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们纷纷认为“强区放权”是一件好事，“放权”的目标是为了强区，区强则市强。代表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摆出了不少“放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让放下的权力能够接得住、用得好等，提出各自的见解和设想。

将下放的“权”接住、用好并非易事

市人大代表、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林洁参加光明新区团分组讨论时表示，“强区放权”关键要加强市、区之间的沟通和衔接，做好思想、力量和技术等方面的准备。“市里行政权力下放时，要看区里是否接得住，避免真空、灰色地带的产生。”

在市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宝安代表团分组讨论会上，人大代表、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宏彬介绍说，强区放权、强区放钱，强区放人，事、权、责要基本匹配。王宏彬介绍，今年是第五轮市区政府投资事权划分方案真正实施的第一年，从去年上半年开始，发改部门与各个区都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座谈，开始就第五轮投资事权的划分进行深入调研。

在政府投资上怎么体现强区放权？王宏彬举了一个例子，自己在宝安任区长的时候，河流治理时做管线建设，大大小小的道路，一般性的干道建设都要到市发改委申请，干活是在宝安干，这就叫所谓的市投区建。强区放权后，这种情况会尽量减少，把市投区建压缩到最低，通过财政体制的变化和财政的转移支付，把钱放到“下面”去。

罗湖区委书记贺海涛认为，强区放权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权责对等，还要解决效率的问题。市里通过强区放权，职责更加清楚，目标更加明，考核更加到位，这样才能调动10个区的积极性，共同推动发展。强区放权工作一定要放得下，作为基层要接得住，这些权力要用得好。一定要体现系统性、整体性，在责任划分方面、目标考核要求方面都应该很清楚，这样强区放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市人大代表、光明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邝兵认为，就新区而言，关键是要把新区可支配的财力下沉到基层，为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使老百姓感觉周边环境在不断改善，城市面貌在不断提升。他表示，为调动社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光明新区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城市安全和环境治理成果，改变基层社区城市面貌，新区去年年底给每个社区3000万元资金保障，用于开展社区城市品质提升的强基惠民工作，对清拆后的社区环境进行改造提升，此举受到群众的欢迎，正逐步发挥成效。

市人大代表、光明新区党工委委员、综合办主任周子友表示，强区放权改革，对于加快特区一体化建设非常有必要。市政府应加强强区放权的业务指导，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各区政府应注重提高行政管理水平，提高区里的承接能力。

市人大代表、光明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何奕飞表示，市里提出“强区放权”，建议在区这个层面也要提出“强街放权”，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工作重心下移，从体制机制上完善，把一些人财物往基层倾斜。

“强区放权”是原关外地区发展的良好契机

作为光明代表团列席代表的市财政委主任汤暑葵表示，第五轮市区财政体制改革针对强区放权，在财权下放上重点将对原特区外的区予以倾斜，到2020年，下放财力1600亿，比上一轮多300亿。同时市和区的财力比例，将从上一轮的59∶41变到大体上50∶50，也有可能是40∶60。上一轮将财力下沉68%到原特区外的区，这一轮改革应该说对原特区外的区将更有优势。

市人大代表、龙岗区区长戴斌也认为，深圳推行“强区放权”改革，在城市更新领域大幅精简市直部门审批权，扩大区一级事权，让区级部门“强体”，对原关外地区而言是良好的发展机遇。龙岗区城市更新部门积极与市级部门沟通，学习借鉴罗湖的成功经验，全面优化流程，简化审批环节，为城市更新工作高效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戴斌代表表示，在龙岗的城市更新工作中，民生和产业始终贯穿其中，龙岗将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和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区这一中心，使全区城市更新工作在保持“量”的同时，更加强调“质”的发展，补齐由于长期采取发展加工贸易经济模式形成的民生“短板”和产业“短板”。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龙岗区将按照“打造深圳东部创新中心、构建产城融合示范区”的总体思路，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拆除用地面积约420公顷，提供公共设施用地约150公顷，新增规划建筑总量约1500万平方米，新增商业办公和产业用房建筑面积约500万平方米，城市更新固定资产将突破1000亿元。

市人大代表、光明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何奕飞认为，目前深圳市规划建设有32个森林（郊野）公园，规划总面积3.85万公顷。按照目前体制，森林公园由市级负责投资、建设和管理。从全市范围看，现阶段森林公园建设标准普遍较低，平均造价30-50元/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为登山口、登山步道、公厕等。同时，由于大多数森林公园配套设施不完善、不齐全，难以满足群众日益提高的休闲需求，建成后需要重复提升，存在资金浪费问题。

何奕飞代表建议，深圳市人口密度大，公共绿地少，应充分利用山林地开发建设森林公园，同时应提高森林公园建设标准，按照综合公园标准建设（平均造价400-600元/平方米），并配套建设立体停车场、大面积的入口广场，沿山建设登山道（3米宽）、应急车行道（6米宽）及其他配套休闲设施，满足市民群众周末登山、游玩、远足等需求。他认为，结合强区放权改革部署，应将森林公园投资、建设和管理事权下放，采用市投区建的模式，由各区负责森林公园的建设。

要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福田区代表团的人大代表郭丽从自己的办事感受说起，她认为放权便民还有很大的空间。一个是小孩转学。郭丽说孩子属小学正常转学，先后往返放接学校，加上市区教育局，共4个单位盖了5个章。另一个与商事登记有关，尽管商事登记本身已实现网上注册，但相关的费用要在指定的网银办理，而这个绑定的网站竟然多次在高峰期瘫痪，相关部门总是说在升级中。郭丽表示，强区放权有一个最终标准，就是要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更快捷更高效。例如转学，市教育局的手续完全可以下放，属于部门的文件流转应该由工作人员在后台流转，不能让老百姓当收发员。关于网上政务环节，如果技术上不成熟，政府完全可以在社会上购买更专业的服务。

市人大代表金燕则从申请办理二胎生育说起，“国家的大政策已经放开了二胎，但在办理生育手续上比起放开前并没有相应简化，市、区、街道多个部门的手续一样不少。”金燕代表坦言，有些规定已经不合时宜，但主管部门就是不放。很多办事群众说，这些手续不是着眼服务群众，而是让群众多跑路。

来自宝安代表团的韩蔚代表建议，作为原关外地区，宝安区应抓住“强区放权”机遇，创新思维，争取更多的试验和创新政策。宝安要把握城市发展的核心节奏，处理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追求创新发展的关系，发挥区域既有的基础优势，促进宝安区与深圳整体发展的节奏相契合。

不能一放了之，有些权力应“上收”

面对下放的权力，如何做到“接得住、管得好”，令代表们颇为关注。强区放权，并非一味“下放”，还要考虑让某些权“上收”。

韩蔚代表任职于南方科技大学。她说，去年有一批国内外名校在深圳设立分校或联合办学，一下上了20多所，从长远看这当然是好事，但各区似乎都在争取名校落地，这些都经过充分论证了吗？还有，现在深圳有好几个马拉松体育赛事，多个区都在办，而且都是政府在大手笔投入，可国外的许多体育赛事是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我们政府的财力，为何不更多地投入到改善医疗、学校和体育场馆建设上来？有些事权应该收归市里统筹，更有利于资源的均衡分配。

来自坪山区代表团的市人大代表江映丽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在同一个区域里，拆迁工作有的属于城市更新，有的属于市政拆迁，拆迁补偿标准不同，就导致工作很难完成，直接影响到道路、河道这类公共配套建设。目前很多情况本身就是违法建筑的历史遗留问题，符合“一户一栋”的基本上可以接受拆迁标准，但是在历史上存在很多外地人建房的情况，拆迁安置难度很大。

江映丽代表建议，市里实行“强区放权”之后把城市更新放到区级层面，但是有很多问题不是简单地一放了之，有很多情况在区一级层面还是很难实施，这就需要统筹考虑。比如土地的二次开发就需要各种方式的统筹联动。

市人大代表沈凌云表示，像坪山区这样的后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市级层面的倾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很多困难。比如发改立项，基层做实际工作的时候就会碰到非常多规划项目，找不到市级部门主动承担协助和协调问题。如何解决这类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否则再好的项目在落实过程中还是要出现问题。

沈凌云代表同时建议，“强区放权”以后还是要请市级部门加强指导，“强区放权”不能是市一级简单放了就完事，需要帮助区一级更好地“接得住、管得好”。这里还有人员编制的问题，市里下放了2734个编制到区里，但是事实上真正落实到每个区、每个部门，其实少得可怜。现在区里大多数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仅仅用钱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些体制机制不支持。这个问题在“强区放权”实施以后，需要在编制上探索新的方式方法，也希望市里能够给予统筹考虑。

利用“强区放权”机遇揽一流医疗人才

来自宝安代表团的市人大代表、沙井人民医院院长林晓生说，许勤市长在报告中提到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可现在有些医院由市里安排给国内外知名的院校和医院去托管，长期来说应该是好事，但也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如新落成的宝安区妇幼保健院，一开张就住得满满当当；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有一个新建医院却门庭冷清，由政府巨资兴建的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现在每天的门诊量不到1000人，住院病床才开放300张。形成巨大反差的原因就是新建医院缺乏一流专家坐诊，而新的妇幼保健院由原先的妇幼院整体迁入，医疗团队齐整。

林晓生代表讲到，在群众中有这样的说法：以前深圳是“江湖”医生（指来自江西、湖南及湖北）多，而现在则是“新西兰”医生来的多，即来自新疆以及陕西西安、甘肃兰州等地区。这说明什么？我们已经很难吸引发达地区的一流医疗人才。市级政府的本意是好的，但“地情”并不匹配，因此，上级部门应要求托管的大学或医院，必须承诺选派优秀的医疗专家团队过来坐诊，否则事与愿违，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无独有偶，福田区代表团人大代表陈渊青也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市医疗领域要实施“三名工程”，要引进三千名专业医师，我市儿科等医生缺口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卫生人才引进的编制手续却卡得很紧，基层医院办起来十分吃力。医院作为用人单位，最清楚需要哪些业务人才。但是想具体引进哪个人，要报区卫生局和市卫生局，材料报上去就要排队等，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公立医院引进人才的效率无法与社会医疗机构比，不利于提升医院的竞争力。

林晓生代表坦言，现在深圳到全国去招聘，其实招来的很多专家可以说是二流专家。如果将住房问题、待遇问题统筹考虑，将一流专家团队引入深圳，政府投巨资兴建的医院，环境一流，相信很快就有很多病人前往就诊。“希望政府部门利用强区放权机遇，把工作做细，让政府的财政投入，真正发挥作用，造福群众。”

责任编辑：谢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