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对国家工作人员“感情投资”问题，是直接在刑法第385条规定的受贿罪范围内取消谋利要件，还是增设“收受礼金罪”，笔者认为需要“三思”。

“一思”:收受礼金罪的“礼金”性质是否属于贿赂，“收受礼金罪”与受贿罪是什么关系?如果“收受礼金罪”的“礼金”性质不是贿赂，而属正常的人情往来，即礼金的追求不在权力而在亲情友情，那么数额多大都不应受到刑法制裁。相反，如果“礼金”的性质是贿赂，是以财物的方式暗暗收买权力，那么，收受贿赂的行为就应认定为受贿行为。判断礼金是否属于贿赂，应根据送礼者和收礼者的关系渊源、感情程度以及礼金数额等综合判定。如果没有特别原因特别期许，没有事情需要请托，尤其是如果被送礼者不具有相关职务身份和职权优势，恐怕没有人会平白无故送上巨额礼金或贵重物品，这也是社会常识。如果奉上“礼金”的目的，是为了先投资，以待时日交换国家工作人员手中权力，那么其性质无疑应属贿赂。而国家工作人员既然心知肚明收受贿赂性质的“礼金”，不论其内心有无打算或者将来事实上是否为送礼者谋取利益，都可以通过取消谋利要件将其认定为受贿，因为这里的“礼金”和受贿罪的“财物”并无本质不同。所以，“收受礼金罪”无增设必要。

“二思”:增设“收受礼金罪”的立法理由是否充分必要?我国受贿罪的成立需要“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两个要件，导致许多收受他人巨额礼金而不曾许诺、着手或尚未在公务活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人逍遥法外。据此，许多人认为应增设“收受礼金罪”。但是既然大家都认识到“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已经阻碍刑法打击受贿犯罪，为何不直接取消，这比增设新罪不是简单得多么?

笔者分析，建议增设“收受礼金罪”者大概有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为加大反腐力度，以立法堵住腐败漏洞，于是将收受礼金行为但尚无后续谋利表示和谋利行为，受贿者实际上承诺、着手或已经为送礼者谋利但举证困难的行为，或者只收礼不谋利的行为等情形囊括进去。但笔者以为，如仅仅出于堵漏原意，不必另设“收取礼金罪”。因为上述收受财物的种种行为，实为不折不扣的受贿行为，只需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就能全部依法规制。另一方面，在将收受礼金行为圈进法网时，担心所处刑罚过重，所以采取折中路径——不是直接取消受贿罪之谋利要件，而是考虑单设“收取礼金罪”以较轻刑罚相待，以示与受贿罪之不同。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人情习俗的国家，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解决这个担心并不难，只要适当提高受贿罪立案、量刑标准，降低相关数额标准就能达到同样效果。因此，这同样不是增设“收受礼金罪”的必要理由。由上述分析可知，不论增设“收受礼金罪”的立法考虑为何，事实上都可以通过修改现有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达成。

此外，如果针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取巨额礼金行为增设“收受礼金罪”，那么作为对向行为的奉送礼金行为是否也应纳入刑法视野，从而同时增设“奉送礼金罪”呢?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增设“收取礼金罪”则有违立法平等原则。

“三思”:面对受贿罪的相关缺陷，是弃用还是完善?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既然受贿罪构成要件规定不科学、有漏洞，不能满足打击受贿犯罪的需要，正确的做法当然是反思、检视，然后修改完善。急需完善之处有二:

一是贿赂仅限于“财物”使不少受贿行为成功规避刑法。近年来，随着贿赂犯罪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权色交易”，一切不正当利益皆可充当“贿赂”。笔者认为，将贿赂范围扩大至一切不正当利益是适当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有可能变成腐败避风港。建议尽快取消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如必须保留，可以将其作为量刑情节。这不仅符合刑法理论和我国打击受贿罪的需要，而且也顺应了受贿犯罪立法的国际潮流。

立法是一件需要逻辑自洽、经得起推敲的严肃事件，在检视现有规定是否科学、是否稍加改造就足以惩处相关行为之前，希望立法者冷静，尽量少些运动式立法。笔者建议，尽快尽早完善受贿罪相关规定，充分利用受贿罪与腐败行为作斗争，务必慎重增设类似“收受礼金罪”等新罪名。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