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网副总编刘源同志春节期间看望白光兴同志。

编者按：白光兴，男，1936年9月出生，陕西省清涧县人，陕西绥德师范毕业，中共党员，1956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延川县委副书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永坪公社党委书记、县教育局局长、林业局局长等职务。

1972 年 5 月，我由延川县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兼整党建党办公室主任岗位调到文安驿公社任党委书记。在任期间，亲历和经办了习近平同志入党、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推荐上大学的过程。

近几年来，关于习近平同志入党一事在社会上有一些误传和不实之词，我作为当时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反复考虑觉得很有澄清的必要。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入党六十一个年头，已进入耄耋之年，别无他图，不为名利，只想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插队时入党、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推荐上大学这段过程实事求是地写出来，为习近平同志负责，为历史负责。

不久前出版的《北京知青在延川》一书里登载了一个北京知青写的《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文章中说：“1974 年刚过完年，我到县里顺便到他那里，在门外听申昜书记说：‘白书记，人家习近平在你们那里表现的不错，几年了怎么也在哪里拦住不让入党？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我今天就请你给我说理由？'”（见书 38 页）。这段话实际上传播时间已经很长了。2011年，在美国的我的表弟给我打电话来说，最近出版的《中国新强人》一书中有段话（引用了《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中上述的原文）提到了我阻止习近平同志入党。我听了很气愤，作者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纯属谎言。他回国后，给我带了《中国新强人》一书。我看后，写了一篇反驳文章，本想发表，可子女们不同意。还有老同志劝我息事宁人，省事些不要惹出新的麻烦，我只好作罢。《北京知青在延川》一书中又一次登载此文，对我本人精神刺激很大，作为当事人，我敢肯定地说此回忆文章所说的这个情节纯属无中生有，凭空虚构。其一，关于习近平入党一事，县上领导从未和我谈论过，公社按照自己的安排部署，有条不紊的开展相关工作。其二，文安驿公社党委1973年腊月18日（阳历1974年1月10日）就批准了习近平同志的入党，同时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怎么会出现1974年春节后申昜书记和我这段谈话。其三，1972年5月我到文安驿公社任职，1974年元月就批准了习近平同志入党，前后不到两年时间，怎么会有我几年拦住不让习近平同志入党之说？我当时不但没有阻挡之义，还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地促成知青的进步和成长。

现在谈一谈习近平同志入党过程。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插队期间，经历了公社三届领导，对前两届关于习近平同志的入党申请和审批情况我不清楚。1972年秋冬，公社搞政工的同志向我谈了习近平同志插队以来入党申请问题，过去因各种原因他的入党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从这时起我们就开始关注了这个问题。并按照习近平同志在之前写的入党申请书中所提供的情况发调函。因当时还处于文革动乱期间，公社对外省函调有限，搞政工的同志就和县委组织部门经办人员商定，以县委组织部名义发调函，先把主要亲属的情况搞清楚。到1973年，主要亲属已函调清楚。1973年8月，公社接到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上报的习近平同志新的入党申请书，公社党委在讨论入党问题时，与会同志列举事实说明习近平同志从千里之外的北京来到艰难困苦的陕北农村安心插队锻炼的四五年时间里，和村里的农民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生产劳动中有苦干实干精神；还能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已具备入党条件，但在入党材料中缺少其父亲的旁证材料。因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不清楚，但公社党委认为不能因为习仲勋的问题而拖住习近平同志的入党。会后，公社党委直接向习仲勋当时所在单位发函外调，只询问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很快习仲勋单位党组织回函称，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入党、升学。这一旁证材料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为习近平同志入党、任大队书记和推荐上大学提供了重要依据。公社收到旁证材料时，梁家河路线教育已进入中期，我和公社副书记交换意见，认为习近平同志表现好，直系亲属的情况已清楚，入党问题待路线教育后期组建新的领导班子和发展新党员时一起研究解决。

1973 年，正处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农业学大寨，关键在领导。当时，在各大队领导班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的大队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有的大队领导班子年龄偏大，思想保守，迈不开大步。针对存在的问题，公社党委认为要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首先要逐步解决各大队领导班子的问题。把一些有能力、有作为的青年提拔到大队领导岗位，带领群众大干快上。公社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开展路线教育，第一批路线教育就确定为梁家河等两个大队。由公社领导负责组成路线教育工作组，进驻大队。时间大体定为 5 个月，从 1973 年 8 月开始到 12 月基本结束。在路线教育过程中，公社领导就开始考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选问题。在梁家河大队第一个考虑的就是习近平同志。因为公社干部和群众对习近平同志的评价很好，同时他经过农村社教工作的实践锻炼，当大队主要领导是个合适人选。当时的大队书记梁玉明也到公社提出让贤，推荐习近平同志担任党支部书记，和我们公社党委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路线教育进入后期，梁家河大队路线教育工作组和党支部将发展新党员的名单呈报公社。公社党委及时召开党委会研究批准习近平等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当时的新党章规定，对申请入党的人，有的人可以没有预备期，直接接纳为正式党员）。公社党委的批复函到大队。大队党支部召开新老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举习近平同志为支部书记，上报公社。在此同时，下文安驿大队将支部主要领导的调整意见上报公社。公社召开党委会研究同意两个大队党支部的意见，批准习近平同志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曹和平同志任下文安驿大队党支部书记。

习近平同志担任梁家河大队支部书记后，新的领导班子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974 年的春天就出现了生产热气腾腾的新局面。习近平同志能够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面对贫困山区农民缺柴少炭现象，思考着群众生活迫切需要的做饭照明问题。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省绵阳一些农村搞沼气用来做饭照明的消息后，就亲自到四川实地考察沼气池建造技术。回到大队后，他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村。公社为了把梁家河大队办沼气的经验推开，组织各大队的石匠到梁家河大队举办沼气学习班，学习后回到各自的大队建沼气，因此在全公社也出现了大办沼气的热潮。梁家河大队办沼气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县上、地区和省上，陕西省科技局于 1975 年 7 月下旬，在延川县召开全省沼气利用推广现场会议，到梁家河大队参观沼气。习近平个人也被评选为县、地先进知青和学大寨典型。

公社在整顿大队领导班子的同时，也着手对公社领导班子进行充实调整，首先，在公社干部和蹲点干部中先后选拔了年轻有为，成绩显著的三名同志报上级批准任公社副职领导。再拟选拔一、两名年轻有为、在生产第一线有突出成绩的大队书记充实到公社领导班子中，当时公社选拔的第一人选就是习近平同志。准备呈报上级批准后，任公社副书记一职。就在这一期间，1975 年秋，县上给文安驿公社分配了两名上大学的推荐名额。当时公社有几十名知识青年，有些知识青年当着公社干部提出要求把自己推荐上去。公社经过对比分析，认为习近平同志有理论、有能力，成绩显著，贡献大，决定优先推荐他上大学，并上报县教育部门。公社还派干部到县上协助习近平同志填报志愿书。1975 年 9 月 16 日延川县招生领导组织会议决定推荐北京知青习近平到清华大学读书。这样，我们这届公社党委完成了习近平同志入党、提干、推荐上大学三件事。

习近平同志在文安驿插队期间，是一名普通的知青，他的入党是因为他表现好，具备入党条件，符合党员标准，他当书记是因为他能力强，推荐他上大学是因为他贡献大，这些都是他自己创造条件、努力奋斗的结果，不需要、也没有任何人给予特殊的关照。我们只是履行了基层党委、政府应尽的职责。但习总书记对此念念不忘。在福建省、浙江省工作期间，他多次询问、关照我的生活。2009年他任党中央副主席来延安工作时，还专门托人代问我好，并赠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册一本，首日封珍藏一套。2011年11月我的表弟从美国回到北京，在习近平家作客时，习近平谈到了他在延川时对他的有恩之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他以恩对待，念念不忘，涌泉相报，真使人感动，又有不敢当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