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所使“夹缝雁形阵”（横阵）的优劣一直是史学界争论颇多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北洋舰队的战术有利于发挥舰首重炮优势，且在日军舰船航速快于清军的情形下，横阵可减少日方速射炮的威胁，失败的原因则在于丁汝昌未能始终保持攻势且编队跨度太大。而多数学者对这种“利弊参半”的评价表示反对，杨志本、许华从部队机动性与最佳射击舷角两个方面，认为“采用横队的阵法, 这对于严格要求机动与火力有机结合的海战战法来讲, 是背道而驰的”。苏小东也认为，横队的火力优势“并不存在”，同时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反对横阵的学者普遍认为，由于海战中抢占“T”字横战位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侧舷火力，因而日军的“鱼贯阵”（纵阵）要优于横阵。
但是，单纯比较横阵与纵阵间的优劣明显忽略了历史环境的因素。由于军事学“半技艺半科学”的性质，将领们大多会从已有战例中借鉴作战经验以满足当下的需要。结合时代背景，丁汝昌对横阵的选择有着很强的理论与历史依据，即便在战后，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仍然认为“敌以鱼贯来，我以雁行御之，是也”。海军守备高承锡也认为北洋舰队的失败“半由阵势不甚整齐，以致首尾不能相顾”所致，而并非阵型本身的问题。通过分析清军甲午战前引进的西方海战理论以及在此战前世界上爆发的大规模海战可以发现，丁汝昌的阵型选择很大程度上借鉴自1866年奥地利与意大利之间爆发的利萨海战。
1．“夹缝雁形阵”与利萨海战：
在利萨海战中，初期被认为较弱的奥地利以三重楔形阵冲乱意大利的纵阵，其“费迪南德·马克思”号撞沉意方旗舰“意大利国王”号，最终以少胜多。此战作为蒸汽铁甲舰的第一次外海交锋被各国视为经典反复研究，并对船舰的设计与海军战术造成了深远影响。受此战影响，各国在设计铁甲舰时皆加装撞角，奥军司令特格特霍夫（Wilhelm von Tegetthoff）的横阵阵法也被视作铁甲舰作战的标准战术。同时，由于特拉法尔加海战（1805）与汉普顿海战（1862）中获胜一方皆是以横阵冲击敌军纵阵而获得胜利，这便更使“横阵优越论”深入人心。因此，在甲午战前清朝引进的有关海军阵法与战法方面的军事书籍中，两部主要译作：《各国水师操战法》（法）与《海军调度要言》（英）皆对横阵推崇备至，对纵阵则持贬低态度：“如遇攻敌之阵面，应用单横线（雁形阵）；欲攻敌旁，应用斜线”；“如用攻法，则直线（纵阵）为不合用”。由此可见，丁汝昌的战术选择并非像国内一些学者们认为的那样，是对海军战术一窍不通的结果，也并不完全是情急之下的临时决策。美国军事史学家T.N.杜普伊（Trevor N. Dupuy）认为：“丁将军似乎也受到了利萨之战中特格特霍夫将军的影响”。国内学者姜鸣亦指出：“利萨海战创造的铁甲舰队作战样式，对尚无海战经验的北洋海军，显然提供了借鉴”。而与日军相遇时丁汝昌“始终以舰首向敌，借得保持其位置为基本战术”的命令，很明显是为了保持楔形阵而做出的战术判断。
历史已经证明，丁汝昌对特格特霍夫的仿效并未取得理想结果，黄海海战也间接宣告了由纳尔逊（Horatio Nelson）开创的以横阵撕破敌军战列线这一海战模式的失效。为何相同的战术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一问题并未在国内外学者中得到足够重视。英国海军少将理查德·希尔（Richard Hill）认为，丁汝昌虽采用特格特霍夫的战术，但“他面对的是一支组织良好，队形紧凑的舰队”。杜普伊则认为，奥军在利萨海战中的胜利 “只不过是制造或者利用了意外机会而成功的”。国内学者王鼎杰同杜普伊持类似观点，认为横阵战术之所以能够胜利，是因为意大利海军背靠海岸线，对横阵的选择是对战场空间，指挥难度，作战目标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的结果，并非源自横阵本身的威力。
但是，国内外有关利萨海战与黄海海战关系的观点，其共同缺陷是忽略了1866至1894年间军事技术革新对海军战术的影响。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通过查阅整理利萨海战中奥意两方船舰的性能参数，并与黄海海战中中日两方的船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虽然在两次战役同属铁甲舰间的较量，但铁甲舰火炮的打击力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出现了重大革新，导致“夹缝雁形阵”无法在黄海海战中发挥其曾经的威力。
2. 打击力的提升与“违背指挥官意志的变革”：
打击力指某一军事系统在一定时间内对敌方人员和装备能够造成的杀伤破坏程度，与射程、发射速率、精准度、可靠性、杀伤半径等因素密切相关。作为战斗实际的反应，战术会随着军事技术打击能力的提升而发生相应变化。工业革命的到来使生产力水平得到飞速提升，而暴力又比其他一切都更加依赖于已有的生产条件，因此，刚刚出现的先进物质手段又总是优先用于军事目的。在此期间，依靠风帆、发射实心弹丸的木质战舰逐渐被覆盖铁甲、使用开花弹的蒸汽战舰取代。但这种变化并非确立于一夜之间，实际上，铁甲舰技术直至1895年才趋于稳定。特格特霍夫与丁汝昌虽采用相同的阵型，但却依托着迥异的装备，而囿于这一时期没有足够多的战争来检验技术的进步，使得甲午战争前清军所接受的海军理论未注意到装备打击力提升与战术革新间的密切关联。
2.1 利萨海战与黄海海战的舰炮差异：
克里米亚战争宣告了铁甲舰时代的到来，铁甲舰时代初期的舰艇以1860年前后由英、法两国建造出“勇士”号与“光荣”号为代表。该类舰船在舰体设计上与风帆战舰一脉相承，具有很强的试验与过渡性质，除使用铁甲与蒸汽动力以外，同传统战舰并无太大差别，火炮位置同曾经的木质帆船一样分列于船舷两侧，被称为船旁列炮舰（Broadside Ironclad）。利萨海战中，除意方“铅锤”号（Affondatore）为炮台式铁甲舰外（Turret Ram），双方舰船皆属此类。
在这一时期，舰炮技术虽然随着舰船防御力的提升得到改进，但在当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英国的威廉·阿姆斯特朗公司与德国的克虏伯公司都在造炮工艺上有着突破性成就，二厂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设计出的后装套筒炮各有千秋，成为摧毁铁甲的利器，来复线也开始运用于火炮以增加精度。但由于相关技术尚未成熟与传统前装炮的改进，到了19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依然将前装炮作为制式海军装备，英军1863年对鹿儿岛的炮击中发生的多起后膛炮爆炸的事故甚至使军方险些否定了新式火炮的价值。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系列技术革新才使传统前装炮被逐出历史舞台：马丁炉炼钢法的完善，后膛炮可靠性得到提升；无烟火药与高爆炸药的使用不仅为射手提供了良好的射击视野，更使火炮得以更加有效地对付装甲。
从军事技术角度来看，利萨海战属于一场风帆战舰时代过渡到铁甲舰时代的战争，双方舰船不仅在舰体设计上与传统风帆战舰如出一辙，火炮系统也与18世纪末的传统战舰无明显差别，其主体仍为前装滑膛炮。在奥军参战的7艘铁甲舰中，除吨位较小的“德拉赫”（Drache）与“萨拉曼德”（Slamander）两舰配有半数以上的前装线膛炮外，其余5舰均以前装滑膛炮为主，而原欲安装在奥军旗舰 “费迪南德·马克思”（Erzherzog Ferdinand Max）号上的两门新型克虏伯炮，由于普奥战争的爆发未能交付。意军虽然前装线膛炮与火炮总数多于奥方，但就新式火炮而言，也仅有“铅锤”号上配置了两门228mm阿姆斯特朗套筒炮，这两门新型火炮在海战中虽对奥军造成巨大压力，但未能改变战局。
从利萨海战发生的时间来看，虽然铁甲舰时代护甲与火炮威力间的竞赛往往使新的铁甲舰“下水之前就已经过时”，但此战恰好发生在进攻技术滞后于防御技术的时代。在人们刚刚将在木质军舰上覆上装甲时，4英寸左右的装甲就足以抵御火炮的进攻。无论是1855年俄军要塞对法军浅水炮舰的轰击，还是1862年汉普顿海战“弗吉尼亚”号（Virginia）与“莫尼托”号（Monitor）的火炮对射，铁甲在火炮面前都展示出了“我自岿然不动”的防御力。利萨海战中，除奥军“唐璜”号（Don Juan）未完全覆甲外，双方铁甲舰的护甲皆在4.5英寸左右，在传统火炮面前拥有较强的防御能力。
19世纪80年代末，铁甲舰建造技术与舰炮技术趋于成熟。北洋舰队于1885至1888年大量添置新舰的这一时期，恰好赶上了后装线膛炮技术臻于成熟、无烟火药大量使用的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部分清朝官员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在“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中国欲自强，则莫如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等思想的指导下，采取引进与自制相结合的方针，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序幕。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自制的新式船舰“倍于外洋购船之价”，舰艇大量依赖采购，因而吸收了当时舰炮发展的最新成果。不仅从英、德购置的2艘铁甲舰（定远、镇远）与7艘快船（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超勇、扬威）的主要炮位皆采用新式克虏伯炮外，于光绪十三年（1887）由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平远”舰，也“配克虏伯二十六生后膛炮一尊，十五生后膛炮二尊，十生后膛炮一尊”，由此可见新式火炮在清朝海军中的普及度。与此同时，日本于19世纪90年代新添大量中口径火炮，其“六分钟可放至六十出之多”的速率又使北洋舰队购置的火炮迅速处于落后地位。
2.2利萨海战与黄海海战适用战术的差异：
虽然北洋水师与日本舰队在火炮选用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间的横向差距要远小于利萨海战与黄海海战间的纵向差距。军事理论家F.C.富勒（Frederick Charles Fuller）将军指出：“兵器决定了应该采取的军事组织形式”，利萨海战与黄海海战交战双方火炮打击力上的差异直接决定了适用战术的差异。无论是滑膛还是线膛，前装炮在装弹时需将火炮放倒，射击效率低下，同时由于炮弹直径略小于火炮口径，火药燃气容易外泄，射程及杀伤力也无法与后来的后装炮相比，没有来复线的火炮在炮弹的飞行弹道上还易出现偏差。因此，该时期的舰炮只有在靠近敌舰的最后几百码内才能发挥威力。由于开火距离较近，利萨海战中双方在距离1000码的位置还未进入交战状态，意军卡里兰诺号（Carignano）直至奥军抵进至200码左右时才打出此次战役双方的第一发炮弹。而在火炮精度与射程都有了巨大飞跃的黄海海战中，“定远”舰在距“吉野”舰5300米左右便可开火，整场战役双方舰艇多在2至3公里的距离内展开交锋，最近的一次也约有1200米的距离。
在使用传统舰炮的风帆战舰时期，主流战术是双方舰队形成纵队的战列线战法（line of battle），双方航线平行进行舰对舰交锋，海战完全是枪炮间的决斗，意军司令佩尔萨诺（Persano）根据海战惯例选择了此种阵法。而该时期的另一派战术则是根据舰炮有效射程较近的特征，以横阵冲入敌军纵队之中，使己方舰船可同时攻击敌军舰艏与舰艉，这一派战术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大放异彩，并在19世纪上半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由于铁甲舰时代初期的火炮打击力较弱，无法对装甲形成有效威胁，反而是舰艏撞角由于蒸汽动力而获得新生，因此横阵在冲乱敌军战列线外又被赋予了撞击敌舰的功能。在汉普顿海战中，北军火炮射击无果的情况下，依靠撞角的威力取得丰硕战果，而特格特霍夫也正是参照了美国内战期间的撞击战术才选取横阵进行冲击。
由此可见，特格特霍夫横阵战术的成功建立在舰炮射程较近且无法对铁甲造成有效杀伤基础之上。而当火炮打击力得到提升后，双方的作战距离愈来愈远，难以互相接近，更遑论用撞角撞沉对方了。利萨海战的结局虽与佩尔萨诺指挥失当、临时更换旗舰密不可分，但若舰炮射程足以将奥军阻隔至2-3公里之外的话，特格特霍夫也无从发挥撞角的威力。实际上，19世纪80年代末火炮打击力得到提升后，欧洲各国包括奥军已然认识到横阵的落后性，日本于1887年聘请的英国海军战术学家约翰·英格斯（John Ingles）将侧舷对敌的纵队理论授予日军，同时也教授了纵阵对付横阵的具体方法。但从洋务派在甲午战争前引入的西方海战理论来看，舰炮打击力的提升似乎并未立即带来战术理论上的变化。在江南制造总局1890年译制刊出的《海军调度要言》一书中仍对撞角与横阵给予较高评价，“近时人以新式撞头相撞并水雷攻击为最猛”，“彼此接战各思以船头相向，而不肯以船腰授敌，战法不论何阵总以冲断敌阵为贵”。虽然并无证据表明丁汝昌对横阵的选择源自何处，但作为水师提督，从西方海战理论的译著中获取基本战术知识似乎还是合理的，而1875年刘步蟾、林泰曾等高级将领于欧洲访学时，横阵的优越性还未在西方受到理论与新兴军事技术的冲击，从战后沈寿堃等人的呈文中也可看出，丁汝昌以及北洋舰队的大多数将领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横阵优越论”的影响。
3. 战术研究的“历史方法”：
军事史研究一直被认为是研究军事理论的科学方法，是“研究战争的实验室”。冯·克劳赛维茨认为：“史例可以说明一切问题，在经验科学中，它们最有说服力。尤其在军事艺术中更是这样”。同日本的纵阵战术相比，丁汝昌对“夹缝雁形阵”的选择似乎更加“有史可依”，但其最终的失败并非代表了“在所有战争艺术的理论中，唯一合理的理论，就是研究战史为基础的理论”，这类观点的失效。丁汝昌失误的根源也并非来自以历史的观点进行战术研究这一模式，而在于其未能正确把握历史方法与战术研究之间的联系。
用历史的方法进行战术研究需注意军事技术对作战方式的决定性影响。恩格斯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利萨海战发生于风帆战舰刚刚过渡至铁甲舰的时期，而在甲午战争爆发时，铁甲舰技术已臻于成熟，日本海军已步入前无畏舰时代。两次战争在适用战术上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是前装滑膛炮与后装线膛炮之间、黑火药与无烟火药之间的差异。在进行战史研究时，军事技术对战术的决定性影响往往被惊心动魄的战役经过及将领们的运筹帷幄冲淡，国内学者在研究利萨海战对黄海海战的影响时，大多将视角放在佩尔萨诺的指挥失误甚至将道之上，而忽视了舰炮打击力的进步对适用战术的基础性影响。
用历史的方法进行战术研究需把握武器效能与战术间的联系。毛主席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当新的军事技术出现并投入使用后，如何“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以前所发明的新手段”就成为军事家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战术的制定基于武器的威力之上，只有充分把握武器威力与战术间的联系才能取得最佳战果。横阵对纵阵之所以能构成挑战是基于前装炮射程较近、发射速率低下，而横阵在黄海海战前便遭到淘汰也是因为舰炮打击力的提升已无法使撞角的威力得到发挥。《各国水师操战法》，《海军调度要言》两书大量引用特拉法尔加海战、汉普顿海战、利萨海战的战例来佐证横阵的优越性，其“战术----战果”的逻辑链忽视了武器效能与战术间的联系。列宁曾指出：“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掌握事实，而是片段的和随意挑选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只有正确把握武器效能与战术间的联系，才能正确理解某一战术成功的真正原因，既能知其然又能知其所以然。
用历史的方法进行战术研究还需重视归纳与实践的结合。通过军事史进行战术研究，其目的在于归纳总结前人成果，使过去的经验服务于对未来战争的预测，同时又能在战术的不断更迭交替中对前人的战术进行批判性的继承。每一位伟大的将领都势必要掌握丰富的战史知识，但正如休谟在《人性论》中所质疑的那样，对过去的归纳并不代表人们更能接近对真理的认识，因为还要取决于归纳的方法与具体的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在1866至1894年的近三十年时间里虽然缺乏充足的战例来验证已有的技术成果，但欧洲各国依然能够在舰炮技术得到革新后从大量军事演习里归纳出正确的战术，日本于1887年后亦采取大量战术验证性演习来检验纵阵对横阵的有效性。相比之下，北洋舰队在平时训练时则严格按照其战术规章《船阵图说》进行操练，“是书凡列阵法，均属分图”，对所用阵法的效能缺乏必要的实践验证。
4.总结：
由于归纳方法是人们面对茫茫未知时能够采取的最佳策略，因而将领们也习惯于从以往以及最近的战争中总结经验，并使作战计划及平时训练符合这些经验。但是，对军事史的研究并非只为了解曾经的战事，而是通过总结过去的经验探析未来的战争图景。由于军事技术在形态、功能、作用等方面随着历史的推进而变化，旧技术不断被新技术所淘汰，上一场战争留给后世的经验教训是否还能保有人们所期望的价值就成为我们必须反思的问题。把握未来的战争形态固然要从军事史中汲取营养，但若不能正确把握新武器的出现对下一场战争可能造成的影响，“有史可依”也难免会沦为“食古不化”。进入大科学时代以来，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已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而我军又长期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缺乏充足的军事实践来检验军事技术的发展成果，只有将积累的经验应用于实战化的演习训练中，用实践的结果批判继承归纳的知识，才能正确把握未来战争的模式，避免陷入历史的桎梏。
（作者单位系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