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画面：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办公环境，领导人住所]
这座砖木结构的小楼房，就是当年赣东北苏维埃机关所在地。
早在赣东北“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形成时，红色经济就被方志敏提上了议事日程。
[画面：苏区机关工作人员工作镜头、开会会场；群众生活镜头、集贸市场、经济政策相关条款等]
在特区苏维埃政府的机构设置上，成立了人民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人民经济委员会和职能是管理人民经济事宜，同时制定了早期的经济政策，主要有：“奖励（工农业）生产事业”；“帮助群众建立各种生产合作社”；“允许商人自由贸易”等。财政委员会的职能是，统一财政收支，管理资料征集，金融流通，同时制定了早期的财政政策，主要有：“收缴打土豪劣绅的罚款”；“接收红军作战时没收土豪、官吏、资本家的一切财帛物资”；“制定征收土地税实施方案和收缴土地税”；“制定红军及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供给标准”等。
[主要画面：瑞金及全国"二苏大"会址，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及其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弋阳苏维埃、信江苏维埃政府旧址；中共江西省委、信江特委给党中央的有关报告。历史上农民起义相关影视画面精选]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发生过无数次农民起义，形成过一块块对抗朝廷官府的割据区域。山大王们解决财政来源问题，基本上是依靠“劫富”。然而，“劫富”终难持久，一旦财源枯竭，势必成为流寇，一次次起义都难逃失败的命运。固然，古时农民起义失败有很多原因，但也不能否定，没有解决好财源问题是重要原因之一。
[主要画面：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旧址，方志敏的办公室，（历史文献）赣东北（特）省委的相关文件、报告和苏维埃的经济政策；（影视画面）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国民党有关经济封锁的档案；赣东北红军攻占过的10个城市的旧城等]
正是在苏区财政比较充裕的时期，，深谋远虑，提出通过发展苏区经济来改变财政的来源。1931年上半年，方志敏主持拟定的《中共赣东北特委向（党）中央的报告》和若干苏维埃工作决议中，就明确提出“专靠红军筹款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同年9月上旬，赣东北省第一次党代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工作决议案》中，又一次强调，要坚决纠正“无钱就派红军去打”的错误办法，并指出：“苏维埃财政问题的解决，应从正确的整治各种税收，发展新的苏区，增进财源。”在《中共赣东北省委关于苏维埃工作的报告》中更是明确宣告：“过去的财政来源是靠红军去打，没收反动（派）财产及捕捉土（豪）劣（绅）筹款，现在转到从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及整顿税收发掘财源”。
采访杨志耀：“这份报告是赣东北苏区给党中央的报告，可以载入中国共产党关于红色经济的历史；苏区经济政策这个转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转变，直接悠关中国革命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表明共产党人有智慧，有能力，走出一条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这个转变，被毛泽东提升为“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并赞扬“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显现出来”，是对“方志敏式”根据地五项正确政策的重要补充；这个转变，奠定了方志敏是红色经济开拓者的地位。”
[主要画面：方志敏的相关文章、主持制定政策决议（历史文献）毛泽东赞扬赣东北的文章、《红色中华》报道；（情景再现）苏区群众努力生产、丰收景象；兵工厂、织布厂、硝盐厂、造纸厂、生产合作社等旧址；苏区人生产劳动的影视画面]
苏维埃经济也称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工业、商业、财政、金融等诸多方面。
赣东北苏维埃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获得土地的广大农民焕发出了极大的生产热情。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制定了相关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每年，甚至每个季度，都要颁布生产动员会，发起“耕种运动”。方志敏还多次撰写《为全部实现省苏维埃农业生产计划而斗争》等文章，作为《工农报》社论发表，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
[画面：稻田、棉田、三鸟、六畜、果林，翻身农民劳动生产镜头]
在方志敏直接领导下，苏维埃政府实行计划生产，每年都把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等种植、养殖计划层层下达，交群众认真讨论，切实执行，苏维埃政府实行奖励生产，政府与群众签订生产合约，对超额完成者给予物质奖励。同时，政府反对“惰农”，对屡教不改者，课以收回土地的严厉处罚；苏维埃政府实行垦荒免税。这份1932年2月方志敏主持制定的《关于发展耕种运动的决议》，就明文规定：“鼓动群众开垦荒田荒地及荒山，谁开归谁，三年免收土地税。”这项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49期一篇文章记载，闽浙赣苏区在一二年时间里，“共消灭了三十二万石的荒地荒田”。
[画面：农家耕田，农林、水利工程灌渠流水，旧时劳动场面，丰收情景]
为了发展农业，苏维埃政府注重帮助群众，切实解决耕牛、农具、种子、水利等各种问题。方志敏曾亲自布置在弋阳县杉山乡修筑拦河水坝。类似的水利工程，全苏区共兴修230多处。苏区各地还普遍组建生产突击队，生产冲锋队，展开热火朝天的生产竞赛，成千上万的妇女也积极参加，解决劳动力的不足。当时，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增产速度十分惊人。棉花可自给自足，米谷、油料、生猪、茶叶等还可供出口。
[画面：苏区老工业照片，瓷厂、煤厂、纸厂、木器厂、织布机劳作的工人等]
赣东北苏维埃经济的发展，还体现在毫无基础的穷乡僻壤，白手起家创办工业。当时在苏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种成份并存。国营的主要有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私营的也有厂矿企业。1931年统计，“苏维埃的工厂和群众私人的工厂有三十九个，如瓷厂、煤矿、纸厂、木厂等”。到1934年，工业得到更大发展。当年《红色中华》第145期以《闽浙赣的经济建设》为题，报道经济建设成就；工业方面“办织袜厂一个，产品可供全省之用；织布厂一个，准备十万女工；兵工厂一个，能做地雷、炸弹外，并造快枪、机关枪等新的武器；制硝厂一千三百三十五个，半年制硝盐七万多斤”。“生产合作社，共有五十余家，大半是工人经营的，主要生产业是瓷器、锅子、雨伞，还有瓦厂、石灰窑和农具制造等”，“其他小工厂也很多”。毛泽东赞扬说：“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到成效。”初步形成了适应革命战争和群众生活需要的军用、民用工业体系。
采访江西农民后代甲:“这是那个年代留存下来的东西，这种瓷器现在很少了，虽然粗糙，但是很耐用。”
采访江西农民后代乙：“这种木器也是苏区时代留下来的，几十年了，很多旧东西都扔了，但这个舍不得扔。”
为了实现苏区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严密的经济封锁，充裕工农群众日常用品的供给，并限制私营商业的剥削，方志敏不仅鼓动白区商人来苏区开辟市场，自由贸易，还倡导苏区群众创办消费合作社。
[主要画面：赣东北苏区相关历史文献，《红色中华》两篇报道；1930年创办消费合作社《布告》、省消费合作总社和国营商店旧址；（影视画面）白区商人来苏区经商和白区参观团在苏区的活动。他们参观的脚步，钦佩的神色，在市场上交易，苏区货币样板。]
红色财政建立之初，极少有白区商人敢来苏区进行商业活动，只有赤白交界地区存在少许易货贸易，致使苏区一度商业调零，日用消费品奇缺。为了打破这种局面，苏维埃政府甚至派群众到白区招徕商人，方志敏率先示范，他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河口镇朱大昌商号老板朱光明，与景德镇商会会长陈仲熙等人交朋友，鼓动他们组织白区商人常来苏区贸易，开辟市场。
苏区还有一种特殊事物，党和政府每年都要组织几批白区参观团，在参观团的各阶层人士中，包括了来苏区参观考察和进行商贸业务的商人。苏维埃政府还尽可能为来做生意的商人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如苏维埃银行印制了与苏区红票币值相等的50元、100元兑换券，商人可根据需要，用兑换券任意购买苏区的货物，结算后如有剩余，可到苏区银行兑换银元带回白区，白区商人的利益得到了切实保护。
[画面：苏区消费合作社照片、消费会员证、群众购买货物画面一组]
赣东北苏区的消费合作社创办于1930年10月，苏维埃政府发了《布告》。这是共产党领导红色经济事业中，最早出现的属集体经济性质的商业组织。凡自愿出少许资金加入的民众，都可以领取会员证。一年后，省里设消费合作总社，县区普遍设分社，社员迅速扩大到千家万户。方志敏为消费合作社事业的发展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免收一切捐税；银行经常贷款扩大其营业，还派出大批采办员帮助采购货物等，使消费合作社在商业竞争中能保持一定的优势，以利于减轻负担保障供给，切实改善群众的生活。
赣东北苏区不仅消费合作事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网络，成就斐然。方志敏还运用政府财政，从1932年起创办苏维埃经营的商店，随着苏区每个县都普遍开设经营百货、杂货、食盐、药材的商店达到60多家。1934年2月16日，《红色中华》第一百五十期对闽浙赣苏区《商业、合作社取得较好的成绩》作了报道：“（国营）商店资金三万四千元，营业四十一万余元，……纯利一万四千五百余元；工农药店资金九千五百余元，营业十一万五千余元，……纯利一万九千余元。”
人物访谈——江西省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余伯流讲述：创办消费合作社和国营商店，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许微不足道，可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历史上，可是创造性的新事物，是红色经济源头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经济建设，当然不止在搞活苏区内部贸易，更出色的部分，还体现在最早实行开放型的对外贸易，又称赤色外贸，对于打破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主要画面：国民党封锁苏区经济的档案材料；毛泽东的报告，闽浙赣省委的相关文献，中共中央先后给赣东北、闽浙赣省委的两封信；苏区对外贸易处和船舶检查所旧址，赤色外贸路线图及德兴、玉山、三清山、开化县化埠镇等赤色外贸旧址，《红色中华》的相关报道等]
这几份国民党档案资料，记载了国民党当局如何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包括采用的毒辣手段的封锁的物资种类。当时，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充分调动了苏区人民的聪明才智，不但在苏区内部实行开放型的自由贸易，还大胆地实行开放型的对外贸易，成为红色经济建设中，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地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
1933年1月，方志敏在《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中指出：“省苏（维埃）成立了十八个贸易处”，“已获得相当成效”。1934年1月第145期《红色中华》在刊登的《闽浙赣的经济建设》文章中，也提到了赤色外贸的成就：“一九三三年进口货为十二万四千二百六十六元，出口为十九万八千七百五十五元，出超为七万四千三百八十九元。”赤色外贸对于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发挥了有力的作用，所得利润还增加了苏区的财政收入。
[主要画面：（情景再现）蓬勃发展的苏区经济，苏区的红色股票，《武装暴动纲领》、《施政大纲》；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旧址（弋阳县芳家墩）、红票，印制红票的石印，苏维埃印刷局、兑换所旧址；方志敏《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等]
这一枚是当年闽浙赣苏区发行的股票，面值一元。上方印有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并加盖银行红色印章，两边印有“本银行股息周年六厘计算，每年年终结账，营业盈余除开支费用及股息外，所有纯净红利照股分派，次年一月凭票领取”，其下方为股票号码，并附每年领取股息和红利的凭证。这是全国苏维埃区域发行的第一支红色股票，是方志敏领导赣东北（闽浙赣）苏区，在金融事业上大胆创新的一个缩影。
方志敏等领导农民武装暴动创建革命根据地，把“平债均分土地”列入《武装暴动纲领》，把废除具有剥削性质的债务和分田分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销毁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宣布一切高利贷借约，当约概为无效”的规定。
[画面：红色施政大纲条文、农村银行、信用社照片、贫民银行照片等]
红色政权破除了旧时代的金融契约关系，就必须确立新的金融支柱，制定新的借贷政策，以调剂民间资金余缺与流通，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方志敏等共产党人承担起了开创红色金融事业的责任。这份1929年10月颁布的同一份《施政大纲》中，提出了“组织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经手办理低利储贷”的创造性决策。
1930年10月16日，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正式组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苏维埃区域，构建独立自主的新型金融体系的重要源头之一。
新型的苏维埃银行在战争环境中创立，受红色政权领导，其主要任务是支持革命战争，促进经济发展，活跃商贸市场，改善群众生活。围绕这几项重要职责，行使集聚资金，发行货币，组织储贷，管理金融等职能。
金融独立首要的举措，就是要有自己的货币，唯有如此，苏维埃银行才能充分履行承担的职责与职能。方志敏早就树立了这种理念、对货币发行工作十分重视，亲自想方设法解决印制货币的人才、设备、技术和高质量纸张等困难。1931年5月，被老百姓称之为红票的赣东北苏区纸币终于问世。这是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社会意义的一件大事。
赣东北苏区银行发行的纸币票面上，印上了这样几句话：“本行钞票，现银一律，准备基金，十分充足，工农士兵，携带方便，县苏区苏，都可兑现；买卖完税，毋许折扣”。话语简单，却体现了纸币发行与使用的基本原则：“准备基金充足”，表示不用担心滥印纸币造成货币贬值；“现银一律，不许折扣”，表示红票代替本位银币在市场流通，旧制的黄金、银元、铜板等也可以继续流通，并规定使用一律，纳税与买卖都不准打折扣；“县苏区苏，都可兑现”，表示无论黄金、白银，苏维埃纸币，都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自由兑换，但禁止国民党统治区的纸币在苏区流通。
人物访谈——杨子耀讲述：方志敏号召苏区群众到银行入股，这是研究红色经济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在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有了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及第一支股票，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舶来品。方志敏身为共产党人，敢于把西方发展经济的经验引进党局部执政的苏维埃区域，发行第一支红色股票，这与他善于吸纳人类文明成果的思想、理念与胆略是密不可分的。
[主要画面：闽浙赣省苏银行、银库及闽北、贵溪、上饶、德兴等分行旧址，闽北分行铸造的银币，苏区银行发行的红票、股票、公债券；方志敏的有关文章、报告书，贴在卧室的《泰晤士报》；苏维埃有关文件，《红色中华》、《红色东北》报的有关报道；消费合作社、贮粮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旧址等]
苏区贫民银行的的创办，就是从招股筹集资金起家的，到改名省苏维埃银行，才有政府财政拨款，具有国家经营性质，但并没有取消股份制，还在政府财政部设立了招股委员会，开始发行股票。当方志敏代表政府发出“全省群众踊跃来银行入股”的号召，并制定出1933年9、10、11 三个月增加银行股金10万元的计划，得到苏区党政军群各个方面的热烈响应。中共闽浙赣省委在同年9月8日召开的全省支部书记联席大会上，进行了战争动员与经济动员，各支部当场承担推销银行股票共达四万元。支部联席大会结束后，实际完成购买股票的金额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其中，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原认购200元股票，实际完成900多元，超额达4倍有余。省兵工厂认购股票达6、7千元，有些工人一个人就购买40多股。省委妇女部，共青团省委和各县乡村支部都广泛动员，掀起了节约开支、认购股票的热潮。1934年1月19日，《红色中华》报道《闽浙赣省经济建设》的文章中提到：“银行股票，一九三三年在三个月内，群众节省经济集股的计十几万元，有每家三十股至五十股者（每股一元）；省苏（维埃）出钱集股十万元”，有效地扩充了银行基金。
1934年7月1日，闽浙赣省苏银行还发行了“十万元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决战公债”，被苏区群众超额认购达14万元。
苏区消费合作社也是通过招股等集资金创办的，发展至1933年，共有股金8万3千元，有60多万元现洋在经营。此外，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部分工厂、矿山等都实行股份制。1933年1月5日建立贮粮合作社，群众自愿加入，每50斤稻谷为一元一股，当年就达到20万股，其中在白区筹集了一万股。股份制使持有股份的广大群众既支持了革命战争和苏区经济建设，又能享受到股金利息和年终分红的实际利益。
方志敏说：“解决被敌人严密封锁的经济问题，解决经过八九年战争的财政问题，还解决其他许多重大问题，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特创的新方法去解决的，表现出苏维埃惊人的创造力量！”
[主要画面：方志敏入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革命根据地区域示意图；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领导人活动相关影视资料，赣东北苏区向党中央送黄金的有关历史文献，赣东北红十军建军旧址，苏维埃银行旧址等]
1930年，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设在上海，因无固定财源，主要靠党员交纳党费显然难以为继，于是发出书面指示，要求“各苏区要将筹款帮助中央作为目前战斗任务之一”。
这一年的赣东北苏区，“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形成不久，面积不大，农业等生产尚未恢复，财政收入来源有限。尤其是红十军刚刚成立，需要军费；苏维埃银行刚刚创办，需要基金；苏区各项建设事业刚刚起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方志敏是苏区当家人，自然承受到资金紧缺的压力。但他一接到党中央的指示文件，立即派交通员把价值10万元大洋的黄金送到上海。
赣东北接壤浙江，去上海比较其他苏区距离更近，交通也更方便，1930年送出第一笔黄金之后，党中央或派人来取，或赣东北派人去送，第二年分3次给党中央送去黄金650两，这可是一笔巨大的数目这些黄金都是红军攻打城市筹来的。此时，国民党已连续发动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期间，红十军已很少去攻打城市，苏区财政来源主要靠经济发展，但一时效果还不明显。1932年1月，财政一度发生恐慌，在这种情况下，方志敏一面向党中央报告财政困难，一面仍然提供黄金350两到上海。
从1930年12月开始向党中央送黄金，到1932年1月短短的一年零两个月时间里，累计达到一千余两。这只是已发现的历史文献中有记载的，没有发现的历史文献也许还有记载。当年当任省苏维埃经济部副部长的老同志还回忆，赣东北苏区给党中央不仅是提供黄金，还送去过大批银元，这也没有记载，因此，现在只能说是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也很难精确统计。但有一条，送黄金一千多两肯定不止，当年中共赣东北省委给党中央的报告还说：“我们本想多送点来”，“待困难能相当解除，当陆续送款前来”。直到1933年1月，党中央从上海，迁移到红都瑞金、赣东北苏区送黄金的行动才基本停止。
[画面：苏区群众大会，方志敏等领导会上讲话的影视资料、群众欢呼画面、红军战斗演习、招展的工农大旗、军民联欢画面]
正如方志敏所说，苏维埃的创造力是无限的。红色经济的繁荣，也迎来了一个繁荣的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