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启动，我国粮食的供求矛盾日趋严重，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提出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主张，被中央采纳。同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随后，油料、棉花、烤烟、苎麻、甘蔗、茶叶、生猪、水产品等几十种产品相继被纳入统购统销的范围，一个庞大的统购统销体系逐渐形成。

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陈云认为，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才能保证我国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制止投机活动，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才能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顺利地进行。 （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页。）统购统销制度产生的影响还远远超出了商品流通领域，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催化剂。有学者在分析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的统购统销的“三定”政策（“三定”政策，指中共中央、国务院1955年3月3日发布的《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中提出的在全国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制度。）时指出：“三定政策不仅把整个小农家庭农场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实际上还强有力地把农民推向集体化的道路。”（[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5 页。）还有学者提出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更明确地阐释了统购统销制度与农业集体化道路之间的逻辑联系。统购统销体制的建立加速了农业合作化的进程，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快速推进又带动了当时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三大改造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如果说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为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了重要物资的宏观调控机制，那么，随后进行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为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了微观的组织和制度基础，两者相辅相成。

本文尝试讨论的是陈云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一些思想和主张。选择这样一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原因是：统购统销与社会主义改造两大政策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作为统购统销政策的倡导者，陈云在推动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进一步分析陈云合作化思想，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认识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构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过程中所做出的探索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