧于历史的贵州经济与社会发展新辉煌。

(薛庆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刑警学院、华北电力大学、河南大学兼职教授，遵义师院特约研究员。主要著作《中国现代史论》一共十卷，《壮丽人生邓小平》一共四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