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打不相识

　　邓小平与张闻天直接的重要历史关系始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张闻天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而邓小平则在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瑞金、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等职。

　　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作为临时中央重要领导成员的张闻天，在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久就在福建错误地发动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批评以罗明为首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同年 3 月，又开展了反对邓（小平）、毛（泽覃）、 谢（唯俊）、 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反对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路线。在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张闻天虽然不是主角，不过在其开始阶段，是直接参与领导的。3月下旬，他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当时，邓小平任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又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他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而主张由群众武装，到地方武装，再到主力红军；反对同敌人硬拚，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而在不久前，在进行“围剿”的粤军攻击之下，寻邬县苏区不幸失陷。这样一来，邓小平被轻易地指责为同罗明一样，“表现了对于群众力量的悲观失望的估计”，“表现了张皇失措与退却逃跑”。在张闻天指导下的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于3月31日作出决议，批评会昌、寻邬、安远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并认定“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会议决定“加强和部分的改造中心县委与会寻安县委之常委”。会后，张闻天还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了邓小平，掀起了一场以反对邓小平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这场斗争发动起来之后，张闻天的精力转向政府工作方面，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即由中央局别的负责人领导。不久，江西省委作出了《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号召“作残酷的斗争”。接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从而造成邓小平的第一次被打倒。

　　但是，历史往往表现为“对立面的统一”。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作战指导方针的错误，红军在作战中不断失利，根据地逐渐缩小，使张闻天深刻认识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开始从“左”倾的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与毛泽东逐渐走到了一起。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张闻天作了“反报告”，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军事决策和指挥，赞同改组中央领导，积极主张毛泽东参与中央领导核心，为挽救党和红军，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从而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次会议，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列席，负责会议的记录工作，开始与张闻天共事。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邓小平则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下工作。他们真是不打不相识，不是“冤家”不聚头。不久，邓小平调离中央，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虽然他们共事的时间不长，但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后来，张闻天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而邓小平此后至建国前因长期在前线带兵打仗，没有机会再与张闻天共事。

　　二、疾风知劲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邓小平开始参与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并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而张闻天却渐渐地退出了领导核心。

　　虽然邓小平与张闻天的地位和作用已有所不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的一致。他们都充分肯定党的八大路线。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报告时指出：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后来，他回顾这段历史时明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张闻天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也认为：按八大的路线和精神行事，根本没有错嘛。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那就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了。可惜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党当时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邓小平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积累了正确的认识与经验。他没有参加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认为彭德怀不论有什么错误，在历史上也是有功劳的。60年代初，他主持对“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使全国600多万干部群众得到了平反。同时，他还到北京郊区农村进行调查，向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生活困难、恢复农业生产的若干具体意见，被吸收进经过修定的“农业六十条”里。在他主持下，还制定了“工业七十条”。这些意见和措施，对恢复被破坏了的工农业生产、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1962年后，他赞同农民和农村干部包产到户的要求，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最好，要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并要求解决市场和物价问题，以利于组织和促进生产。

　　张闻天是对党的错误指导思想最早进行深刻反思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庐山会议上因为系统地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集团副帅”的罪名而遭到错误打击。随后在身处逆境时，仍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重大课题，并深入到一些省市进行经济调查，写成了大量的笔记、文稿和意见，不断向中央提出建议。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他认为，包产到户不失为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种办法，是为了保命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比勉强的集体生产要好。包产到户不等于个体经济，不属于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斗争。他还充分肯定农村集市贸易的作用，建议中央有计划地扩大集市贸易，使之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允许个体商贩扩大商品流通地域。

　　这时的邓小平和张闻天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也有过思想沟通。1959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曾找过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交流思想，请示工作。邓小平则热情地鼓励他去搞研究工作。虽然他们当时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截然不同，但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他们没有因环境的变化和岁月的变迁而改变初衷，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仍然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在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具有相似或相同的观点和看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自发挥独特的作用。

　　三、患难见真情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号人物”被打倒，后来又被下放到江西接受“再教育”。政治命运骤然逆转，他也沦落到与张闻天同样的境况。

　　但是，邓小平这一特殊经历，对于他并不完全是件坏事。正如他个人所说的：它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国家的弊端在哪里。1973年，他重新复出。1975年，他领导全党进行全面整顿，实际上就是开始拨乱反正，也是改革的试验。尽管同年冬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后他再次被打倒，但是在此期间，他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和方针政策，却成为后来邓小平理论的滥觞。

　　十年浩劫中，张闻天再次遭受残酷迫害。1969年10月，他被遣送广东肇庆，居住在肇庆军分区大院内牛岗西侧的一座平房里，度过了漫长的6年被监管的生涯。在这6年间，他不顾环境的极端恶劣，以年逾七旬的病弱之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多次深入肇庆市的工厂、街道进行调查研究，写下了近10万字的理论文稿，史称“肇庆文稿”。在这些文稿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国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曲折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驳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张闻天虽然环境恶劣，与邓小平天各一方，消息断绝，但仍然牵挂着他。得知邓小平重新复出后，张闻天无比兴奋地对身边人员说：小平同志很精干，肯动脑子，办事果断，实事求是。他出来工作，我们国家就有希望了，周总理也不会那样忙了。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后，他对形势骤变深为忧虑，忍不住宣泄内心的愤懑说：国内经济、政治形势才好转一点，又折腾起来了。把许多靠边站的老同志重新安排一下，让他们干点工作，这也算是“右倾翻案”吗？

　　这时的邓小平与张闻天，都把个人荣辱安危置之度外，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他们都在继续冷静地反思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错误，研究中国今后的路怎么走。当然，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思路，各有特点。张闻天的认识更偏重于经济理论的原理性思考，而邓小平的认识更侧重于政治理论的实践性辨析。这时他们已经不只是理论认识上的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而且心心相印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要改变那些影响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人民生活提高的具体制度和政策。张闻天的“肇庆文稿”对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探索和邓小平全面整顿与危害社会主义邪恶势力的坚决斗争，可谓相互呼应。尽管他们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遭到挫折，但是，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已经为中国社会历史性转变的到来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实践基础。

　　1976年7月1日，还没有看到光明的张闻天，带着无限的遗憾与世长辞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关怀下，张闻天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为张闻天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亲自为他的老战友致悼词，赞颂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并号召人们学习张闻天“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张闻天革命的一生终于得到了历史的公正评价。使张闻天更值得告慰的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逐步形成了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张闻天留下的理论遗产得了到发扬光大，多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