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宏观经济调控起始时机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开始时机可能滞后，宏观经济调控结束时机更可能滞后，这两种滞后都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损失，甚至会给后续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造成困难。
要知道，宏观经济调控原来是以调节总需求为目标的措施，主要适用于短期调节，是针对失业和通货膨胀而采取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发生了滞胀，单纯的总需求调节无效，短期调节也不起作用，于是宏观经济调控转向总需求调节与总供给调节并重，总量调节与结构调整并重，短期调节与中期调节并重。因此从那时起，一些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往往把抑制通货膨胀、减少失业和结构调整三者结合起来考虑。
宏观经济调控滞后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不了解经济的走向。有关部门容易被汇报材料中报喜不报忧的假象所迷惑，除此以外，经济中有些现象并非统计数字所能反映的。两个明显的例子是投资者心理和消费者心理。以投资者心理来说，经理人采购指数只能反映一部分情况，而投资者对前景的估计和对各个行业的盈利前景的预测不一定（至少不是全部）都能通过经理人采购指数反映出来。消费者心理同样如此。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的预期就是影响消费者心理的一个重要因素，消费品（主要指耐用消费品）的家庭保有量和消费品的时尚也是影响消费者心理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有关部门对经济走向的分析和判断总会有一定的误差，能够尽量做到的，只是使预测的误差尽可能小一些而已。既然预测的误差难以避免，所以宏观调控的滞后就是难以避免的。这往往是宏观决策部门一种惯见的缺点。
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大转向，需要慎重。政策要有连续性，不要打乱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正常预期，以免经济中出现大的波动。除非又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或发生了严重的失业，或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发，一般说来，宏观经济调控不宜大升大降，大紧大松，大起大落。否则，要么会促成经济中出现众多泡沫，要么经济中的泡沫会突然破裂，对经济运行十分不利。
对宏观决策部门来说，如果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运行不正常的预兆，应当及时采用微调措施。采用微调的前提是：有关部门应当有预见性，并建立预警机制，以便防患于未然。正如山火一有警报，就必须及早采取措施，予以扑灭，等山火扩大了，蔓延开了，就难以迅速扑灭。所以一定要重视微调。
微调措施包括了结构性的调整和细节性的调整。也就是说，为了不至于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出现过松过紧现象，结构性的调整和细节性的调整有助于避免出现较大的偏差，也有助于防止出现较大的后遗症。在这方面，不应当急于求成。要让经济恢复正常，仍以微调为上。稳中求进要比急于求成好得多。
宏观决策部门应当懂得，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如结构失调、产能过剩、短缺产品供给日趋紧张、技术工人供给不足、某些情况下的物价上涨，甚至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等等，通常不是依靠宏观经济调控就能解决的，所以不能以为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一用就灵。即使是股市、楼市的起落，也不一定靠宏观经济调控就能生效。在这种情形下，动不动就提高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或者调节基准利率，甚至更改预算收入或支出，反而会使存在的问题复杂化。
比如说，如果体制上存在一些障碍，使农村进城务工的人或者找不到工作，或者不安心在原工作单位继续工作，或者想自己经营小微企业而未能如愿，这就不能按一般就业问题的对策来应对，而应当着力解决城乡二元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或相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进城农民的就业困难和创业困难才能缓解。
又比如说，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条件下，要抑制物价的上涨，也不能单纯依靠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紧缩总需求的措施，紧缩总需求的措施是无法解决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的。像用工成本上升而引起的一般物价水平上涨，或者因原材料燃料供给不足而引起的生产成本上升，甚至因猪肉、蔬菜供给不足而引起的食品价格上涨等等，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使供给更加紧张。以往的经验已经证实这一点。
再比如说，商品价格是相互影响的，因为商品价格互为成本。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有时为了控制某种物品的价格上涨，还照旧采取限制价格的传统措施，这同样是没有什么成效的。以资源价格调整为例，对某些物品的价格管制，只会使经济中的结构失调现象更突出、更严重。在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可以浮动的同时，某些物品价格被管制死了，那只能使得被管制行业减少产量，供给下降，并给经济运行带来一系列后遗症。
由此得出的经验是：商品价格互为成本的关系不能靠行政手段来打破。宏观经济调控必须尊重市场规律。背离市场规律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迟早会显露出它的无效性。
问题在于：为什么经常会出台不尊重市场规律的、主要出于长官意志的宏观调控措施？这既不能完全归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验不足，也不能完全归于宏观决策部门分析判断错误，以致仓促拍板，后悔已晚。应当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宏观决策程序不符合民主化原则和科学化原则有关，而且还与缺少应有的政策纠偏机制有关。这通常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容易犯的毛病。
二、稳中求进和结构调整
要了解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滑的现象，必须对这段时间内的宏观调控过程进行剖析。经济增长率下滑的现象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是因为中国经济被认为经不起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像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那样，当经济增长率持续跌至6%左右时，地方的财政收入问题、企业倒闭问题和工人失业问题就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根据经验，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应当保持在7%~8%左右，如果跌到7%以下，甚至跌到6%以下，都意味着经济增长已跌破警戒线。
为什么会如此？这与当前中国正处于双重转型阶段有关，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大批农民进城务工或搬移城镇生活、工作，就业压力有增无减。加之，在导致通货膨胀的诸因素中，成本推进因素和国际输入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抑制物价上升的传统措施也越来越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而紧缩带来的副作用则越来越突出，使就业问题不易缓解。这正是当前中国必须确保7%~8%的经济增长率的重要理由。
然而，要防止经济增长率下滑和尽可能让经济增长率维持在7%~8%的方式很多，有些措施在短期内的确能促使经济增长率上升，但对国民经济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例如，不顾生态环境，滥采滥伐，新建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又如，脱离现实经济的需要，铺开非急需的交通路线的项目建设；再如，不计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即使亏损的企业也要扩大生产规模，国家给予补贴也在所不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短期行为，由此所拉升的经济增长率，不仅不能持久，而且后患无穷。
在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曾经采取过猛增投资和猛增信贷的做法，时隔五年左右，不妨冷静地总结一下，这种做法有利也有弊。利在于促使经济回暖，就业压力减轻；弊在于投资需求的急剧扩大使2010年末时的通货膨胀率难以遏制，而投资需求过大正是增加货币流通量的原因之一。值得讨论的是：第一，结构调整没有什么进展，经济实际上是在经济结构基本未变的格局下增长的；第二，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相当数量的企业没有把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作为战略目标来考虑，而仅仅满足于经济形势的改善和处境的好转，忽略了企业长久生存发展之道在于增加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由此可见，稳增长必须同调结构相结合。“稳中求进”中的“进”，并不是指突破了8%的增长率，似乎经济增长率越高越好，而是指在经济增长率稳定于7%~8%的前提下使结构调整工作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使经济增长质量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什么是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标志？根据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这首先反映于结构逐步走向合理，产能过剩现象逐步消除，结构性的短缺问题得以缓解；其次，这反映于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取得较大的成效，经济低碳化的目标得以实现，经济和社会都转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再次，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取得新的成绩，企业有致力于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并转化为企业的竞争力；最后，经济增长模式由过去沿袭多年的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先转变为投资和消费并重的经济增长模式，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再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样，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将会出现如下的良性循环：
居民收入增长→中等收入者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上升→消费倾向提高→市场购买力提高→企业发展和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继续增长……
这一良性循环的出现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但稳中求进和结构调整的结合则是不可忽视的前提。也就是说，不努力调整结构，不仅做不到稳中求进，甚至连维持7%~8%的经济增长率都是不容易的，因为在结构失调的情况下，靠增加政府投资来保增长，岂不又回到五年前的老路了？
宏观经济调控重在微调，正是为了实现稳中求进和结构调整相结合的方针。主要经验在于：如果采取大松大紧、大起大落的做法，只可能使得经济摆脱不了时而扩张过度、时而紧缩的不良循环老路，即导致宏观决策部门时时刻刻处于紧张状态，忙于处理应急事件，顾不上考虑如何实现战略性任务。这样，又会导致国民经济因大松大紧、大起大落而发生剧烈动荡，或引发较剧烈的通货膨胀，或造成较高的失业率，居民收入难以提高。
三、经济低碳化同样需要宏观调控以微调为主要措施
如何适应国际社会经济低碳化的要求，又如何保证在经济低碳化过程中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同样需要以微调为主要措施。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要知道，当前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是要保护生态环境，二是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这是因为，如果只顾经济发展而不顾生态环境，可能本代人都难以生存；而如果只顾生态环境，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该怎么发展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经过多年探索，我们找到了一条道路，就是二者兼顾，实现经济的低碳化，实现绿色经济。因此以下两种提法都是正确的：一是，经济发展寓于生态文明建设之中；二是，环境保护寓于经济发展之中。从经济发展和经济低碳化二者兼顾的角度考虑，应有如下的安排：
第一，在工艺设计和新产品开发上要有重大突破。要使我们的新产品实用、安全，这应当被看成是最重要的途径。也就是说，要在工艺产品方面有创新，有突破，如新能源的研究开发，新能源运输车辆、新能源交通工具、新节能设施的推广等等。
为此，一定要抓紧研发新能源、新材料开发中的瓶颈问题。假定新能源能够突破的话，那么它会带动动力供应、交通运输业发展、生活质量提高，这会对经济有强大的推动作用。新材料、新设备既符合环保的标准，又实惠有效。同时，新材料的突破会让我们整个装备制造业完全走上一条新路。这些都是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体现。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要合作。国有企业的优势是技术力量强，资本雄厚，实验设备先进；民营企业的优势是机制灵活，自负盈亏，敢于作出技术创新的决策。相形之下，国有企业决策程序有层层障碍，所受到的牵制较多，特别是连续多次失败以后，害怕承担责任。所以，最佳的选择是，在国家统一安排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双方利用各自的优势，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合作从事经济低碳化研究开发和技术推广。
第二，要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尤其是资源再生行业。2010年，我们在广西进行调研，那里正在建设有色金属回收的工厂，把原材料用集装箱从国外运来，在广西的场地经过筛选、分类，可以把铜等有色金属分离出来，这样就可以少一点开采和冶炼。为什么国外不自己搞？因为中国有很多优势：有合格的技术工人，而且中国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在这里产出后，国内就直接销售了。金属的回收完全符合环保要求，这是一个重要的环保产业。广义的环保产业还包括绿化、园艺、造林、土壤改良以及治理沙漠化、石漠化，治理荒地和沿海滩涂，等等，这些产业将吸收大量的劳动力，既有利于中国的环保建设，又解决了中国所面临的就业难问题。
第三，要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政府投入的资金总是有限的，而且不可能直接用于企业更新设备。为实现经济的低碳化，需要依靠资本市场来融资。有自主创新并且在低碳化中做出成绩的、经过市场检验的企业，可以上市，也可以发行企业债券，这就解决了低碳经济中的资本供给问题。在资本市场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一定要两者兼顾：一方面要防止出现欺骗公众的行为，另一方面要扶持那些有条件的、能够上市的好企业。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以企业总量为代表，仅靠企业总量众多是不行的，而要以优质企业为代表。有了更多的优质企业，我们的经济才会强大。
第四，在税收政策上，应该对低碳经济的企业采取有差别的税率。对低碳化做得好的企业，税负应该减轻；低碳化做得不好的企业，应该加税。另外，对资源回收企业应该有特殊优惠的税收政策，以鼓励其进一步发展。
第五，要妥善解决失业问题。为了减少排放，小煤窑、小钢厂、小化工厂应该关闭。这方面的措施一定得过硬，但是要分批解决。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要为下岗的工人找到出路。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太低，发达国家都在70％以上，中国只占40％，中国的第三产业大有发展的余地。第三产业加快发展可以缓解当前的就业问题。
第六，要寻找经济低碳化过程中新的商业机会。在全球经济低碳化过程中，为了使我们的产品走向国外市场，同时巩固国内市场，有四方面的工作需要认真去做：第一，人无我有。这就是要靠自主创新，外国没有的，中国有。第二，人有我优。外国有同样的产品，但中国制造的比外国制造的好。第三，人优我有新设计、新工艺、新思路。这样就可以自主创新，以“中国创造”立足于国际市场。第四，人优我配套。这是指某行业的产品，可以与国外合作，甚至为外国产品配套，由于中国国内有广大的市场，这同样有发展前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第七，在企业文化中要加上生态文明建设、经济低碳化的内容。过去谈企业文化，主要是企业风格和企业精神，这是对的；现在应该把建设生态文明和实现走低碳经济道路放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这样就可以动员更多的企业职工来监督本企业的生产是否符合环保的标准。这既可引导企业职工懂得低碳化的意义，鼓励大家自觉地从事环境保护工作，也是塑造企业形象的方式。
第八，重视消费文明的建设。经济低碳化的实现，不仅仅是生产领域的问题，同时也是消费领域的问题。家庭中资源浪费现象是存在的，资源节约大有潜力。家庭对废品的回收可以做很多工作。另外，在生活方式上需要建立起新的符合生态文明的习惯，比如说改变传统的不合理、不文明、不卫生的消费习惯等等。这一切要从个人做起，从每个家庭做起，这样，我们的经济低碳化必将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由此看来，要走经济低碳化的道路，一方面要加强行政管理，制定各种符合实际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要采取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使企业、个人调整自己的生产或生活行为。例如，为了节能减排，保护环境，需要关闭一些耗能高、污染重的企业，而这样做的结果可能造成某些工厂的工人失业。对这样的事件，除非是紧急状况或造成突然事件，一般仍应重在微调，制定合理的处置方案，逐步推行，以减少社会震动。又如，为了改变居民的传统消费习惯，不是不可以采用行政手段或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但也宜重在微调，否则会引起公众不理解甚至反感，对改变传统的居民消费习惯反而不利。
四、宏观经济调控应符合中国国情
西方发达市场国家根据凯恩斯经济学需求管理原理，总结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一些经验，既有一定的成效，也有一些失效之处。但不管怎样，它们是依据各自的国情而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的。它们的成功经验或失败的教训，都与各自国情有关。任何一项脱离本国的具体状况而搬用国外宏观经济调控的做法，没有不失效的。比如，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货币政策的调控，通常是总量调控，它的依据就是货币流量分析：货币流量多了，就采取减少货币流量的调控措施；货币流量少了，就采取增加货币流量的调控措施。货币政策中惯用的做法，无非是提高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高或降低基准利率，增加或减少公开市场业务，有时还直接调控信贷规模，如增加信贷总量或压缩信贷总量。货币政策之所以习惯于运用总量调控手段，因为货币流量分析的依据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货币流量的多或少，增或减，将直接影响总需求，影响宏观经济全局。
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虽然有用，但它的局限性同样不可忽视。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局限性主要反映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的基础是微观经济，而微观单位千差万别，各自的情况很不一样，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往往形成“一刀切”的弊病，而“一刀切”所造成的弊病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后果是严重的。
第二，货币政策总量调控作用于总需求的扩大或压缩，对于总供给的影响不明显，这是因为，对总供给的调控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劳动力结构调整和投资结构调整等问题，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局限性十分明显。
第三，迄今为止，中国经济依然是非均衡经济。市场还不完善，资源供给有限，资源定价机制还在继续改革和有待于形成，再加上信息的不对称，使得货币政策总量调控不可能像在完全市场化经济中那样发挥作用。
第四，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有可能通过宏观上的总量调控如货币流量的减少而抑制通货膨胀，或通过货币流量的扩大而刺激总需求，从而减少失业，但一旦遇上了滞胀，即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与通货膨胀并发，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就无能为力了。
加之，货币政策调控建立在货币流量分析的基础上，货币流量分析作为一种总量分析方法，往往会掩盖矛盾，制造假象，使人们对经济形势得出不正确的印象，进而导向错误的判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货币流量分析会导致人们对通货膨胀有不符合实际的预期，而通货膨胀预期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来临。这是指：如果社会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预期，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大家都说通货膨胀快要来了，于是作为消费者的个人，以及作为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企业，都会改变自己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如果每户居民多储存一袋粮食，以防备粮食价格上涨，结果粮食价格真的会涨上去。如果企业预期钢材价格、煤炭价格会上涨，作为供给方，企业产生惜售心理，暂时减少出售，等待时机再出手，钢材、煤炭的市场供应量就少了；作为需求方，企业愿意多储备一些可能涨价的生产资料，于是钢材、煤炭的价格就涨上去了。
再说，即使从货币流量分析的角度看，在计算货币流量的“正常水平”时，通常是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为准的，并以充分的市场化和完善的市场环境为前提。要考虑的无非是人口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货币流通速度等数据，这种分析方法是不是完全适用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需要研究。这是因为，中国至今仍处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阶段，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某些行业的垄断现象也继续存在，货币流通机制不像市场完善条件下那么灵活、有效，流通渠道的中间环节多，而且往往不顺畅，这些都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量。再说，在过去这么多年内，农民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生产和生活，很少涉及市场经济，他们对货币的需求不大，然而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农民越来越卷入到市场经济大潮中，对货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因此，搬用发达国家货币流量分析的经验，往往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所计算出来的货币流量“正常水平”实际上是偏紧的。换言之，中国经济实际上的货币流量的“正常水平”要高于由此计算所显示的货币流量“正常水平”。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实践经验还表明，在分析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分析、所有制结构分析和地区经济结构分析可能比货币流量这个总量指标更能说明问题。要把货币流量回归到“正常水平”，这一分析应当同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分析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通过产业结构分析，可以了解产品供求基本平衡的产业、产能严重短缺的产业以及产能大量过剩的产业的各自所占比重状况，而这些不同的产业对货币的需求量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还是贷款利率的调整，要因产业结构而异，“一刀切”的做法有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使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受损。从对所有制结构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国有大型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承包土地的农民，对资本的需求和进行融资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即使可以计算出全国货币流量的正常水平是多少，但很可能使得国有大型企业基本不受影响，而民营中小企业则受到较大的影响，至于个体工商户和承包土地的农民则不得不忍受更高的民间借贷利率的打击。地区经济结构分析的结果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假定一定要按发达国家的货币流量计算方式来确定货币流量的“正常水平”，必然会使东部地区的日子不好过，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则更加困难。
要谨防企业资金链的断裂，而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又是同产品供应链的断裂连接在一起的。在当前的形势下，在实行货币流量向“正常水平”的回归时，很可能引起产品供应链的断裂和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从而使经济中出现企业停产、倒闭和个人下岗、失业的情况，也可能出现使个体工商户收缩，以及使承包土地的农民收入下降的情况。这是因为，正如前面已说过的，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地区，在名为向货币流量“正常水平”回归的政策影响之下，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产业、有的企业、有的地区和有的人群受影响大，于是就会发生产品供应链和企业资金链的断裂。
不仅如此，还应当看到货币流量宽松时，企业无论经济规模大小基本上都能受益，只是大企业可能利益多一些，中小企业可能利益少一些。而当货币流量压缩到“正常水平”或“正常水平”以下时，大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受损失程度的差别就大得多。大企业还可以活下来，中小企业中不少却活不下去了。这就是货币政策效应的不对称性。
根据以上所谈到的这些情况，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看法：在双重转型阶段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否则很难收到应有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