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文化艺术联合会于2002年在香港正式注册，简称（中国国际文联）英文缩写（ICAFC）。

著名画家、雕塑家、美术评论家、设计家、陶艺家、艺术市场经济学创建者，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物学会书画雕塑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文化艺术与资源建设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六家院校兼职教授，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九家院校客座教授，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艺术品鉴定评估中心专家，《艺术》杂志社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宋庆龄基金会理事，湖南省文化艺术基金会名誉理事长，湖南邵阳学院名誉院长，青海省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青海省民族歌舞剧院名誉院长，田汉大剧院名誉院长，云南省湖南商会终身名誉会长刘人岛任中国国际文化艺术联合会总顾问。雷常新任中国国际文化艺术联合会主席。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军地书画研究院副主任、总政老干部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美术家分会主席，美国内申大学中华文化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专家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顾正主任中国国际文化艺术联合会副主席。著名书法家段瑞林(笔名松涛) 任中国国际文化艺术联合会副主席。杨光任中国国际文化艺术联合会秘书长。

联合会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宗旨、以传播中国文化艺术为纽带，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始终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团结全世界人民，推动中国文化艺术与世界多元文化艺术交融、繁荣和发展。致力于组织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始终坚持弘扬先进文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中国和世界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百花齐放做出贡献。 

中国国际文化艺术联合会总顾问刘人岛教授

中国国际文化艺术联合会总顾问刘人岛教授作品

中国国际文化艺术联合会主席雷常新

中国国际文化艺术联合会主席雷常新作品

中国国际文化艺术联合会主席雷常新与副主席顾正主

中国国际文化艺术联合会副主席顾正主作品

中国国际文化艺术联合会副主席、著名书法家段瑞林(笔名松涛)

中国国际文化艺术联合会副主席、著名书法家段瑞林作品

跨越“三个世纪”的报国情怀

记庄希泉、庄炎林父子传奇人生历程

透过他们坎坷曲折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代又一代华侨为居住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的命运更同中华民族的屈辱史、革命史、发展史、开放史紧密相连。时至今日，这份与中华民族永不泯灭的血缘关系，仍是我们搞好改革开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建设强大国家的精神力量。

庄希泉祖籍福建安溪，1888年生于厦门并在此长大。庄希泉早年就读于厦门东亚书院和前清举人办的学馆。1906年到上海经商。追随孙中山从事实业救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受上海军政府委托组织南洋募饷队，三下南洋为民主革命筹款。1912年任中华实业银行南洋总分行协理。1916年在新加坡创办中华国货公司。1917年创办南洋女校，探索“教育救国”的道路。1922年初，庄希泉为殖民教育问题为民请命，在南洋告败英属马来亚当局总督，大长华人志气，成为轰动英国殖民当局和南洋社会的重大新闻。他因此被殖民当局视为眼中钉，强行将他驱逐出境。他返回厦门不久，和妻子、新加坡南洋女校首任校长余佩皋创办厦南女子学校，请来周芜君、林云影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共同打理教学事务，宣传进步思想。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庄希泉、余佩皋双双入党，同时担任国民党福建省临时党部执委。

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中国人，又称中华儿女、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中国人”具有多个涵义，具有国籍属性称呼，也有广泛概念上之称呼，甚至在各种场合或立场上也都有不同的认定。除了客观的界定外，通常其本人与周围社会的认同（价值观因素）也占着相当重要的一环。

以“宗族”概念界定：华裔（祖先来自中国华人，具有中国血统的华人，不论是否经过混血或来自中国的祖先是多少代以前）。华裔并不一定拥有中国国籍，早期海外华人多数保留中国国籍，今天多数海外华裔通常已取得居住国国籍，一般只认同自己是华裔而不是中国人。而庄希泉不论走到甚么地方，他都豪情壮语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925年5月15日，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至厦门后，各界反响强烈，掀起“反日”高潮。在这场斗争中，也存在一股“媚日”的逆流。围绕是“媚日”还是“反日”，厦门各色人物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对进步运动满腔热情的庄希泉也卷入这一斗争漩涡之中。为了筹备抵制日货、推动罢工的厦门外交协会，庄希泉一干人四处奔走呼吁。但他不知道，一张阴谋之网正悄悄向他撒来。1925年7月4日下午，庄希泉被一伙日本浪人挟持至鼓浪屿的日本领事馆。

在领事馆庄希泉和日本领事井上庚二郎进行了第一次尖锐交锋。“庄希泉君，久仰， 久仰。”井上庚二郎满脸堆笑地伸出右手做握手状，作为有名的“中国通”，他的华语说得极为流利。“领事先生找我来，有何贵干？” 庄希泉却不与之握手，双手在胸口一抱拳，算是礼节。“不要叫我领事先生，咱们都是自己人嘛。”井上庚二郎徐徐放下手来，掩饰脸上的不悦，皮笑肉不笑地说。“领事先生，你错了，你我国籍不同，所负责任当然有别，缘何成自己人？”庄希泉警觉地看着对方。

“希泉君，你说的没有错，可有一点你还不明白，从现在起，你我一直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子民，从今往后，你我可以合力为帝国开疆拓土、建功立业了。恭喜庄君呀。”

“你高兴得太早了，我乃堂堂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中华民国一分子，怎成了你日本子民。”庄希泉提高声调说。

井上庚二郎笑了笑，继续说：“庄君真是健忘呀，多年前，令尊庄有理在我台湾经营商业，成了大日本帝国台湾籍民，至今贵府还悬挂着籍民牌，受我帝国保护。作为贵府家庭成员，庄君自然也是日侨，是我帝国一分子。”

听到井上庚二郎这番强词夺理的言论，庄希泉不禁火上心头，大声道：“我父亲是厦门人，不是日本籍民，就算他是，我也不是。如果儿子必须与父亲同籍，我明天就登报宣布脱离日本籍”。

井上庚二郎干咳两声：“庄君本来尽可忙于商务、操持教务，却何苦来带头抵制日货，组织会党反日，你已然破坏了中日两国亲善， 只要你认错，并公开发表声明退出国民党，即可予以释放。”

人的尊严与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紧密相联，没有人的尊严何谈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尊严即尊贵、庄重而有威严。国家尊严包括党和政府的尊严，领袖的尊严，民族与人民的尊严，领域、领空、领海的尊严，政策法令的尊严，法律道德的尊严等，每个公民都应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尊严的义务，并与损害国家尊严的言行进行斗争。

庄希泉严词峻拒：“关心国事，我何错之有？你们日本人在厦门无法无天，敲诈勒索，抢劫绑票，逼良为娼，任意蹂躏中国人，何来亲善之意？我要正告你，你们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中华土地上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作为领事，你必须反省谢罪！”井上庚二郎本以为威胁一下，就能收降庄希泉，没想到反被他一通抢白，批驳得无言可答。他一反原先气定神闲、彬彬有礼的风度，气急败坏、色厉内荏地吼道：“你的，不撞南墙不回头。”随着井上一个手势，凶神恶煞般站立两旁的一群浪人立即一拥而上，将庄希泉扭住。庄希泉被押进日本领事馆地下室的秘密囚室里，“哐啷”一声，门户紧闭。夜色已深，厦南女中的同事们见庄希泉迟迟没有归来，心情十分焦急。他们知道，庄希泉此行是凶多吉少。

余佩皋尤其心焦，她几番提着马灯外出探看，马路上空无一人，她感到，丈夫一定是被日本领事馆扣押了。她决定先将情况告诉公公婆婆，他们是厦门本地人，有关系。庄希泉父亲庄有理得知儿子被捕，十分担心，连夜找厦门商会主席洪晓春等人商议，请求疏通。很快就传来日本领事的回话：只要庄希泉出具悔过书，声明退出国民党，即可释放，否则，将予以惩办。庄有理担心庄希泉有生命危险，要余佩皋速至日本领事馆相见，劝说庄希泉怜其年老不堪惊吓，答应日本领事所提条件。翌日一早，余佩皋把儿子托给周芜君，自己与本校教师林云影先往国民党福建临时党部办事处，找江董琴商量对策。江董琴听了庄有理的意思后，一时无计可施，认为救人要紧，三人一起先到日本领事馆了解情况。

在日本领事馆见到井上庚二郎后，余佩皋厉声质问：“庄君与你们素无往来，为何无缘无故抓人？”井上庚二郎将其荒谬的理由又说了一遍，林云影怒斥：“你这是强词夺理，你们不放人，难道还要制造‘上海惨案’吗？”无论他们如何理论，井上庚二郎一口咬定庄希泉是日本统治的台湾籍民，犯了“台湾籍民参加外国政治结社”罪，要提交日方司法部门处理。

众人觉得与之口舌争斗没作用，遂提出面见庄希泉。在秘密囚室见到庄希泉，余佩皋不禁伤心垂泪。听了妻子转述的老父主张，庄希泉表示难于从命，自己宁死也不会向小日本屈服。江董琴大受感动，告诉庄希泉，党部将尽快设法营救。三人坐船回到厦门，把庄希泉受日本领事馆无理拘押的消息公诸于众。“上海惨案”之后，全国各地反日反英斗争正处高潮中，厦门各界也正在筹划不合作运动。因此，这一消息立即引爆了厦门广大市民、学生、工人的愤怒，纷纷强烈抗议，要求日本领事馆放人。

厦门80多个爱国团体，还联名向日方提出严重交涉。井上庚二郎害怕这股浪潮要把他和日本领事馆吞没。厦门民众的反日斗争，他并不陌生。马关条约签订后，占有台湾的日本变本加厉，为便利其对福建的侵略与掠夺，又胁逼要在厦门设立日本专管租界，因遭厦门人民强烈反对而不得马上实施，直到1899年才迫使清廷签订《厦门日本专管租界条约》。庄希泉是厦门乃至全国、南洋侨界有影响的人物，把他关押在领事馆，终究是一枚定时炸弹，弄不好就要惹出事端。为了预防万一，井上决定转移目标，于7月14日以日本属民非法参加外国政治结社罪，将庄希泉押往台湾审理。

消息传出，余佩皋肝胆俱裂，厦门民众也是悲愤异常，有人愤慨地说：“堂堂一名中国人，竟被日本帝国主义硬生生地指认为日本臣民，真是强权之下，焉有公理？！”得知庄希泉在新加坡与殖民主义者有过的不屈斗争和被驱逐回国经历，厦门民众深为这位乡贤而骄傲，纷纷表示要前往码头恭送庄希泉，向日本显示中国人团结一心、一致对敌的精神。是日中午，庄希泉被押上开往台湾的船只，厦南女中师生和数千群众自发环绕码头送别，打着“恭送庄希泉”，“我们是中国人”、“严惩幕后人物”等条幅，表示对庄希泉的尊崇，和对日本领事馆的强烈抗议。

如果整个世界是公正的话，勇气就没有必要存在了；猫儿给围赶得走投无路，也会变成狮子；人的勇气能承提一切重负。不少渔民、船民还摇着大小不一的渔船、小舢板，将押送船团团围住。据当时的目击者、庄希泉的小女儿庄令昭称，那天民众所驾大小船只，竟将海港中的日本轮船与岸边码头连成一片。

正如宋·杨万里所诗：“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下午2时许，轮船离港起航了，码头和大小船只上，群众的呼声一遍又一遍。庄希泉的心情，有郁闷，有悲愤，也有感动。群众与其说是“恭送”他，莫不如说是自发组织反抗帝国主义势力，有这股民族正气在胸，中国就不会灭亡，日本即便再强大，也必将被正义的力量打败。想到这里，他忽然感到浑身有着无穷的力量，在被强押进舱那刻，不顾武装宪警的阻拦，挣扎着面向群众，高声疾呼：“各位乡亲，各位同胞，我庄希泉和大家一样，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是日本臣民！ 我们要坚决与帝国主义丑恶势力斗争到底，你们不要因我被捕而有所顾虑！”海风起兮，站在甲板上的庄希泉衣袂飘飘，铿锵语气传之十里。

人的勇气减轻命运的打击；经受勇气的考验通常不是去死而是活下来。

身陷囹圄仍然心忧天下

真正的爱国主义不应表现在华丽的语言上，而是应该表现在为祖国和为人民谋福利的行动上。所谓爱国心，是指你身为这个国家的国民，对于这个国家，应当比对其它一切的国家感情更深厚。闽南移民中有句俗语：“第一好过番，第二好过台湾。”对“过番”的艰辛，庄希泉深有体会，他没想到的是，第一次过台湾，竟是这样的身不由己，而且竟是前去坐牢。庄希泉被押解到台北后，即被关进日本殖民当局设在郊外的监狱。随后来到台湾的余佩皋、林云影在外头活动，以期营救。监狱里关押的，都是不服日本“管教”的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和回归祖国而斗争的“政治犯”。

正因为如此，日本殖民当局对这些“犯人”格外对待，让他们吃发了霉的烂芋糙米饭，住阴冷潮湿的黑暗小屋，不仅如此，还动辄毒打。一次开饭时间，庄希泉没有理会送饭的看守，看守破口即骂：“聋了耳朵，支那猪，给你做籍民还不要……”刻毒的谩骂刺痛了庄希泉的心，他立马回敬：“狗日的，谁做你日本人！”边说边将脚穿过铁栏槛，猛地向看守踹将过去。

作为一个坚强者，不要惧怕任何淫威，因为他们在俱怕你的存在；倘若失去了勇敢，你的生命等于交给了敌人。这家伙“嗵”的一声，摔倒在老远的一个角落，痛得龇牙咧嘴。庄希泉的反击立即遭到了日本人的报复。几名日本狱警闻声赶来，将他双手反绑在铁槛上，皮靴、拳头、包着钢丝的皮鞭雨点般地向他飞来。鲜血从他的头上、身上渗出，染红了他的衬衫，但他倔强地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直到昏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庄希泉才醒过来，耳边传来一个声音，似乎在叫他：“老兄，有你的，有没有事啊？”庄希泉慢慢地睁开眼睛，说话的是隔壁监牢的一位难友。他艰难地坐起来，面对着他，咬紧牙关说：“不碍事。”难友一边打量庄希泉，一边关切地问：“老兄因何事来此？”

庄希泉语带愤懑地将此前经历，简略地说了一遍。通过交谈，庄希泉才知道，此人乃是台湾有名的社会活动家，姓蒋，名渭水，祖籍福建漳州，1891年生于台湾宜兰。因为反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曾多次被日据当局以违反治安法而拘押，此次又因“治警事件”被判入狱。庄希泉了解蒋渭水的身世后，问：“蒋兄谈吐不凡，出口成章，深得中华传统文化的陶冶，可为何却选择了学医？”这一问，就引发了蒋渭水对日本殖民当局的声讨：“为了扼杀台民的民主自由思想，殖民当局对台籍学生接受中等、高等教育强行设卡：只能选农、医科为专业，历史、政治、思想、法律等容易导致思想不稳的敏感学科，非中国人所能就读。”

相比之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的教育体制，日据下的台湾教育有过之而无不及。庄希泉大发感慨：“日本当局的做法，歧视性不说，还是十足的奴化教育，是露骨的愚民教育！”蒋渭水点点头，继而道：“台湾人比住在台湾的日本人，受着贱价教育的事实，已实行了30 年。殖民教育的本质，就是企图在政治上、社会上堵塞台湾人的嘴巴，不许我们有个性的存在，最终让我们的语言也无所用之！所以我们要反抗！”两人年龄相近，庄希泉38岁，蒋渭水35岁。“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彼此了解对方反殖民统治的经历后，庄希泉和蒋渭水更是惺惺相惜，相见恨晚，成了无话不说的狱中好友。

一天，蒋渭水告诉庄希泉，他此次被“象征性”判监禁4个月，不久就可望出狱，出狱后定当设法营救。庄希泉对此表示感谢，随后将此情告诉了前来探监的余佩皋和林云影。

蒋渭水出狱时，台湾民众自发到狱外相迎，大放鞭炮，以示敬意。重获自由的蒋渭水很快就买来最好的食物前来探监。他不忘诺言，努力奔走，发动台湾文化协会等多个进步组织积极呼吁，要求殖民当局释放庄希泉。余佩皋、林云影也奔走呼号，督促日本殖民当局了结此案。台湾殖民当局迫于压力，向庄希泉下了传票，通知开庭日期。

1925年9月14日，庄希泉从牢狱走到法庭。余佩皋和林云影早已站在法庭门口等候开庭，蒋渭水和一些未谋面的台湾人士也来到现场，站成一排。原告方是当局委托的日本检察官上龙泛。此人洋洋万言，历数庄海涵（庄希泉别名）自1911年加入“支那”同盟会以来的条条“罪状”，可谓证据确凿。庄希泉大义凛然，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对自己在厦门的所作所为毫不隐瞒。接下来，法官开始问话：“庄希泉，你可知罪？”

“要自由，才能得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我光明正大地追求属于我的那份自由和平等，到底错在何处？”

“你触犯了大日本帝国的法律。”

“我是一个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做事， 竟也会触犯你们日本的法律，岂不荒唐？”

“胡说，你是台湾籍民，也就是大日本帝国子民。”面对庄希泉的质问，这位法官有点失态。

斗争是一条出路。庄希泉义正辞严地说：“法官先生，凡是尊重事实的人都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再一次告诉你，我是中华民国公民，你们根本就没有审判我的资格。今天的被告，应该是你们，首先应该是日本驻厦门领事井上庚二郎！”庄希泉的辩驳，让日本裁判长铃木英男、判官高岭方美等恼羞成怒，也顾不了那么多程序，胡乱审判一番后，即不由分说地以“外国政治结社”（指参加国民党）的罪名，判处庄希泉监禁6个月。

暴行是不讲公理的。这起荒唐的审判，让庄希泉以及在场旁听的余佩皋、林云影等倍感悲愤，不仅仅是为个人的命运，更为国家、民族的积贫积弱，正因为国家落后，日本帝国主义才会如此猖狂啊！判令已下，庄希泉仍被监禁在台北监狱里。他放心不下厦南女中和临时省党部的事务，叮嘱余佩皋、林云影先行回厦门，做实事要紧，他在狱中会照顾好自己，何况蒋渭水等台湾志士也经常会来探监。余佩皋见丈夫说得有理，而6个月监禁已成定局、眼下营救无望，乃一掬清泪作别台北，和林云影乘船返回厦门。

胸怀海峡两岸中华情

命运是宠爱勇士的；我们的勇气就是我们最好的上帝；有了勇气便能粉碎厄运。1925年的冬天，对庄希泉来说，显得特别寒冷。自被台湾殖民当局羁押以来，他终日与铁窗为伍， 苦等自由的那一天。对平常人来说，6个月在一生中也许并不算长，但对一个只争朝夕的革命者而言，这6个月不仅耽搁了奋斗的事业，而且直接关系着人格、国格。他惟一能做的就是把抗争移到狱中。冬去春来，1926年4月， 殖民当局宣布：庄希泉“刑满”出狱。花儿开了，树儿绿了，天气暖和了，阳光也明媚起来，这是一个怎样的春天！在台北前后坐了9 个来月牢狱的庄希泉，重获自由后，依然像老战士一样，关注着周围的一切。他知道，这是在台湾，这是在被日本窃据的土地上，这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这大好河山，可都是中华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一想到这些，庄希泉又哪里能真正快乐起来？何况殖民当局还派人专门盯梢，规定他三年内只准在台湾和日本范围活动，而不得返回中国大陆。

庄希泉不得不暂时在台湾住下，但他无时不在挂念祖国家乡，怀念着海峡那头的妻儿。狱中难友蒋渭水常相看望，介绍他认识林献堂、连横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台湾友人，并邀请他参加台湾文化协会等团体组织的一些活动。大名鼎鼎的台湾文化协会，是蒋渭水和台湾另一位民众运动领导人林献堂等联合发起成立的，以提高文化、启发民智、唤醒台胞的民族意识、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改革社会为宗旨。文协成立后，发行会报、文化丛书，开设大小书店及读报所，陈列各地包括祖国出版的报纸杂志，举办各种学术讲座、讲习会，组织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

以各种形式传播中华文化，传递来自大陆祖国的信息，抗拒日本的殖民统治，增强台湾同胞对祖国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庄希泉了解到，日本自1895年占据台湾伊始，强行实施一系列措施，软硬兼施，引诱拉拢，以“同化”台湾民众为目的。普通台湾人怎样看待“同化”问题，他们到底被“同化” 得怎样了？带着这个疑问，庄希泉曾关切地问起台湾文化协会的会员们。台湾文化协会总理林献堂的秘书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台湾人系有数千年历史的汉民族，且有辉煌的文化。台湾总督府妄想使我们汉民族同化于大和民族，这恰如水与油，绝对不可能。”庄希泉又问：“你们怎样对待总督府的压迫？”一位负责联络会议的会员答：“压迫愈强，我们的抵抗愈烈，惟有达成最后目的而已。”“你们的最后目的是甚么？”“复归中国。”通过多次与台湾民众接触，庄希泉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台湾虽然被日本殖民统治了31年，但绝大多数台湾民众，仍然徜徉在心向祖国的民族主义大海中，真正如日本殖民当局所愿、被“同化”的台湾人，并不多见。日本人蔑称中国为“支那”，但许多台湾人却总称“祖国”或“我们的祖国”。

蒋渭水告诉庄希泉：“我台胞平时对祖国的观念特别强烈，所以辛亥革命勃发，我台胞便私下募款捐助革命军，袁世凯窃国，又有人要去北京行刺……”

由辛亥革命谈起，蒋渭水满怀崇敬之情地谈起了孙中山。他告诉庄希泉，1913年孙中山来台湾，他极想前往拜谒，因日警戒备森严而无法成行，他只好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孙中山不仅回了信，还赠送给他一枚民国开国纪念章，他视为珍宝收藏。蒋渭水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是无以言表的。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到台湾，5000多台人冒雨在台北文化协会举行追悼大会。二周年时，台湾各界再次隆重举会，蒋渭水激情澎湃地说：“孙先生临终时，犹连呼‘和平、奋斗、救中国’数十声，希望今夜出席的各位，深深接纳孙先生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

蒋渭水身体力行地接纳孙中山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成了他不改的志向。他先后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工友总联盟等组织，领导工农运动，反对殖民统治，以其卓越影响，而被誉为“台湾的孙中山”、“台湾民主运动之父”。

时光像流水一样不着痕迹地逝去，庄希泉对海峡西岸的思念愈发强烈。得想法回到大陆去，与妻子和同志们一同并肩为理想奋斗！他的想法得到蒋渭水及台湾文化协会一帮友人的理解和支持。经过周密商量，一个逃离台湾殖民当局监视、返回大陆的金蝉脱壳计划形成了。听罢庄希泉前往日本的申请，总督府官员显然感到突兀，问：“你为何想去日本？”庄希泉答：“你们老说大和文化比中华文化优秀，日本教育比中国教育发达，我想实地考察考察，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服膺大和文化。”他答得有理有据，不卑不亢。

总督府一时找不到破绽，何况他们为了达到“同化”台湾人的目的，一直不忘拉拢腐蚀，时不时组织台湾人士到东京观光旅游。总督府经一番计议，批准了庄希泉的申请，并派专人一路监督。

1926年初夏，庄希泉离开台湾，乘船前往日本。在和蒋渭水等友人相拥握别时，他以孙中山的遗言相砥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到日本东京后，庄希泉不动声色地参观了一些地方，随后以经商的名义在日本活动，一副乐不思蜀的样子。在日期间，庄希泉结交了一些侨胞。日本侨领周召南听说庄希泉的爱国壮举后，内心十分推崇，曾接纳他在日本神户山道十九番家中避难，生活上多有帮助。周父周起博也钦佩庄希泉，专门设宴款待，并邀请当地有名望的华侨作陪，庄希泉也借机向众人宣传政治主张。庄希泉不忘周家雪中送炭之恩，新中国成立后，还与周家多有联系。

通过此行庄希泉得悉由台北开往东京的轮船，中途得停泊上海加煤。于是就策划好逃回祖国大陆的计划。这年冬，庄希泉又从日本回到台湾，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翌年仲春，表面上对大和文化心悦诚服的庄希泉，向日本总督府提出，要赴日本处理生意上的事。获得批准后，他在两位专人陪同（实为监视）下，坐上了一艘由台北经上海开往日本的轮船。

一天下午，当老态龙钟的太古轮船喘着粗气，缓缓驰进上海港加煤时，看着似曾相识的景物，庄希泉的心狂跳不已，期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轮船徐徐靠岸，庄希泉以上厕所为名，客气地请两位同船监视的日本人帮助照看行李什物。骗过这两位愚蠢的看守后，庄希泉快速冲下甲板，只身跳船上岸，潜入市区。待两位监视者情知不妙，下船追截时，庄希泉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庄希泉的“叛逃”，让日本当局恼怒万分，日本当局马上向上海有关方面交涉，要求缉拿庄希泉归案。但要在偌大的上海寻人，无异是大海捞针，何况庄希泉早年在上海打磨了多年，情况极为熟悉，哪里会让日本人发现？当然，出于慎重，庄希泉没有立即赶回设在上海的“庄春成商号”，而是暂住同乡老友南洋归侨王雨亭（同盟会员）家。

两天后，上海《新闻报》上引人注目刊登了一则署名庄海涵的启事，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声明“我是中国人，并非日本籍民”。报纸声明栏之下，还印上了一枚取名“庄一中”的印章。这个名字此后也就成了庄希泉的别名，新中国成立后，在干部登记表的“曾用名”一栏，他总要填上“庄一中”。庄希泉虎口逃生后特地办理中国国籍以及登报声明这一行动，既抗议了日本殖民当局的非法行径，表明了自己的心志――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同时也暗示，只有一个中国，决不承认将台湾划为他国。

这枚1.3厘米见方的珍贵印章，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向后人诉说着一个中国人顽强与列强斗争的故事，也成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见证。从厦门到台湾，从台湾到日本，从日本到台湾，又从台湾赴日本经上海时逃回祖国大陆，庄希泉以他表里如一的言行，走着一条曲折救国的道路。

这条道路，不仅是庄希泉矢志不渝、心向中华的见证，也彰显出闽台志士为祖国独立自由殚精竭虑的精神。它永远激励着海峡两岸炎黄子孙追随效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956年，新加坡首次组织工商经济代表团访华，成员中有庄希泉的堂弟庄惠泉。经庄希泉介绍，周恩来还在百忙之中接见了这位在新马地区和英国殖民当局颇有影响的华侨人物。周恩来在会见时说：新中国这些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也有不足，我们是一家人，欢迎庄惠泉先生对我们的问题提出批评。我们政府就是需要群众的监督嘛。在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兴旺发达的。庄惠泉表示：海外华侨爱祖国，爱家乡，希望有个伟大的祖国和繁荣的家乡，我们华侨有责任来尽一份力量，共同建设祖国和家乡。

周恩来知道庄惠泉曾是亲国民党的，却毫无芥蒂地说：我给你一把钥匙，随时欢迎你回国。也希望你经常到台湾跑跑，和台湾方面随时沟通，为台湾回归祖国作出努力。这次大陆行，对庄惠泉的影响很大，他的思想观念大有转变。回新加坡后，他专门写了篇大陆印象记，如实向海外介绍自己在新中国的所见所闻，客观地评价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此以前，新加坡（还未独立）对红色大陆的宣传大多是扭曲的，在新加坡素有“庄大炮”之称的庄惠泉的这篇文章，对新马社会的震动不言而喻，台湾媒体还转发了这篇文章。

大胆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难行。庄惠泉本人也还真的前往台湾，想着做沟通工作。只是台湾当局对他的言行甚为恼火，庄惠泉一下码头就被台湾当局找碴子抓去关押。后经新加坡当局交涉，才得释放。

“文革”爆发，一开始庄希泉即被抄家， 后来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免遭更大的冲击。他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外调，即其它单位为了检查某人的历史向庄希泉来人来函求证或征求意见。外调数量繁多，其时庄希泉已是八旬高龄。他一一

实事求是地完成了数以百计人员的外调任务。在调查中，有人为了达到打击、陷害别人的骯脏目的，有意要庄希泉做伪证，有的造反派还多次要他揭发诬蔑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材料。庄希泉对此断然拒绝，体现了一个“大写的人”高风亮节、刚正不阿的秉性。在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间，庄希泉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国家的命运、其它同志的处境。他顶逆流而上，反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祸国殃民和迫害归侨、侨眷的行径。他敢于主持正义，为许多华侨及其子女作证，使他们在“文革”中免遭迫害。拨乱反正后，许多台胞和老华侨的子女纷纷说：“如果当初没有庄伯伯作证，我们的命在‘文革’中就被革掉了。”

文革期间，庄希泉儿子庄炎林在福建任省人委秘书长，受到严重冲击，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被关了几年没有音讯，有人提出让庄希泉找陈伯达（他们是老乡、老朋友，而大革命时陈伯达做党的地下工作时庄希泉、余佩皋夫妇曾帮助过他。）庄希泉说，我不会找他，我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看法。失去勇气的人，生命已死了一半；丧失勇气无异丧失了一切。无论在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他都用勇气支撑着人生历程，一往而前。有勇气承担命运，这才是英雄好汉。

为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中国惟有国魂是最可宝贵的。惟有他发扬光大，中国人才真有进步。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民族，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工作。”1981年元旦，庄希泉以全国侨联主席身份，发表致海内外侨胞的元旦祝辞。他说：1981年是辛亥革命70周年。过去，从孙中山到陈嘉庚，千千万万华侨及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曾经做出巨大的、特殊的贡献。今天，无论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侨胞们都在期望中国的统一、繁荣、昌盛。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在海外的侨胞，特别是台湾省籍和大陆省籍的侨胞，进一步加强团结， 发扬同侨相助和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你们所在国人民的友谊，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彼时，福建在项南主政下，把“侨牌”和“台球”打得有声有色，侨务工作、对台工作和发展经济并列，成为福建省80年代的三大任务。

庄希泉从报上、电台，从探视他的家乡人那里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十分高兴，他甚至喜欢上了80年代流行的新歌：“鼓浪屿四周海茫茫，海水涌起波浪。鼓浪屿遥对着台湾岛，台湾就是我故乡。登上日光岩眺望，只见云海苍苍。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

当年在台湾和海外的那段传奇经历，让庄希泉拥有不少台湾朋友，并与他们的后人保持着亲近的联系。蒋渭水的后人便是其中一族，每逢春节，便要携妇将雏到庄希泉家拜年。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 建议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10月2日，庄希泉以全国侨联主席身份发表谈话， 指出爱国华侨热望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热爱祖国，但是这种爱不应该消极地满足于现状，而应该是生气勃勃地希望改进现状，并尽自己的力量来促进这一点。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殷切期望台湾当局捐弃前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当机立断，共谋祖国统一大业，“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这封信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7月27日，旅居纽约的宋希濂等一些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称此信“遣词恳切，意义重大”，祖国统一乃大势所趋。香港一些报纸发表评论，希望蒋经国“最好捐弃前嫌，共图振兴中华大业”。7月28 日，庄希泉就廖承志致蒋经国信发表书面谈话《愿蒋经国先生在青史能留芳名》，文中最后一段话是：蒋经国先生以“求名当求万世名” 自勉。我以为所谓“万世名”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芳名；另一种则相反，不言自明。文天祥的诗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说明留在青史上的最好是光辉的名字，不要为后世所诟病。

蒋先生为个人千古的声誉着想，也应该抓紧时机，作出有利于国家和平统一的抉择，为国家民族建立一个大功，在青史上留个芳名。廖承志的信和庄希泉的书面谈话，先后在7月25日和7月28日的《人民日报》刊发，在海内外华侨华人中影响深远。8月4日，纽约中文报纸纷纷载文呼吁蒋经国莫失良机，为统一大业做出贡献；同日，泰国华文报纸认为台湾当局应以民意为依归进行和谈。

9月12日，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成立，潘维疆、宋希濂等呼吁国共和谈和平统一祖国。为了更多地了解台湾，庄希泉晚年最喜欢收听对台广播电台和福建电视台开办的《海峡同乐》节目。一次在与全国台盟负责人谈话时，庄希泉情真意切地说：“我年轻时到过美丽的基隆港，但现在一晃半个世纪，心盼碎，眼望穿，竟不得见。真希望有生之年还能到台湾看一看啊！”庄希泉想见的，还有在台湾的弟弟庄朝俊、妹妹庄似真等亲人。1988 年，百岁高龄的庄希泉安然辞世。庄希泉最大的遗憾，是生前未能看到祖国统一。

继承父辈遗志不辱使命

为了继承父辈的遗志，庄希泉的儿子庄炎林也从事着祖国统一大业工作。庄炎林1921 年11月21日生于上海。先后在厦门、上海读小学、中学，1938年上海沦陷后，他从上海到了桂林，先在桂林高中读书，当年11月参加了广西学生军。1940年夏，离开学生军，回到桂林高中读书，1940年12月在桂林高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庄炎林就读广西大学，先后任该校地下党支部副书记、书记。1942年桂林“七·九”事变后，与卢蒙坚一起完成广西大学学生党员撤离后，省工委安排庄炎林到柳州通知柳州方面的地下党转移。

爱国主义的力量多么伟大呀。在它面前，人的爱生之念，畏苦之情，算得甚么呢！在它面前，人本身也算得是甚么呢。在柳州，庄炎林在融安县吴赞之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到桂林荔浦县黄嘉的家里隐蔽，其间恰遇省工委书记钱兴到荔浦向黄嘉布置工作，庄炎林与钱兴第一次相见，随后庄炎林随钱兴到了英家，成为钱兴与邹冰夫妇之后第一个到英家省工委机关工作的人员，不久黄嘉、肖雷、吴赞之、韦立仁等也相继调到英家，担任相应职务。庄炎林到英家省工委机关，任交通联络员，主要负责桂林、柳州、梧州等地的地下党交通联络工作。

其间，为了解决省工委活动经费，庄炎林曾回到桂林找到父亲庄希泉，请其给予资助，并与其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占区回到香港， 通过日军封锁线抢运出和变卖其留在香港的家产，将所得钱款全部交给中共广西省工委，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桂林“七·九”事变之后，中共广西省工委曾一度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为了恢复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省工委曾几次派庄炎林回桂林，通过其父亲的关系，找到了原属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的张兆汉(公开身份是《广西日报》驻柳州办事处主任)，通过张兆汉的组织关系，将桂林“七·九”事变后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与中央取得联系。

要永远觉得祖国的土地是稳固地在你的脚下，要与集体一起生活，要记住，是集体教育了你。哪一天你若和集体脱离，那便是末路的开始。人，充满正能量的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1988年庄炎林调任全国侨联党组书记，增选为全国侨联第三届副主席。1989年当选为全国侨联主席。父亲是爱国华侨庄希泉，母亲余佩皋也是爱国华侨。

庄炎林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引进来的首先是侨资，外资也多是侨胞帮引进来的，不仅资金，还包括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培训等。苏联还没解体时曾有领导人来考察中国改革开放后为何发展这么快的原因，他们深深地感到，除了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之外，还有很重要一条，就是中国有几千万爱国侨胞的大力支持。”

要在中国做好经营，你必须学会调和。既要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又要学会在中国的环境中做事情。

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

国门打开伊始，旅游者蜂拥而至，然而由于接待能力有限，住宿成了一个大问题，一些华侨旅客在旅游城市桂林写了打油诗，“桂林山水甲天下，我来桂林睡地上”。建设旅游饭店迫在眉睫，但经过十年浩劫，百废待兴，国家资金有限，技术和经验也是问题。为此，中央成立了以谷牧、陈慕华、廖承志为组长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中国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兼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庄炎林兼常务副主任，负责实际操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尘封多年的国门打开了。港、澳、台同胞和肤色各异的外国旅游者纷纷来华探亲、旅游。1978年8月，中国旅游管理总局（后改为国家旅游局）应运而生。庄炎林出任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你的工作，就是招商引资，筹建旅游饭店。”庄炎林上任之际，当时主管侨务、旅游、外事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把他叫到办公室，面授机宜。

庄家和廖家可以说是世交，庄炎林对廖承志素来敬仰，称他为廖公。听说让自己搞招商引资、筹建旅游饭店，庄炎林不禁吃了一惊： “这是为何?这可是建国后少有的事!”

廖承志向庄炎林讲起了个中缘由：对外开放后，来华旅游观光的人员与日俱增，仅1978 年，全国旅游入境人数就达180多万人次，超过以往20年人数的总和。但是，这一喜人的数字后面却隐藏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旅游者找不到满意的住宿地方。泱泱大国的首都北京仅有7家涉外饭店、5200张床位，实际达到接待标准的仅1000张左右，而且基础设施、服务态度、管理水平都与国外的星级酒店相距甚远。庞大的旅游大军令北京的接待单位措手不及， 许多外国客人一下飞机，不是立即安排宿舍，而是被拉到景点去游览，晚上再到饭店等床位。北京无处下榻了，便把客人用飞机空运到南京、上海等地。有好几次，廖承志在深夜接到告急电话后，还亲自与民航联系，调度飞机拉送客人。有些客人久仰北京饭店的大名，宁肯在大堂静坐，也不去别处……

住宿难，势必会减少来华旅游者人数；来华人数少，则创汇效益低，不利于国家经济建设。这显然与改革开放的掌舵人邓小平强调的“旅游业大有文章可做”、“发展旅游业，为改革开放积累外汇”、“要打好侨牌，做好、做足‘两油’（即石油和旅游）工作”的精神相违背。旅游住宿问题成了对外开放的瓶颈， 建设旅游饭店势在必行。

为了解决旅游住房紧张这个难题，国务院成立了以谷牧、陈慕华、廖承志为首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这个特殊的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主任由当时的旅游管理总局局长卢绪章兼任，负责具体工作的常务副主任就是刚刚到旅游管理总局上任的庄炎林。

廖承志对庄炎林说：“要改革开放，非要解决旅游饭店问题不可！这次找你来，是看中你有身体本钱，有组织工程经验，也熟悉和了解外面的情况，经得起折腾。”

“经得起折腾?”庄炎林一时没弄懂这话的意味。

廖承志一字一顿地说：“我说你要经得起折腾，就是让你要做好碰钉子、挨棍子的准备。利用侨资、外资建旅游饭店是新事物，肯定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阻力。你不仅要想象自己如何处在风口浪尖上，更重要的是，不能被风浪刮倒，要站立潮头，敢于吃第一只螃蟹!”

廖承志深知，当时利用外资建饭店，不仅是工程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蕴含着解放思想、突破固有经济体制的意义。因此，他把这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信得过的庄炎林。

1978年12月12日至15日，谷牧和廖承志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研究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的会议。会议纪要上报后，受到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在同国务院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搞旅游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找侨资、外资，然后自己发展。方针政策定了要落实，首先是选好人。家有梧桐树，招来金凤凰。

庄炎林牢记邓小平的指示、廖承志的叮嘱，为争取“首战必胜”而开始了艰难的前期工作。

海外华侨、华人来了，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商也来了，前后找上门来洽谈的竟有几百家! 如何在众多有意投资的华侨、华人和外商中找到最合适的合作伙伴呢?庄炎林和他的手下人马常常夤夜交谈，广泛接触，反复比较，趋利而择……

风未起，池水却已涌起波澜。邓小平虽然作了高屋建瓴的指示，但各方面的认识不尽一致，赞同、反对、怀疑、观望者各有人在，众说纷纭。

赞同者认为，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解决当时棘手的旅游住宿难问题，而且有利于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但更多的是反对者：“办旅游饭店，能赚钱吗?有效益吗?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大城市多少家饭店都是亏本的，旅游也是亏本生意，别瞎折腾了。”

一年来，庄炎林和侨办、外资办的人员先后与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家侨商、外商广泛接触，就饭店的合作方式、经营管理、偿还能力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和论证，其间难免要接待吃饭。于是一些风凉话就在圈子内外传开了：“庄炎林一批一批地与外国人谈判， 听说宴请用的烤鸭，摞起来有一座饭店那么高了，他究竟想干甚么啊?”

“咱们卫星都能上天，还怕盖不成饭店、管不了饭店?要去求人家洋人，岂不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嘛!”

“我们不是有自己的北京饭店，怎么说我们不会管饭店呢?!”“连沙石材料也要从外国进口，这不是崇洋媚外吗!”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利用侨资外资合建旅游饭店更是摸着石头过河头一遭，在备受“走资本主义道路”、“卖国主义”的指责和“上当受骗，损失严重”、“编造假账，欺骗中央”“贪污受贿，从中搞鬼”的诬告。在不平静的日子里，北京建国饭店、长城饭店、丽都饭店、兆龙饭店，以及南京金陵饭店，上海虹桥饭店、华亭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等全国各地一大批合资饭店陆续建成开业，其中首家合资的建国饭店还被国务院列为“样板”，在全国推广经验。

光荣属抗战的老战士

经历过岁月的沈浮冷暖,体味过人生的酸甜苦辣，94岁的庄炎林于“9·3”在天安门城楼阅兵仪式上看到载有抗战老兵、英烈子女和支前模范的车队缓缓驶来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

坐在北京的家中的庄炎林回忆起阅兵仪式上的那一幕,依然心绪难平。那一刻,承载了太多历史的记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深受父母的影响,16岁的庄炎林即参加上海童子军抗日战争战时服务团,后经中共广西地下党动员参加了广西抗日学生军。

1939年底开始的昆仑关会战期间,庄炎林在广西武鸣县日寇占领的高峰岰山下组织发动群众抗日,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

庄炎林回忆,学生军开赴前线行军途中,一路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年仅18岁的庄炎林几次隐蔽在路旁的甘蔗地、树丛里,眼见着身边的树木被敌机炸断。一次炮战中,庄炎林组织群众转移时,突遇山上连续打来炮弹,他立即卧倒在地,一发炮弹在离他几尺远的地方爆炸, 庄炎林当场被炸晕,当他醒过来从掩埋的土堆中爬起身时,发现身后的一头水牛被炸得血肉横飞……

这样生死悬于一线的场面,庄炎林数不清经历了多少回。“在昆仑关战役中,我军消灭了日军一个旅团5000人,但我们的军民牺牲15000人。”庄炎林反复说自己是个幸存者。每一次回忆,都会让他更加想念那些牺牲的战友们。“荣誉是属于我们大家的。”庄炎林抚摸着挂在胸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深情地说。庄炎林的父亲庄希泉是著名爱国侨领,母亲余佩皋是“南洋华侨女子教育的先驱”。“永爱中华, 此志不渝!”是庄希泉给自己立下的终生诺言,也成为庄炎林的人生信条。

诚然，庄炎林在广西期间,庄炎林与父亲冒险潜入已被日寇占领的香港,将20多箱家产设法搬运出来,变卖所得全部捐给当时的中共广西省工委,支持抗战。

庄炎林说： “父亲和我们全家人同许多华侨同胞一样,一天三餐都是喝稀饭、配咸菜。但是,对于捐助抗战,大家毫不吝惜。”

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为了纪念抗战,庄炎林在参观阅兵仪式前专门作了一首《纪念抗战》的诗:“抗战胜利七十载,先烈青史长缅怀。前仆后继赴国难, 铭记历史创未来。”

从战场到国家建设；从文化到侨务工作， 这些都是改革开放的硕果，当然，要说庄炎林的功绩举不胜举，而如今，整整一条长安街已是今非昔比，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鳞次栉比。与那些张扬个性的商务大楼相比，跻身于中国饭店骄子行列的建国饭店，依旧保持着当年的优雅、闲适与神秘。我们透过建国饭店可以窥视到一个“先行者”身影，尤其那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旗子令人心动不己，不知为甚么，一个有情怀的志者，每当坐车行驶在长安街上，总觉得建国饭店特别像一艘不知从哪里驶来、又不知要驶向哪里的待航的远洋巨轮。

庄炎林深谛，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由政府到学界，由国内到国外，国学热不断升温。

中国精神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精神，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