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兼院长郭齐勇先生在省图书馆与本报共同举办的“大众讲坛”作了题为《中国文化的根基与核心价值观》的讲座，其中很多观点涉及到“传统文化与当下”的话题，本文根据讲稿整理而成，今予以刊出与读者朋友共享。

中国文化充满对天地自然的尊重

中华历史、民族、文化是在多样化的发展中逐渐统一的，在五千年甚至更长时期，多民族融合，多文化融合。中华各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形成了相对可以兼容的心理、思想与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民族性格，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共同的信仰信念，这是维系协调各民族的润滑剂、自强不息的原动力。

从文明比较的角度来看，世界几大古文明，只有中国文明一以贯之，延续至今，没有断裂，没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大的变异。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外来的、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丰富、壮大自己，形成新的文化。中华文化的消化力很强。

重新发现中国，需要我们探讨古代天、地、数、医、农学之奥秘。

在器物层面的文明上，过去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这是沿袭培根的说法，其实还有比这四大发明更重要的发明:漆器、青铜器、丝绸、瓷器等，其精湛高超的工艺，无一不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外还有算盘、茶叶等，诸多发明都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曾经贡献给全人类，起着改变世界的作用。

在社会层面的文明上，中国古代社会大而政府小，有很多自治组织，有社与会，有乡约、义庄等，士绅阶层的作用很大。

在制度层面的文明上，中国古代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赋税等经济制度，征辟诠选制度(荐举、考试)，文官制度，教育制度，开放教育，平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荒政、赈灾的制度，优待老人与弱势群体的制度，君相制、三省六部制与监察制等，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实质公正的内涵与制度设计的智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极大。

在观念与价值层面的文明上，儒家“仁爱忠恕”，墨家“兼爱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为怀”，宋明理学家“民胞吾与”等理念，成圣人贤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萨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养功夫论等，都是了不起的调节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关于中国文化之基本精神，胡秋原先生总结了七条：

第一是自由平等的精神，无宗教战争之残杀，重平等，有世界最古之自由主义、民本主义，强调民贵君轻。

第二是尊重劳动的精神，尊勤俭，戒佚逸，鄙视不劳而获。

第三是正义自尊与坚毅精神，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与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舍我其谁的抱负，民胞吾与的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概，自强不息，弘毅任重而道远，守正不阿，气节凛然，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第四是现世与实务精神，悲天悯人，经国济世，兼重文事武备，明理致用，反对空谈高调。

第五是博爱与和平的精神，反对以力服人，孔子讲“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倡仁爱，泛爱众，墨子讲兼爱非攻，孙中山讲“中国人有一极好道德，就是爱和平。中国人几千年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第六是不主张屈辱的和平，以自卫国家为大义，从不侵略他人，但对侵略者一定要予以严惩，民族之忠义英雄的奋斗，史不绝书，民族精神，赖以不坠。

第七是中国文化独立创造的精神，中国古文明拔地倚天，戞戞独造。其中，汉语言文字自成系统，简单合理，是世界上最有优势的语言文字。绵绵流长之泽，泱泱大国之风。

中国文化中充满了对天地自然的尊重。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一直到民国时，民间的春联有:“古往今来，神人共岁”；“天长地久，物我同春”。华夏族群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宇宙世界的独特的觉识与“观法”和特殊的信仰与信念，那就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

中国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天下一家”的崇高文化理想。中国文化是“一本相生”的，其全部体系中有一个主要的中心，即以人为本位，以人文为中心。传统礼乐教化代替了宗教的功能，但不与宗教相敌对，因此不妨称之为“人文教”。中国文化精神，要言之，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

中国文化有重实践、重习行的精神。讲通经致用，明体达用，使理想与现实统一。经学即做人之学，成圣之学。圣人学于众人，凡与圣是统一的，在实际人生、社会(家国天下)中去做人，此即经学中的人文精神。

“仁爱、诚信、平等、民主、公正”应是当下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一般指经济价值、商品价值之外的，社会与人最贵最重的东西，人们更为根本的期待、诉求与目的，如真、善、美等。价值观主要回答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应是什么”、“应该怎样”，人“如何活着”、“应当怎样”的问题。它指向社会与人之“应然”，分辨好与坏、福与祸、利与害、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它与社会终极目标、人之目的、人生意义密切相连。人本身就有价值；价值有不同类型与层次的分别。有关人生价值的领悟，关系到人的生活意义与幸福感。

●儒家认为，人是天地间最有价值的

在我国思想文化的传统中，有关人生价值的评价，一般用“上”“贵”等词加以表达与肯定。而孔子把“仁”“义”视为人的最高价值，不违背道与义的富与贵，是可取的，但相对而言，“富贵”的价值在儒家追求的“道”“仁”“义”之下。至于不义的、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富与贵，则是应当唾弃的。

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就是说，道德性、良知良能是天赋予我们每个人的，是人内在固有的，只是人们往往不自觉自己有天下最珍贵最有价值的东西，没有把它启导出来。

功名利禄，世俗认为贵重的东西叫人爵，人家可以给你，人家也可以拿走。但道德良知、仁义忠信、不疲倦地行善，是天赋予我的，人家夺不去的，除非自己放弃。每个人，匹夫匹妇都有这天下最尊贵的东西。

儒家认为，人是天地间最有价值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荀子说，比之水火、草木、禽兽，“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而之所以如此，就是人有道德。荀子强调后天的道德教育、训练、实践，化民成俗、美政美俗的重要性。

根据张岱年、赵馥杰等先生研究，历史上各民族、各地域、各时段、各流派、各宗教文化及社会的上层与下层的价值主张与追求各不相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样态，如墨家以功利为上，道家以自然为上，法家以权力为上，但从总体上来说，两千数百年来，在社会治理与人性的实现上，最能深入到社会底层、有影响力、有益于社会发展与长治久安的，还是儒家的道德价值论。

●平等、民主、公正代表当下老百姓心声

关于核心价值观的凝炼，据王虎学先生的文章，国内学者们目前已提出了60多种表述方式，涉及90多个范畴。但遗憾的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元素却十分稀少。我们反复掂量既是中国的，又是社会主义的，还是基本而又核心的价值，在这里也提出一种表述方式，10个字，涉及5个范畴:“仁爱、诚信、平等、民主、公正”。

在今天我国和谐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平等、民主、公正”代表了老百姓的心声，我们认为，求强求富不是终极目的，富强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利益与福祉。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平等、民主、公正”，就没有真正的“富强、文明、和谐”。因此我们认为，与其强调“富强、文明、和谐”，不如更强调“平等、民主、公正”，这更实在一些。

古人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这是从古至今，从上层精英到普通老百姓的社会理想。与此相应的表达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等。就今天的社会而言，人们普遍期待的社会状况是:失业率不高，犯罪率很低，公序良俗得到护持，有全社会的征信系统，贫富差距不大，公民的基本人权、政治经济权与尊严得到尊重与保护，全民享受住宅、教育、医疗保险，生态环境良好，食品安全得到保障，人口预期寿命增加，生活品质提升。这就包含着人人平等、申张每个公民的民主权利、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的诉求。

可见，就人们对社会的价值评价而言，“平等、民主、公正”的社会是社会主义中国民众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同时，这些价值不仅仅属于“外王事功”的范围，它又是现代社会对现代人的“内圣修己”的要求，即每一位公民都要尽可能地自觉养成平等、民主、公正的意识，对己对人，对家庭对社会，对职业对人生，都以此为衡量、评估的重要标准，并身体力行，融化在自己的思想、行为之中。　

●“仁爱”“诚信”是中华文明的内核

下面说明“仁爱”“诚信”范畴，及将其纳入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

所谓“仁爱”，即孔子提扬的内在仁德与爱心——“仁者爱人”，“泛爱众”，也即孟子的“仁民爱物”，韩愈的“博爱之谓仁”。“仁”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之首，义礼智信四德都是围绕着“仁”而展开的。“仁”也是孝悌的根本。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仁”是中华文明的内核、主旨，朱熹解释为“爱之理，心之德”。按曾参的理解，“仁”的内涵包括尽己之心的“忠”与推己之心的“恕”；“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爱”价值下移到民间，诸如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蒙学读物中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将心比心”等，千百年来成为中国草根的老百姓的生活信念与行为方式。

所谓“诚信”，是“诚”与“信”的结合，即诚实守信之意。“诚”是真实无妄，不自欺，不欺人。在《中庸》里，“诚”是一个最高范畴，是“天之道”，又叫“至诚之道”，是天赋予人的本性与道理。

我们为什么要把“仁爱”“诚信”范畴纳入核心价值观呢?

首先，“仁爱”“诚信”是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中之最重要的核心的道德价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而且至今是活着的，有生命力的价值理念。当下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例如道德模范吴天祥、防治艾滋病的专家桂希恩、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以及一些青年志愿者朋友，仍然继承并实践着中华文明的精华，以一颗仁爱之心，诚朴信实，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爱利他人，服务社会，纯洁世道人心。“仁爱”“诚信”当然属于“内圣修己”的层面，但人有了这种价值理想，往住就能敬业乐群，有益于“外王事功”的开拓。

其次，“仁爱”与“诚信”是当下与今后较长的时期，我国社会生活中最需要的道德价值。应当看到，当下仍有很多不健康的现象，如小悦悦事件，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现象，毒奶粉、地沟油、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假文凭与学术不端，金钱与权力拜物教盛行、钱权色的交易等，腐蚀着社会，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价值失序与道德信念的危机。首先我们要唤醒人的爱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人性人情之根；面对社会诚信出现“断裂带”，我们要努力建设关乎人心的、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用系统。健康的市场经济，健康的吏治，非常需要“仁爱”“诚信”价值理念的支撑，这有着现实针对性，有助于美政美俗，整饬秩序，是人们现实生活的需要。“仁爱”“诚信”的价值，是“明荣知耻”的基础，对今天的社会规范、法律体系起指导与辅助的作用，有助于社会规范、法律体系的健康建构、实施与完善。

再次，“仁爱”“诚信”价值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是多民族、多宗教共同的价值理念，是我国最重要的伦理共识。儒家的“仁爱”与佛教的“慈悲”、伊斯兰教的“仁爱”、基督教的“博爱”，有共同性、互通性，也有若干差异，但千百年来在我国早已处在相互影响与交融之中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都讲“诚信”。今天我们提扬这两个价值，不仅有利于国内各民族、各宗教的相互理解、团结和谐，也有助于我国文化与世界各文明、各宗教的对话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