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郑重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最新的科学论断。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更好阐明和理解这个论断的正确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更有助于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群关系，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的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证。
一、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它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独创性运用发展和新的贡献。它是党领导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它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
（一）牢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历史唯物论的重要原理之一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神圣家族》一文中指出：历史活动中最重要的“是行动着的群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这个基本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毛泽东作了简明的表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作了重要的发挥，他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毛泽东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在杭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列宁这句话加以高度评价：列宁这句话“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毛泽东在1956年曾说过“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页）这是对群众观点极为深刻的阐发和完备的论断。
（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党和人民息息相关，党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离不开人民。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并以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为己任。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
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群众观点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红军的任务不只是单纯的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1930年3月，中央在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说：只凭上面的命令的“非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必然会造成革命政权的危机。在反“围剿”的艰苦岁月里，党越来越认识一切为了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多次批评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倡导群众路线领导方式。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实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由此可见，毛泽东把群众观点提升到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经历了延安整风，系统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领导工作经验，党的文件明确而系统地论述了群众路线，主要代表作有三篇：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七大作的《关于修政党章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群众路线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续丰富和发展，主要代表著作有三篇和第二个历史决议：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报告；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演；1962年1月，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根据以上的文献，党的群众路线主要有六个观点：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既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引导群众前进，既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的观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三个十分重要而简明的观点，我们要牢记：“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想问题、作决策的主要依据”的观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观点；“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点。
我个人理解正确认识和把握好党的群众路线，必须解决好两大问题。
第一，自己和群众的关系——解决好立场、感情、价值观、人生观、权力观。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党员领导干部，从入党起，从承担某种领导责任起，就需要搞清楚几个根本问题，树立起正确的理念，并落实于自己的言论行动。
要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假心假意；我为群众还是群众为我，做官当老爷，是人民的主人，还是人民的公仆；我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授予的还是我买来的、骗来的、跑官跑来的；如何做到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如何处理好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第二，如何在领导机关想问题、作决策和贯彻实践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好认识论，方法论。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对于在领导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作出了十分生动的描绘：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简明概括。这里，“两个一切”涵盖了党的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感情等要求，“两个一切”和“一来一去”构成一个整体，是对群众路线的完整准确的理解、把握和运用的基本要求。
（三）深刻理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十八大报告指出：“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根植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居安思危、勇于进取，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习近平在2013年6月18日讲话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以上这些科学论断，告诉我们：
1.党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保障。这个血肉联系就是要求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是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2.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也就是说党是否有生命力，关键看是否坚持好群众路线。真正坚持好，就无往而不胜，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就能够实现，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不坚持好，背离和抛弃它，就是死路一条，就要葬送中华民族的美好前途，就要亡党亡国，人民就要遭殃。苏联解体就是苏共抛弃群众路线的恶果。其教训的根本之点是苏联共产党由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联、甘愿为人民的利益流血牺牲、为人民谋福利的党，演变成为一个脱离了群众、高高在上，为群众所抛弃的党。由于苏共的根本路线是脱离人民群众利益的，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人民群众严重不满。到了1991年，苏联的经济很糟糕，50%食品靠进口，失业率高达25%以上，最富有与最穷的差距扩大到41∶1。苏联共产党的蜕变和垮台教训是刻骨铭心的，要牢记并吸取。
3.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这个论断证明了党的群众路线与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密切关系。1945年党的七大时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这就是说：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基点出发；同时，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离不开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说到底，最根本的是，要真正懂得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
二、坚持好群众路线，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胜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我们党已经经历了92年的岁月，其主题主线主流是党群关系密切，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好。但也有个别时期、个别方面贯彻执行得不好的。
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好的和比较好的时期是：党的幼年时期的两次胜利即北伐战争的胜利，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1956年的八大，这22年，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建立巩固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胜利，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76年10月至今，打倒“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进步。
挫折甚至失败的时期是：大革命失败（1927年“4?12政变”“7?15事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58—1960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
总结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做的好的经验，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1956年9月八大党坚持群众路线为例，有许多值得学习、发扬的宝贵经验，对当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执政党建设都有重要的启示。
从遵义会议到八大，是我们党92年来一段极其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共党史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理论上成熟并系统化、在实践上全面贯彻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这个时期正因为党的群众路线的成熟和成功，使我们的事业发展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成熟在理论层面上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的群众路线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毛泽东在1937年7月、8月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实践论》《矛盾论》两个重要演讲，这是两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巨著。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论中国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成果，极大地帮助我党一大批同志学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如果抱着教条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态度，必然轻视群众，脱离群众，违背和损害群众的利益，同党的群众路线背道而驰。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深刻认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危害性，才能正确认识和执行好党的群众路线。
毛泽东1943年6月1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是以《实践论》《矛盾论》为指导，正确阐述领导方法两大问题：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毛泽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把党的思想路线同党的群众路线有机结合的范例，也可以说是具备成熟的理论形态的一篇党的群众路线经典著作，寓意深刻。
（二）把党的群众路线贯串于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之中
经历了党幼年时期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痛苦磨炼，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奠基在陕北后，首先集中巨大精力，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阐述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党和毛泽东经过14年来革命两次起落，对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认识有了切肤之痛。从1935年冬到1940年春，毛泽东以惊人的毅力，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中。可以说，毛泽东把党的群众路线作为一根红线，贯串在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之中，使之成为实现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
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表述中最新体现党的群众路线的亮点，就是“人民大众”。彻底抛弃了王明等人主张的“人民小众”“关门主义”的错误。
党的组织路线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坚持公道正派、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具体要求：“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可见，联系群众是四个要求之一。组织路线最重要的内容之二，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完全相一致的。
党的军事路线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革命军队，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三）党的群众路线体现了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不是其他任何阶级的政党而是工人阶级政党；不是工人阶级一般的群众团体，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政党。因此，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最准确、最贴切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我们党首创的延安整风运动，其着力点在于整顿党的作风，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水平，以优良作风，带领和团结群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通过整顿主观主义，树立实事求是；整顿宗派主义，树立五湖四海；整顿党八股，树立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只有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党风和文风，才能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我们才能克敌制胜，无敌于天下。延安整风运动培育了一代人，开创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先声。
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成熟在实践层面上看，最主要的反映在这22年间的各个时期所完成的主要任务以及各个领域的工作的顺利进展，都同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贯彻密切相关联。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百废待兴的条件下所取得的军事战线、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文化战线上的重大胜利，深刻地反复地证明了毛泽东所说的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都能克服，任何强敌都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1935—1956年这22年间，党坚持群众路线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应该总结和弘扬的主要经验有以下三点：
（一）胜利实现毛泽东在1939年提出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使党达到成熟程度即达到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1939年10月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应该说这个伟大工程提出两大任务：一是从数量上发展党的组织。从长征后全党仅存约2万左右的党员队伍，发展壮大到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才能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二是从质量上提高党的组织。王明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使党几乎陷入绝境。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分清大是大非，提高全党的政治思想组织素质成为当务之急。
经过八年抗战的磨炼，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抗战同步，取得了巨大进步。这时期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统一，在作风上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修正错误。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达到成熟程度，也就是达到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这样才能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所向披靡，一往无前。
（二）党坚持民主集中制最好的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正常，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大大提高
这个时期，从党中央到各级党委领导班子，书记与成员，中央与各中央局，各中央局与区党委之间建立起正常的、团结的平等的关系。每个领导班子的团结、上下级的沟通、彼此尊重与支持都达到了较好的状态，注意团结和自己意见不相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加强班子的集体领导，形成很强的领导力和执行力。上下一致，政令畅通，面对强大的敌人和严重的困难，都能克敌制胜。这个时期特别要指出的是学会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办法，妥善解决好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两大错误，团结教育了绝大多数，注重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卓有成效，党员的理想信念坚定，力戒骄傲自满，保持谦虚谨慎
延安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不仅教会了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干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而且在全党进行了“思想上入党”的教育。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战争考验以及群众工作锻炼，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胜信念，保持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自觉。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我们党拥有400多万党员，是一支经过长期考验的、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也深受人民群众爱戴。
三、背离群众路线，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总结我们党背离群众路线的教训，以建国后两次大挫折为例，这些历史教训值得深思和牢记，切忌重犯。
这两次大折腾，第一次是1958—1960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经济领域犯的错误。主要表现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急于求成，脱离国情，超越国力，大起大落。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急于求纯，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第二次是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经济社会全局性的特别是政治领域犯的“左”倾严重错误。主要表现是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人为制造阶级斗争。
这两次失误是背离党的群众路线的典型。主要表现在：
（一）发动这两场运动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观臆想的结果
“大跃进”运动是“以钢为纲”领引的。1958年的钢生产指标不断加码。在这种气氛下，6月19日，毛泽东约见冶金工业部长谈话时，提出1958年钢产量应由1957年的535万吨跃进翻一番为1070万吨。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1959年要达到2700万吨到3000万吨。“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各行各业生产都掀起大跃进的浪潮。
伴随着“大跃进”运动，同时展开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在1958年8月底的北戴河会议作出大办人民公社的决定。经过两个月时间，到9月底，宣布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到10月底，全国公社化全部完成，将原有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为26000多个公社，平均2.5个生产合作社为一个公社。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河南省修武县由245个生产合作社合并为一个人民公社。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基于对我国形势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判断。毛泽东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见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二）这两场运动滋长了党内许多同党的群众路线格格不入的歪风，后果恶劣，影响深远
“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是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党组织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许多党长期依靠的积极分子受到排斥打击，党内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抱怀疑或抵制的同志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不可避免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不少人还被提拔到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歪风邪气盛行，影响恶劣。
（三）这两场运动的结果，严重损害群众利益，造成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
1979年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指出：“大跃进时，广大群众热情很高，我们领导上加了高指标、瞎指挥、刮‘共产风’的错误，结果损失很大，据有同志估算，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经过三年调整，才恢复过来。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后果更严重。除了政治上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现在不说以外，在经济上，据有同志估算，仅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五千亿元。”“这两次大的折腾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它们在经济上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而且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页）
这两次失误应该吸收的教训，主要是：要牢记并切实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坚持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牢固地奠定努力实践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否则，难以一以贯之，难以落到实处。
坚持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抓好四个环节：一是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做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两大挫折，都同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有着密切关系。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后，长时间没有搞清楚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国内主要矛盾是什么，党的根本任务是什么。理论上的迷糊，导致实践上的失误。二是要进行深入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执政党要治国理政，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准确认识国情和世情，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后，对调查研究不是始终一贯，对国情世情若明若暗，夸大积极因素，轻视消极因素，造成判断不准确，导致决策失误。三是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力戒骄傲，牢记根本宗旨，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干劲，始终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四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取决于领导者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经验，更重要是取决于领导集体的坚强有力，即以充满生机活力的领导体制机制作保证，真正做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坚持健全民主集中制，首先要严格按照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所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进行决策。其次要营造党内不同意见的平等讨论，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再次要加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使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制度。最重要的还要创造有利于党内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条件和氛围，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十八大提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要实现两个100年的目标任务。党政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班子要贯彻执行十八大的要求，认真进行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谋利为出发点，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水平，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样，我们的事业必将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