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这是叶剑英同志为纪念革命英烈写下的诗句。是谁，使叶帅写下如此深情的诗篇？他们，就是我党打入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特别党支部”的张露萍等7名无名英雄。
特别支部 建在军统核心
张露萍，1921年出生在四川崇庆，本名余家英，学名余硕卿，曾用名黎琳。15岁就参加了民先队，不分白天黑夜忙着写墙报、指挥唱歌、演讲、演戏。昏暗的油灯下，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特别爱读同学车崇英的父亲车耀先主办的《大生周刊》，经常向车伯伯问这问那，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1937年底，她父亲逼迫她与一个大官的儿子订婚，她宁死不从，在车耀先的鼓励和安排下，16岁的她与几个同学逃离成都，历经千辛万苦，于1938年2月到了延安。她改名叫黎琳，活泼开朗，待人热情，积极学习，经常穿着红毛衣，指挥大家唱歌，“黄河水呀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拿起刀枪干一场！”因为最后一句特别有感染力，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干一场”。
图为张露萍在成都。
图为张露萍在延安。
1938年10月，黎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经组织批准，她与中央马列学院的一位青年党员结婚。几天后，中央组织部决定派她回四川，利用她大姐的社会关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在延安兵站，她与新婚丈夫依依惜别，“等着我，胜利了我就回来！”
1939年11月，一个时髦的妙龄小姐，身穿咖啡色薄呢裙，头戴法兰西帽，脚蹬半高跟皮鞋，出现在重庆街头，她就是黎琳。报到后，南方局根据形势变化，把她的任务作了更改。因为不久前，党组织在重庆军统电讯总台发展了张蔚林、冯传庆两名党员。叶剑英等同志决定，要黎琳改名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找一间房子，进行联络和开展秘密工作。给黎琳布置的任务是：领导在军统局电讯处工作的地下党员，成立中共“特别支部”，受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单线联系，获取及传递情报，发展党员，壮大组织。11月底，她搬进了简陋的牛角陀新居。她的发式、服饰等都做了精心改变，一看就像当时重庆摩登的女学生，自己的同志看到她想打招呼，她却一扭头，视而不见。为了遵守秘密工作纪律，只能这样。于是，“黎琳到了国统区学坏了，成了叛徒”等传言飞回了延安，竟成了多年不能宣传张露萍事迹的障碍。
张露萍和张蔚林、冯传庆白天分头工作，到晚上便在“家”里秘密接头。他们把军统电讯总台机构人员配置表，通讯网分布情况，电台的呼号、波长、密码，军统几百个电台和上千名电讯人员的秘密任务等绝密情况，相继掌握并转送到中共南方局。获取的重要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上报，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往“周公馆”送，就利用敌人的密码、电台直接发往延安。这些情报，对于打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0年春，经南方局批准，中共在军统电台内部建立了秘密“特别支部”。张露萍任支部书记。张蔚林负责监听敌人内部无线电台信号，既可给中共秘密电台打掩护，又能监听国民党和汉奸的电台，破译重要机密。冯传庆、赵力耕等人掌握了总台的收发报业务，对军统在全国300多个电台的呼号波长分布情况都了如指掌。尽管敌人在电台配备了两套人马，两套密码，也能破译出来。国民党、汉奸特务见不得人的秘密不断地报送到“周公馆”，有力地支持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与国民党进行的政治、军事斗争，恰似“一把尖刀插进了敌心脏”。
密码破译，戴笠暴跳如雷
一天午夜，张露萍刚要休息，忽然传来约定暗号的敲门声，她打开门，冯传庆气喘吁吁地掏出一张纸，“你们看。”张蔚林一看，是抄录下来的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3个人在黑布灯罩的电灯下，开始译电，翻了一本又一本的密电码本，就是破译不出原文。“一定是戴笠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否则不会这样难译。”“是不是他们之间另有一本密电码？”
冯传庆灵机一动，让张蔚林找出美国密码专家奥姆莱斯在军统密码破译训练班的讲义，仔细翻看，苦苦思索。忽然，恍然大悟，“一定是戴和胡两人之间另有约定。在原有密电码的基础上做了加减！”他一遍又一遍地做加减实验，终于把电文译了出来。电文是：戴签亲自派遣一个3人潜伏小组，携带小型电台，要混入陕甘宁边区，请胡宗南设法掩护并协助。这是一件关系到解放区安全的重要情报，事关重大，一定要尽快报告党组织。天刚破晓，张露萍就悄悄地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南方局军事组。
延安得到情报后，布下了天罗地网。敌特潜伏小组刚刚露面就被破获。军统头子戴笠十分恼火，大骂部下“无能”、“饭桶”，可是这次他亲自派去的特务，连处长们都不知道，这么绝密的行动怎么泄露的呢？难道是身边也有共产党？他如坐针毡，密令“对军统内部特别是机要、电讯部门严加清查！”
隐蔽斗争，风雨莫测。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张蔚林在机房值班时，烧坏了收发报机一个真空管。监察科长肖茂如判定他不安心工作而故意破坏，命令把关他禁闭。张蔚林沉不住气，擅自从看守所逃跑，直奔周公馆请示“我该怎么办？”经党组织分析，烧坏真空管是工作过失，最多受点处分，但如果逃跑就会完全暴露。果然，稽查处发现张蔚林逃跑后，立即四处寻找，到他的住址搜查出了一个名册，上面有军统局在各地的电台配置与电台密码，还有张露萍来信和其他机密材料，肖茂如当即打电话向董益三副处长报告，恰巧，董刚挂上电话，张蔚林就跑来见他。张蔚林是董副处长的得意门生，很受器重。可是这次他却对张蔚林说：“事到如今，我无法帮助你了。”随即派两个卫兵，将张蔚林押送局本部处理。
当晚，军统局机关内部刀光剑影，一片恐怖，电讯总台被包围了，敌人先后逮捕了共产党员赵力耕、杨恍、陈国柱、王席珍。正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翻墙逃走，就跑到周公馆，汇报了敌人在电台大逮捕的情况。叶剑英分析了形势，要他站稳立场，经受考验，并亲自安排他去延安，临行时还送他一件古铜色的皮袍子和两百块路费。不幸的是冯传庆深夜过江后也被捕了。
此时，张露萍在成都探亲。敌人假借张蔚林名义，给她发了个“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组织上已来不及通知她。张露萍一回到重庆，就被敌人抓住。至此，军统局电台小组的7位共产党员全部落入魔掌。
坚贞不屈，保守党的秘密
张露萍等7人的潜伏案件，引起了敌人莫大的震惊。蒋介石痛骂戴笠：“我天天叫你派人打进共产党，而他们却钻到我们的心脏里，这么久才无意中被发觉，你还有脸活得下去吗！”戴笠被骂得无地自容，擦着冷汗，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戴笠恼羞成怒，决定亲自主审这个案件，“一定要打开缺口，把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结果什么都问不出来，戴笠气得捶桌咆哮：“狡赖！狡赖！给我打！”酷刑之后的张露萍，声音微弱，灰白色的嘴唇淌着鲜血。戴笠怎么也想不通，这位柔弱的姑娘，竟是这样刚强，这样不好对付。特务又把视线转向其他几个人身上。7位英雄多次被提审，严刑拷打、威胁利诱，却个个坚贞不屈。
图为张露萍曾经受刑的老虎凳。
戴笠百般无奈，决定终审结案，签判7人死刑，报请蒋介石批准。对共产党要犯一向不手软的蒋介石却指示“同意死刑。暂缓执行”，还想从他们身上获得线索，扩大搜捕，大开杀戒；同时想把他们暂留下来，待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就这样，七位英雄被打上死镣，以“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的身份囚禁于白公馆。
敌人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在严密的监管下，故意让张露萍来回在“周公馆”大门外走动。她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漫步在中山四路，离“周公馆”太近了，跨一步就可以走进去，那里面就是她日夜思念的“家”，有她敬爱的首长和亲爱的同志们呵！但她没有进门，甚至不往那里看一眼，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同志们的安全，她义无反顾地目视远方，大步前行！
1941年3月，7名同志又被转送到贵州息烽集中营。编号“253”的张露萍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气节。难友们听到“253”，交口称赞她的坚贞勇敢，正气凛然，特务们一说到“253”则无奈地摇晃脑袋：“真厉害！不好惹！”在监狱里，她意外地见到了她非常熟悉的革命引路人车耀先，激动万分，强忍悲恸，跑回监舍，放声大哭！但是，当车耀先利用一切机会与她接触时，她却又一次选择了“视而不见”，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作为“军统严重违纪分子”，任何时候也不能“名不副实”呀！就这样，7个人一直被狱中的难友们看做是“国民党的军统违纪分子”，得到的始终是愤怒、鄙视的目光！
1945年初夏，戴笠命令监狱主任周养浩，以“奉命解押重庆”为由，在途中杀害张露萍等7人。7月14日上午，张露萍镇定自若地梳理好头发，换上从延安来时穿的那一套浅咖啡色薄绒连衣裙，说：“我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死是注定了的，但我并不害怕。”她向难友黄彤光提出了一个要求：“你再给我化一次妆吧，最后一次了。”黄彤光接过口红，手却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张露萍说：“你不要难过，我现在心中很坦然。”
7名同志被押上一辆卡车，在离息烽县城3公里处“快活岭”的军统被服仓库前停了下来。在特务们罪恶的枪口面前，7个人毫无畏惧，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侩子手胆战心惊，慌忙开枪，第一枪，张露萍背部中弹，未中要害，倒在台阶前，她回过头来，怒斥侩子手：“笨蛋，再补一枪！”侩子手被吓得退后几步，连开3枪……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恍、陈国柱、王席珍等7位英雄英勇就义，张露萍时年24岁。
蒙冤多年，终获烈士英名
岁月沧桑，山河巨变。然而，整整38年，因为张露萍等7人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他们一直背负着“军统电台人员”的“反革命”身份，遭受不白之冤，含恨长眠在息峰郊区野草丛生的荒冢里。他们潜伏敌内殊死斗争的事迹，一直鲜为人知……
对于党的好儿女，组织上不会忘记，更不会让他们长期蒙冤受屈。小说《红岩》中“疯子”华子良的原型——解放后曾任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的韩子栋，曾几次含泪向有关方面提供张露萍等人在息烽集中营的斗争情况，1980年，全国妇联妇运研究室要求贵州妇联复查张露萍案，四川省有关部门也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调查。1981年中央组织部又发出通知，要求四川重庆等地党委“对死难者及其家属负责，对现代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负责，认真调查”。一直惦念这7位同志的叶剑英。在听到复查小组汇报张露萍等7人的情况时，热泪盈眶，连声说道：“啊，我记得记得，冯传庆同志走的时候我还送他一件皮袄呢！”他还清楚地记得张露萍的外号叫“干一场”，说：“张露萍的事迹是南方局历史的一部分，要歌颂她，学习她，她是我党的好女儿。”他亲笔为他们写了证明材料。
1983年8月，在中央和四川省委的过问下，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军统电台案”终于真相大白，含冤多年的7位年轻共产党员，终于被四川省委追认为“革命烈士”。
笔者出差时，曾专访贵州息烽和重庆歌乐山集中营，拜谒英雄。崇敬之余，以诗言志：“恶行残址今犹在，先烈风骨人仰颂，忠奸自有天公论，纵然无名亦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