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

衷心感谢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的盛情邀请，使我有机会参加今天这个重要的会议，就“一带一路”沿线安全形势、涉外企业安全风险、加强海外企业安保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及对策问题进行研讨。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能就“一带一路”的安全风险谈些粗浅认识，供研究参改。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重大战略倡议，对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推进对外合作、拓展外交战略布局、提升我们国家的国际影响力，都具有深远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已引起有关各方高度关注，沿线绝大多数国家不同程度上积极响应，不少国家希望将他们的发展规划和“一带一路”对接，深化对华战略合作。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服务的亚投行已经顺利启动，年底可望正式成立。可以断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面临良好机遇，但不容忽视的是，也面临必须认真对待的安全风险和挑战，需要善加防范和应对。

这里我想从宏观角度着重谈谈安全风险方面的问题以及可能遇到的挑战。这个题目很大，只能粗线条地谈。

第一，地缘政治博弈带来的不确定性

目前“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中的四个陆上经济走廊和一批海上战略支点建设涉及65个国家，覆盖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中东欧等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地区，都是大国角逐的核心地带，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其中，一些区域和国家的安全隐患较大，我周边地区海上问题又牵动各种力量的博弈，加上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力推所谓“新丝绸之路”和“印太经济走廊”；俄罗斯加紧建设欧亚经济联盟；日本担心亚投行冲击亚洲开发银行的地位；印度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和“印度洋、太平洋安全”概念；欧盟积极推行“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他们竞相加大相关地区的战略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主要力量对我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心态是复杂的，有的愿意积极参与，有的观望，有的戒备，有的甚至是干扰牵制。所有这些，使我国同沿线国家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难免会遇到一些阻力、干扰乃至破坏。

第二，多重矛盾叠加增大了不稳定性

就地区安全而言，南亚、西亚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严重掣肘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就国家政局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处于政治转制、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是美国西方策动“颜色革命”的重点对象，政局的稳定性和经济的成熟度不高，容易引发社会安全的风险。一些国家怀有搭便车的心态，但又玩弄平衡大国关系的游戏，给我们开展合作增添了难度。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看，沿线多个国家间严重缺乏互信，甚至不时爆发一些冲突乃至战争，影响多边合作项目，影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和战略通道的安全。从文化上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东西方多种文明的交汇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交汇，不同民族、种族和教派之间的冲突呈易突发、长期化、外溢性强的特点。

第三，各类安全威胁交织具有破坏性

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以后，在西亚和南亚留下两大安全“烂摊子”，暴恐活动越来越呈现分散化、本土化和网络化趋势。“伊斯兰国”威胁短期内难以消失，活跃在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的极端组织加大与基地组织及“伊斯兰国”的勾连，对“一带一路”建设也具有连带威胁。“东伊运”等“东突”恐怖势力和其他极端势力沆瀣一起，采取所谓“圣战”的手法不断威胁对我海外机构人员和项目实施恐怖袭击。东海、南海问题温度不减，发生海上摩擦冲突的风险不能排除。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亚丁湾等海域海盗频发。此外，还有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也会对“一带一路”的建设造成风险。

“一带一路”规划与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世界主要力量的传统势力范围或经略重点有重合之处，与上述各方的地区战略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因此，这些国家的疑虑、防范甚至牵制也在所难免。其中，美国担心我“一带一路”建设在沿海地缘政治博弈中赢得优势，进而拓展为全球影响力，挑战美国的霸权；日本对我“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嫉妒心和危机感较强，不仅对“一带一路”构想态度消极，而且在基础设施出口和金融领域与我进行争夺，是我的竞争对手。欧盟有两面性：一方面希望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带动欧亚大通道、大市场的发展，扩大中欧经贸合作，捞取经济实惠；另一方面，又担心我与中东欧合作影响到欧盟内部的团结和政策一致，一些国家海担心我挤占其中东欧市场份额。有人担心我们同东中欧16国的合作是对欧盟进行“分而治之”。当然，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俄罗斯高层态度是积极的，普京等领导人公开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希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改造对接起来进行合作，并与欧亚经济联盟进行战略对接，但俄罗斯也有少数部门及学者有保留。印度仍在权衡观望，作为首批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之一，印度对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抱有一定期望，但总体上态度较为冷淡，其核心关切是担心其在南亚和印度洋的地位受到挑战。

从地缘政治风险方面来看，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战略层面影响的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我们的博弈；第二个是涉我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端。美国在我周边强化同盟关系和军事部署，插手地区热点特别是海上问题，使我在东南方向所受到的战略压力上升。美国加强对中南半岛等我周边地区渗透，企图削弱我国的传统地缘优势。虽然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我们进行的地缘政治博弈并非仅仅针对“一带一路”，但是会增加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成本，使沿线中小国家对“一带一路”态度发生摇摆。可以说，美国是影响“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推进的最大地缘政治因素。我国的一些沿线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总体上是可控的，但也存在着影响双边政治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进而波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潜在风险。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安全形势的脆弱和西亚北非持续动荡，不仅推高了沿线重大项目的安全风险，而且影响地区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和投入。

当前对“一带一路”建设可能产生连带影响的地区政治风险也表现在欧亚地区，乌克兰危机是欧亚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热点，乌克兰国内东西两个政权并存和分治短期内难以改变。最近我去了德国进行形势调研，从各方面了解的情况看西方国家官方不承认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在野的或者一些了解内情的智库学者不同程度上都认为西方犯了很大的战略性错误。官方不承认错误，加上各种因素交织，乌克兰问题短期内不可能解决。乌克兰危机对 “一带一路”建设是不测因素。此外，中亚局势也比较复杂，那里大国争夺加剧，地区各国内部围绕领土、跨界水等问题矛盾重重；外高加索地区领土争议问题也突出。所有这些不稳定因素都对“一带一路”沿线项目构成潜在安全威胁。虽然是潜在安全威胁，但是必须考虑在内。

至于沿线国家政局稳定不稳定，对“一带一路”带来的风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沿线东南亚、南亚部分国家的政局变化对“一带一路”建设影响较大。特别是缅甸政局变化尤其值得关注。沿线东南亚、南亚有关国家的政局变化对“一带一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导致内外政策摇摆，使其政府对重大项目的合作态度出现反复。二是因为现有经济问题加剧，对于同我们务实合作也会产生直接影响。

中亚各国政局动荡风险上升，是因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加大渗透，图谋策动颜色革命，但中亚国家对华友好关系牢固，对华合作的根基比较深厚。至于沿线其他东中欧和独联体国家，除了乌克兰乱局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外，其他国家社会政治基本面一般尚较平稳，但地缘处境也复杂，一些国家的对华态度容易受外部压力影响，在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当中也会存在不确定因素。

非传统安全威胁突发性较强，涉及面较广，而且并发症较多，是我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当中需要充分加以防范的因素。恐怖主义威胁现在呈上升趋势，中东、南亚、中亚等地恐怖主义重灾区的形势呈现恶化趋势。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势力也威胁我在当地的项目安全。此外，跨国有组织犯罪、文化宗教矛盾、敌对势力滋扰破坏也不容忽视。

讲以上这些，主要是引起大家对我们建设“一带一路”安全风险的重视和防范意识。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受到各方重视、关注和积极响应，前景看好。但也面临的地缘政治博弈、地区局势动荡、沿线国家政局不稳、恐怖袭击、跨国犯罪等安全方面的挑战。为此，必须未雨绸缪，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加强战略谋划运筹，把防范安全风险和提升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贯穿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全过程、各领域，应综合施策，妥善化解各种风险挑战，为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保驾护航。

(作者系原驻欧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会长兼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