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宾：万俊人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伦理学会会长

余  涌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姚新中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

葛晨虹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

王泽应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主持人：向继贵

 

近年来，“我爸是李刚”、“郭美美”、“小悦悦”等负面新闻频频见诸报端，这些事件影响恶劣，侵蚀道德良知底线，引发了人们对道德现状的讨论和争议。人们对道德失范现象的担忧甚至愤恨，从另一方面看，正是出于对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的高度关注，是一种新的文化自觉的表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反映和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因此，理性评估当前社会的道德现状，找到存在的突出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意义重大。

 

道德状况总体上是积极进步的

主持人：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的评估出现了“滑坡”和“爬坡”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分析和解释。应如何看待和评估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

万俊人：现在大家对道德现状认识分歧比较大，一说话就有人质疑和反对，因为眼前的事实和人们的道德常识，觉得他说的不真实，这是因为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所致。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本着全面、综合、动态、理性、历史的价值评价精神，我选择从“社会转型”角度来看今天中国的道德问题。按照“社会转型”理论的解释，所谓的道德“滑坡”或者“爬坡” 都过于简单武断了，不足以解释当前社会的道德状况。

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生根本性或重大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社会转型就是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而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创造意义的还是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这是又一次的社会转型。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把它叫做“火车拐弯加速”。所谓“拐弯” 就是转型，“加速”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特点。一般来说，火车拐弯应该减速才能保持平稳，但是我们的社会是一边转型一边加速。我们几乎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现代化国家用了上百年时间所做的事情。我们回顾一下，30多年来的社会改革往往是一项改革措施在一个地方首先实验，然后全面铺开，还没有充分完成的时候，第二项改革措施又开始启动，第一步刚迈出去还未完全着地，第二步又接着迈出了。这就是所谓的“赶超式”改革发展，就像“火车拐弯加速”一样，其产生的积极效应是加速社会改革发展，赢得了赶超的时间和空间，但其连带效应是发展的社会风险加大，成本加大，就像加速拐弯的火车，不得不冒更大风险。事实上，我们的发展成本是惊人的，这里面的风险和成本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当然也包括道德的风险和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当下的道德主流和总体局面是积极进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在这种加速转型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秩序保持基本稳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就像加速拐弯的火车仍然能够保持安全平稳一样不易。小平同志说“稳定压倒一切”，过去一些人还不能完全理解，今天看来，他的眼光和论断是非常正确和深谋远虑的。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30多年改革最大的成功在于我们既保持和运用了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文化优势，同时，又比较充分地学到了西方的市场经济经验。二是社会经受了“九八抗洪”、“非典”、“5?12汶川特大地震”等几次重大事件的检验。“九八抗洪”的时候，我用“道德堤坝”这样一个概念写过一篇文章，因为当年的洪水在理论和技术上是抗不住的，历史上没有先例，可事实上我们却抗住了，这不仅仅是抗洪的胜利，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道德的胜利。基于以上两点，我断定目前道德的基本面和主流是进步的。

姚新中：我们为什么要对社会的道德现状作一个总体评估？从中外历史看，每个时代都有一个对当前道德状况的评估，中国从孔子开始，西方从苏格拉底开始，总体趋向都是比较消极地评估各自时代的道德状况。基本上每一代人都在说我们这代人道德状况不好，为什么？作出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找到问题，激励人类道德更好地进步。道德评估不是一个政治评估，也不是一个经济评估。经济可以有很大的发展， 政治上可以有很大的进步，但是道德状况可能很难达标，因为道德的本质是理想，是一种要超越当前生活的理想状态。

葛晨虹：我同意万教授对道德主流的评估。我们在讨论道德问题时，看到“大恶”的同时，也看到了“大善”，好的方面，大多数人是认可的。但是我发现也有一些学者过于强调道德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道德危机的地步”，这种认识太过于片面，实际上还有很多积极的方面。社会在进步、公共精神、慈善事业都在发展，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方面。

王泽应：当下的道德问题是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个判断是可以成立的，整体上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现在很多非道德事件，说到底还是贪。我们学校附近有家房屋拆迁，政府按照每平方米补贴他12000元，在我们那里已相当可观了， 长沙房屋均价每平方米还不到7000元。从内心来说，他拿到12000元就应该感谢党和政府，但当他听说街对面每平方米补13000元时，心理失衡了，就开始上访闹事。当一个人欲望的贪婪达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就把良知、良心、底线都蒙蔽了，或者说是扭曲了，很多道德失范事件和这有很大的关系。能不能说这就很普遍呢？要实事求是地看。比方说，现在食品安全确实是大问题，但是不是到了很恐慌的地步呢？事实并不是这样。所以，道德的问题没有必要过分夸大，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粉饰。

    

存在的突出问题不容忽视

主持人：看到主流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造假欺诈、见利忘义的问题较为突出。具体来说，道德领域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呢？

万俊人：道德消极面不仅存在，而且非常触目惊心，在局部和某些阶段确实非常严重。这也是我对当下社会道德评估想说的第二句话。问题严重到什么份上了？中国的道德跟中国的股市一样，当务之急是如何“止跌”，让它不断地跌下去是很危险的。

“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不久，德国和美国的电视台请了著名的专家讨论，甚至说今天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已经变得不可理解了，一个2岁的小女孩儿被轧了，很多人路过竟然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这是他们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事情给我们国家、政府、社会带来的道义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国外学术界的朋友发邮件问我：“万先生，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这让我颇费口舌。我们是东方道德文明古国，至少过去给欧洲人传达的印象是这样的。近代以来，外国人（比如，德国近代大哲学家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了解首先知道我们有孔子，我们讲道德伦理，中国是“礼仪之邦”，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更多的事件刚才说了，人不能信，好事不能做。在我们心目中老人是最可信的，他们有经验、有道德、有尊严，如果老太太都可以欺诈骗人，那我们还能相信谁？这些问题的确值得我们严肃思考。

余涌：我觉得现在道德状况最大的问题还是社会诚信问题。现在企业运作最大的风险在什么地方？一些企业家讲，最大的风险不是资金风险，不是市场风险，而是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来自各个方面，比如，员工跟企业业主之间缺少信任，跟其他企业打交道也存在这个问题。不仅企业这样，人和人、人与社会的交往，诚信的成本太高了，我们对任何人都设防，做好事儿都得有提防心理。按理说，明星、官员、教师这些人应该是道德的模范，人们向他们看齐，但这部分人也出现了危机，他们说的话人们也不太相信了。再往大一点儿说，诚信的大环境缺失，政府公信力下降，政府出台政策政令不通，这些更深层次方面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姚新中：中国道德最根本的问题是出现了道德二元化，就是说，道德的规则和道德的落实出现了分离；道德的规则和道德的潜规则也出现了分离。表面上说的东西和实际操作分离，会上说的东西和落实的东西分离。这就使得道德虚伪化了。道德的虚伪化对道德的伤害比任何东西都大。在非道德领域，某一方面出现问题，规则不能执行，我们可以建立新的规则，但是，一旦道德出现了二元化的问题，整个社会都感到无助，无论是在上面说的人，还是在下面听的人，都感到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状况。新闻报道有很多反面的案例，一个官员可能被抓的前一天还在大会上大讲党风廉政建设，有些人头一年还被评为标兵和榜样，第二年就被抓了，暴露出的问题触目惊心。这些问题对道德的伤害和侵蚀远远大于具体的道德问题。

 

社会转型付出了道德代价

主持人：如何看待当前道德领域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

万俊人：我把当前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总结为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波动，它跟社会转型期中出现的政治波动、经济波动一样，既正常又需要引起警觉。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对文化、政治都具有平面化、商业化、世俗化的销蚀作用。加拿大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查尔斯?泰勒写了一本书叫《世俗的时代》， 总结了西方近500年来的社会世俗化进程和付出的文化、道德、精神等代价。世俗化的过程，谁也挡不住，人的道德水准要往高处提升很难，可下滑却非常容易。为什么？内心缺少精神支撑，缺少信念支撑。

葛晨虹：现在很多社会问题，板子都打在道德上，其实往深了看，可能和管理机制不完善、监管不力、责权不对等都有内在的关系。比方说，食品安全问题， 虽然和不道德的无良逐利者有直接关系，但是跟监管部门制度不健全，少数管理者的腐败、不作为甚至是无能有关。举例来说，修建铁路这样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儿，竟然被一个厨师带领一支不懂行的队伍分包，还偷工减料，中间那么多的监管部门都在干什么？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是既有自律，又有他律的，只是仰仗大家去自律，没有他律的规范约束，自律就越来越靠不住，最后就是好事难做，好人难当。所以，道德问题还要从社会的制度体系建设这个根子上找原因。

姚新中：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有得必有失，像中国这样一个从落后的国家，在短期内提升到了世界中等水平，我们肯定要付出代价，除了经济和国际关系的代价，还包括道德方面的代价。

 

主持人：导致道德领域存在突出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万俊人：导致当下道德消极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分配不公，社会精英群体的示范效应大大下降，公共文化滋养的不足、甚至偏颇等， 都是重要的原因。我重点讲三个方面原因。

一是公共媒体对很多重大社会事件缺乏引导和明确的价值导向。很典型的“范跑跑”事件，一家公共媒体竟然找一名社会学教授和“范跑跑”辩论，最后大部分的观众认为“范跑跑”赢了，媒体这么干是很糟糕的事情。“范跑跑”这样的人还有资格上电视为自己辩解吗？实际上是公共媒体把自己的缺位、失职展露无疑。另外，新兴网络媒体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我们想象，我们一时还没有适应。网络媒体对道德问题的放大效应值得特别关注。

二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重经济建设，相比之下，社会建设是块短板。市场经济环境下，滋生出商业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假如再放任自流，社会普遍流行道德怀疑主义，急躁、质疑、嫉妒、怨恨、非理性成为社会心理的主要特征，那将是非常麻烦的事情。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与社会政治、经济建设同步推进，甚至将其作为社会改革的观念先导。所以说，现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非常重要。

三是部分官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公共示范作用。如果单从官德而言，时下的官德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相比，肯定是值得反省的。鉴于我国道德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官德在整个社会道德伦理改善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和突出的示范作用，所谓“村看村，户看户， 群众看干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干部做了我就做，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不做我就不做。有些官员可能会质疑，凭什么我们要承担这些额外的道德负担？有一次我在某学院讲课，一位歌唱家听过我的演讲后对我说，我们也是人呀，我们逛商店一点儿都不自在。我说对呀，我理解你们，你们逛商店应该很自由自在，可实际上不那么自由。因为你们是公共人物，享受了很多额外权利，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想过没有，你们唱歌为什么那么“值钱”？同理，领导、官员更应如此。领导、官员是公共权力的管理者和操作者，所以承担的责任应该更大，在道德上更应做出表率。

姚新中：我补充一点。中国道德文化的传承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国外讲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我们就说中国是很注重传统的国家、民族，但是比较起来，中国来的学生（我那里的学生）还不如欧洲、美国的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多，我们考试的时候，中国学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作的答卷远不及欧洲学生答得好，这种现象应引起教育和文化管理部门的重视。

余涌：我们重视对个体的道德教育，但是忽视对外部环境的考量。这个问题比较泛，就是很多问题出在道德上，但它的原因并不在道德上。举个例子，现在广东一些地方农民工、外来人员犯罪率比较高，负面评价较多。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些农民工和流动人员在现有的体制下，他们的权利保障有多少？他们分享了多少改革发展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这样，要求他们那样，效果都不会很理想。道德以外的大环境，对道德建设影响很大。

    

提高全民道德素质需要顶层设计

主持人：针对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应该怎么办？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考验和紧迫任务。请各位专家提出真知灼见。

万俊人：我重点从操作层面提四个建议。

一是把道德考量纳入政府决策和政府政策的设计制定中。过去政府的很多决策重经济考量，后来又有了环境考量，但很少考虑道德因素，甚至少数公共政策的实施反而加大了道德宣传和道德传播的难度，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政府部门做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经济、环境、生态等指标，还要考虑社会的道德效应，只有这样，道德文化建设才可能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策或决策找到落脚点和作用点。一言以蔽之，政府要认真考量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的道德效应。

二是建立媒体监督机制，减少媒体传播的失误、夸张、扭曲。媒体监督公共权力，问题是谁来监督媒体？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失去监督，都会产生腐败，媒体也需要监督，要把“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 落到实处。

三是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去年，“郭美美”、“卢美美”把中国慈善事业搅得一塌糊涂。为什么？说明我们的慈善事业还很脆弱。慈善公益组织存在的意义关键是它对社会的道德示范作用，能给社会带来新鲜的道德风气。道德跟其他东西不一样，摸不着看不到，但它无处不在，向上的风尚和氛围需要有组织去营造。

四是设立国家道德委员会。国家道德委员会首先是针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也就是建立政府及其官员的道德约束机制。国家道德委员会，或者叫国家道德督导委员会，很多干部述职的时候，要过这一关，名称不管怎么叫，应有一个类似的保证官德、保证政府示范效应的监督执行机构。

余涌：我补充两点。一是改进高校的德育课教学。我们在部分高校搞了一个德育课教学调研。我特别同情那些德育老师，有一位德育老师讲，上德育课的时候学生稀稀拉拉，还都往教室后面坐。做德育老师最怕什么？最怕学生的眼睛看着他，这时候他有一种恐惧，实际上学生的眼睛盯着他的时候是有含义的，学生看着他，似乎在问：你讲的这些东西你自己信不信？ 其实，德育课可以上得生动活泼，多用案例， 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现实生活中的事例很多，这个课可以上得很好，可惜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二是要重视法律的导向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谈不敢做好事，为什么呢？法律上对一个问题的评价，导向作用太大。司法对价值的判断，会对道德起作用。国家的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不能两张皮，要相互攀援、相互支撑，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道德要起作用。

葛晨虹：说到对策，我们在理论建设和理论解释力，包括价值观的建设、价值观的解释力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抓市场经济，很多旧的东西被打破，社会也全方位开放了，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后，理论储备明显不足，而新的理论建设没有跟上。另外在解释方法上也存在不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他们强调隐性教育，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比如说他们给留学生讲美国精神，不是分一、二、三点写出来，甚至张贴出来让你读，让你背，他们的手法是讲故事， 用讲故事的方式让你去感知、接受。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在进行道德建设时参考借鉴。

王泽应：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政府就道德建设出台了很多文件，我作为德育课老师在讲课过程中，感到不少文件有些时候不搭界， 有的甚至存在相互重叠和矛盾的地方。应把这些文件看做一个系统工程整合好，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形成党和政府整体性、系统性的公民道德建设意见，或者叫规划。这些文件之间不能互相抵消，而要相互关联，相互支撑。

另外，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要从抓家长教育入手。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家长是不称职的，不知道怎么当家长。我们到某个少年犯管教所调研，发现70%的孩子都是因为父母本身有问题，家长道德责任感缺失，导致这些未成年人人性扭曲，价值观颠倒，最后沦落为罪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的道德文化区别于西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家庭是根，家庭稳住了，整个社会道德建设才有依托。建议相关部门把家长教育纳入到社会教育管理范畴，开办“家长学校”，教育孩子先从教育家长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