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浩翰之中医医案，承载了无数医家救人活命之术，蕴涵着多维的儒释道精髓，演奏出无穷的中医意象思维奇艺的华章。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的今天，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医案之学显然富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医案是医家记录临床诊疗过程的文献资料，是中医几千年发展的基本载体之一。中医学的基本理论、著名医家的辨证论治思想及用药特色等都在医案中得以充分的体现。通过中医医案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能澄清中医理论不断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为中医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医案研究的现实意义，则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医案研究方法，分析提炼医案中所蕴含的优秀中医学术思想和经验，为中医理论发展和临床实践进步，提供可靠的依据。

一、医案学的定义

医案学是以中医医案为研究对象，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以分析、提炼和总结中医临床实践记录为目的，研究中医诊治规律，临床思维特征，学术思想及相应研究方法的一门学科。医案学的研究，应遵从符合中医基本原理和规律的思想，深入分析和提炼各医家独特的学术经验，并总结其共性规律，促进现代中医学的发展。

二、医案（诊籍）的发展简史

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有关于某人某时患某病或愈或不愈的记载，可称之为最早的原始医案，但惜其简而未确。成于东周或春秋早期的《周礼·天官家宰》“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这段文字指出，当时已经有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之别，医学已经相对成熟、齐备，有进一步的分工，而且已经制定出完善的医事制度和考核标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岁终所稽之“医事”到底指的是什么?毫无疑问，一定是一个个的医案记录。只是这些宝贵的医案资料未能留存下来。根据这段记载，我们认为周代有医案记录应该是确切的。由此言之，这是医案的起源。

此后的《左传》、《吕氏春秋》及其他诸子书中均记录有少量的医案，是确凿无误的。如《左传·昭公元年》就记有晋平公乏嗣的案例，即公孙侨论断晋平公之疾，明确指出其病因是由于“同姓相婚，其殖不藩。”《国语·晋语》也有 “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的记载，说明当时对于“娶妻避其同姓”的认识是一致的。这些对医疗事实的有目的记载，警示后人不能近亲结婚，现代科学技术已经证实了这一科学论断。而大家所熟知的“秦医缓和”的故事正是《左传·成公十年》医缓为晋景公治病和《左传·昭公元年》医和为晋平公治病的病案记载。再如《吕氏春秋·至忠》用使之盛怒的方法治愈齐闵王“痏疾”的精彩案例，这是以情志疗法治疗疾病最典型也是最早的案例。《汉书·外戚传》记载有女医生淳于衍用附子泽兰丸给新产的许皇后服用，以致身死等等，均可以看作是早期的医案。只是都未能规范，更未形成规模。

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写道“臣意所诊者，皆有诊籍。”所谓“诊籍”即为“病案”。扁鹊入虢之诊和望齐侯之色以及仓公诊籍25首，其格式包括姓名、身份、病史、症状、诊断、治疗和疗效等，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疾病，是我国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最早而又较为完整的医案。

唐宋以后，医案开始盛行，进入了医案发展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成就的取得与宋朝政府对医学发展重视是分不开的。政府成立校正医书局，对古医籍进行校订，先后校注了《伤寒论》、《金匮玉函经》、《素问》等；组织人力修订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医案的书写与积累受到各医家的普遍重视，出现了医案专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成书于1133年的许叔微所撰的《伤寒九十论》，记载了用伤寒法施治的90例病案，成为我国第一部病案专著。许氏晚年又著《普济本事方》，于方后列举自己运用该方所治愈的病案，开以方类案之先河，对医案学的发展亦具一定影响。

金元时期，医学繁荣，学派蜂起，诸家争鸣，各家医案不断涌现。此时期的医案受钱乙大多采取以论附案的方式，如朱丹溪《格致余论》，张从正的《儒门事亲》等都是论案结合，使理论与实践相互印证更加具有说服力。除此之外，也有论案分开的，如王好古的《阴证略例》、罗天益的《卫生宝鉴》都将“医论”、“治验”辑出专篇，集中收载典型医案。

医案经历了繁荣时期，到了明代，已日臻成熟，医案从各方面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状况。诸多医家已开始注意到医案书写的规范化，这是医案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韩[（上）矛（下）心]在《韩氏医通》提到 “望、闻、问、切、论、治六法必书”，提出了医案的具体内容应包括六大方面，强调对病人的一般情况要加以记载，对中医病案书写规范做了说明；吴昆则进一步提出“七书一引”的格式。应该说两位医家对医案的格式、内容、形式作了较为详尽的规范，促进医案的完善，具有极高的价值。此外，更重要的标志是收集、整理中医各家医案的类书问世，嘉靖年间江瓘父子鉴于日趋繁复的中医个案，悉心考究，搜集自《史记》至嘉靖上下1600年的个案专著及散见于经史子集等书中之医案，加以分类整理，以类相从，编成《名医类案》12卷，该著作开创中医类案研究之先河。

清代进入到了医案的鼎盛时期，个案专著300余部，出现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体现了中医学鲜明的个性特征。清初期，以私淑易水学派为代表，宗温补，医案记载以温补法居多。如高鼓峰的《四明医案》及吕留良的《东庄医案》，倡导八味、六味之类，继承赵献可的学术思想；马元仪的《印机草》及尤在泾的《静香楼医案》，脾肾双补法应用为多，宗李中梓的观点；张璐的《张氏医通》及郑重光的《素圃医案》，又传承景岳温补之特色。初期除温补类医案之外，还有各俱特色的佳作，彰显了其他的论治法则，如王三尊《医权初编》，多以攻下法居多；沈鲁珍的《沈氏医案》又多用豁痰清火之法。喻嘉言所著的《寓意草》，医案记录详尽，辨证精准，善于化裁经方，用药考究；马元仪的《印机草》，其医案简洁，重在辨证，用药精当。这两部著作，直至目前，依然被推崇，是医案研究的良好素材，对后世的影响颇大。

清中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即是华云岫收集叶天士遗案汇编而成的《临证指南医案》。此书辨证灵活，用药有特色，圆机活法，随处可见，体现了叶氏思想的个性特征。针对临床各科病证，一扫温补与经方派的旧例，记载了妇科疾病以调补奇经冲任之法，治疗顽疾久痛，以久病入络为法；论治脾胃病，主张养胃阴；虚损之证，善用血肉有情之品等。该著作是迄今为止，版本最繁、校注最多、出版量最大的个案专著。同期的著作还有陈修园的《南雅堂医案》，主要特点是宗仲景之法，擅用经方。徐大椿的《洄溪医案》，所载医案涉及内、外、妇科，治法灵活，不拘一格，其学术思想值得研究。其他的以治疗温病为主，有吴瑭的《吴鞠通医案》、薛雪的《扫叶庄医案》、缪遵义的《松心堂医案》等。治疗杂病著称的有程杏轩的《杏轩医案》和杨乘六的《潜村医案》等。

道光以后，这一时期的医案作品发展迅速，主流有三，其一是尊崇叶、吴而善治温病学派，代表人物有王孟英、余震等医案。其二是崇孟河医派者，此流派至晚清达顶峰，代表医家为费伯雄、马培之。孟河医派的医案在治疗杂证方面善于运用经方，加减化裁。其三是世医，江苏陈、何二氏最具代表性。医案用药稳健轻灵，书中按语中肯平正，论理渊博。此外，恽铁樵、张锡纯等人的医案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率先将西方医学结合到中医诊疗中来，衷中而参西，为中医学开辟了新的思路。如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所载“石膏阿司匹林汤”。余奉先、曹颖甫、赵守贞、范文虎、陈无咎等医家大用经方，著有《冀经经验录》《经方实验录》等，展示了医家独特的经方运用功底。此期，全国各地名医无数，如各领风骚，医案著作各具特色。有丹徒赵海仙、四川冉雪峰、胥江张仲华等，北京更有名医辈出。医案行文有正叙、倒叙、插叙、夹叙等不同，文字考究，机理分析丝丝入扣，细致入微，展现了当时的学术水平。

清代对医案著作的整理研究，是医案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又一重要标志，这一时期已经将医案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比如，魏之琇的《续名医类案》。魏氏摘取西汉《史记》至清嘉庆朝之间1800余年的各家医案，重新整理、校对，共计约5000则，分证350门，36卷，基本囊括古代医案，分门别类的整理，是对医案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俞震所著《古今医案按》，选案1500余则，证分106门。选案精当，并在每类证后，有自己的点评，包括对医案的理解、辨证关键、医家的独到匠心之处，和圆机活法等等，每能发人深省，堪称研究医案类书之佼佼者，对后世之影响非常深远。医案类书的研究方法已经发展成多种方式，越发体现了医案的重要价值和学术地位，此期医案类书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中医学术的传承，发展并丰富了医案研究的方法。可以看出清代的医案专著空前繁富，众多医家不仅对医案的规范化书写十分重视，而且开始注重医案理论的研究。不同种类的医案类书及评议类医案专著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医案之研究已经进入高级阶段。

总之，医案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中医学广袤的资源，是中医理论精华之所在。至近现代，高科技手段的运用、中医学术的飞速发展，已经产生了更多更好的医案研究的新方法，也发掘出了更深层次的中医理论，使临床疗效进一步提高，医案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