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在一次特殊的颁奖仪式上，离休干部刘昌文、许国平接过了“广东省百佳金婚好夫妻”荣誉证书。激动之情洋溢在两位老人的脸庞，岁月年轮刻出的道道皱纹，蕴含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老人的回忆使我们回到60多年前……
■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
巍巍宝塔山，滔滔延河水，战旗猎猎，军号嘹亮。激情燃烧的战斗岁月，令人神往的革命圣地……
1945年8月28日，在千百名干部群众的欢送下，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带领周恩来、王若飞等，在简陋的延安机场登上专机，飞往川渝，与蒋介石进行著名的“重庆谈判”。随行人员中，有一个19岁的女机要员，她叫许国平，坚毅的目光中还带着几分稚嫩。她从小生长在华北解放区，读小学时，日寇频频扫荡，环境恶劣险峻，15岁的许国平告别亲人，参加了革命，到晋察冀抗大二分校学习。后来，抗大二分校迁到延安。师生们从晋察冀根据地出发，行军3个月，跋山涉水，历经艰险，到了延安。抗大毕业后，许国平被分配到中央机要处。由于表现出色，成为了毛主席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
几个月后。一位身着土布军装的年轻人，接受着总参三局首长的命令：“小刘同志，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随周恩来副主席去重庆工作，明天就出发！”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报务员刘昌文就跑步来到枣园，见到了周副主席的秘书童小鹏。小鹏同志三言五语交待了任务，把一个装着电台的手提箱交给了他，嘱咐他随身携带上飞机。他跟随着周副主席到了重庆，来到红岩村13号八路军办事处三楼——电台、机要科。
红岩，位于距重庆西北郊嘉陵江边，因地质结构系红色页岩，地形酷似伸向江边的山嘴，一直被人称为“红岩嘴”。这里绿树成荫，花果满山，原是一处私家农场，外界称“刘家花园”。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成立，选中“刘家花园”，并建起一栋办公住宿的小楼。至此，红岩村被赋予新的历史内涵，成为革命的象征。
红岩村三楼，工作性质是高度保密的，每天的饭菜都是由专人送到三楼的门口。机要人员个个政治可靠、精明强干，每天24小时工作不间断，确保代表团、办事处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系。
对电台、机要人员，周副主席严格要求又关心备至。面对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和不断捣乱，周副主席对他们说：“电台、机要工作是党上传下达的命脉，这样吧，你们机要科在我楼上办公，我在你们楼下办公，我为你们的安全负责！”他还让机要人员将办公室的窗户用红黑两层布遮挡起来，以防国民党特务偷拍。
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许国平、刘昌文终身难忘。南方局和“八办”，就像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志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周副主席特别关心这些埋头苦干的机要人员，从各方面帮助他们成长进步，照顾他们的生活，连找对象、谈恋爱都经常挂在心上，还给大家传授自己的“婚恋观”。同志们也以敬佩和欣赏的心态观察着他和邓大姐，作为自己的楷模。在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日子里，后来担任电台台长的刘昌文和许国平（化名鲁丰）真心相爱了……
在敌占区工作，是极端艰苦、极其危险的，刘昌文和许国平来到红岩村后，听到很多感人的事。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中共驻国统区的首席代表。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国共关系濒临破裂，延安党中央担心南方局同志的安全，连续急电红岩村：“立即撤退！”黑云压城城欲摧。周恩来同志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如离开将意味着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于我方的政治进攻不利，于抗日大局不利。周恩来断然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他说：“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如果被捕，可以告诉他们，自己是共产党员，红岩有一个党支部，问别的一概不知，让他们问支部书记周恩来，问我！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要牺牲我们一块牺牲！”
那时，红岩村的伙食费一个月3块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到同志们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这样的伙食比延安还要差，后来伙食费才增加到5元6角。负责后勤的杨继干同志看到周副主席生活太清苦，每天睡觉太少，早餐给他增加两个鸡蛋。周副主席不同意。杨说：“你不要管，伙食由我安排。”周副主席火了：“你不让我管你，我让你回去当老百姓！”红岩村每月的伙食开支，都由董必武同志核查，有一次，有6角钱报不了帐，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还给中央写了检讨。1985年10月，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村，回忆起这件事，她深深地叹息道：“那时为了6角钱董老都作检讨，现在有人浪费国家资产几百万、几千万都不心疼呀！”
南方局和“八办”工作中最大的难题是国民党不准使用无线电台，发往延安的电报，只准经过“政府电台”发出。抗战8年，只能用小电台与延安联络。为了打破这种限制，周副主席在中共代表团成立时，决定利用美方参加军事三人小组的机会，向美方司令部提出借一部大功率电台使用，以利配合停战、整军，推动国共合作。代表团外事组正式向美方提出了这一理由充分的要求，得到了同意。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终于有了大功率的通讯设备，红色电波把重庆和延安连接得更加紧密。
在两位老人的回忆中，谈到最多的当然是周副主席。还有一位就是童小鹏，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1946年5月初，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也随之迁往，进入梅园新村。童小鹏是代表团的副秘书长，主管内部事务。这里房间有限，办公和生活区都十分紧张。童副秘书长绞尽脑汁想办法，比如采取拼床、搭“碌架床”等。电台和机要科的办公室兼作宿舍，虽然拥挤不堪，大家也毫无怨言。过了多少年后，当年的机要人员回想起一个问题：小鹏同志作为领导，当时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和住房，他是怎么过来的？后来，大家看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哪里有空位，就在哪里，曾搬过五次‘家’。”读到这里，他当年的部下眼睛湿润了……
■转入地下传递红色电波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蒋介石调动20多万大军包围我中原解放区，情况日益紧急。6月24日，周副主席利用午饭后休息时间，让童小鹏同志通知刘昌文和许国平到他的会客室谈话。周副主席神色凝重，对他俩说：“现在的形势非常吃紧，看来蒋介石要大打了，我们必须有所准备。组织决定你们二人迅速转入南京，开展地下工作，筹建秘密电台。”刘、许二人对视了一下，回答道：“服从组织决定！”“坚决完成任务！”周副主席又嘱咐两人，从事地下工作一定要做到隐蔽、安全。然后，他的脸上浮起了微笑，接着说，“组织上还有一个决定，那就是批准你俩结婚，我给你们当证婚人，好吗？”两个年轻人愣住了，随即欣喜地笑出声来，连声回答：“谢谢周副主席！”周副主席握住他俩的手，“二位新人，祝贺你们新婚之喜！”两人羞涩地低下了头。周副主席像是猜出了两人的心思，说道：“本来嘛，结婚了，应当有个仪式，可是，斗争形势太紧张了，组织决定，你们俩今晚就出发，明天就开始电台工作。怎么样，有困难吗？”两个人又是不约而同地回答：“没有！”
就这样，当天晚上，刘昌文和许国平这两个新婚的年轻人，肩负着党的重托，于当天晚上就带着秘密电台，进驻秘密工作点。可以想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他们是怎样开展秘密电台工作的？对这些，而今的两位老人轻描淡写，没有细说，我们只能凭着对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的回忆，去想像、去体味，因为那部电影，正是无数党的地下工作者坚韧不屈英勇奋斗的真实写照……
大约半年以后，组织决定让两人转进上海。党的情报系统负责人刘少文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你们要继续向南进。”不久，组织上通知他们，马上到香港组建秘密电台。
当时的香港仍是敌占区，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仍在时时威胁着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的秘密电台主要任务就是与由周副主席指定童小鹏、罗青长负责的延安专门电台联络。那段时间，正是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的日子，1000多个日日夜夜，在延安和香港之间，电台通讯一直保持安全、畅通。他们的工作，直接受李克农同志的指挥。
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新中国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运筹帷幄之中即将诞生。配合形势发展，香港地区我党组织和情报部门按照党中央指示，干成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共商国是。周副主席指示潘汉年等，认真做好在港民主人士的动员、组织、安全秘密转送到北方的工作。他们精心动员和组织20多批共300多名民主人士，在我干部的护送下，冒着危险从各地秘密赶赴北方解放区，进而汇聚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给了蒋介石集团沉重的打击。
第二件事，是周副主席指示李克农派干部秘密前往香港，策动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俗称‘两航”）员工起义，70多架原属国民党政府的民航飞机先后从香港起飞，回归祖国。刘昌文和许国平所在的秘密电台受命并圆满地完成了大量的通讯联络工作。这两件大事，都是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当时的国民党和港英当局都在拼命地阻挠破坏。电台、机要工作就是香港与北京之间的重要联系枢纽，所有的情况、请示和指示都要通过秘密“咽喉”来传递。“那段时间，工作真是紧张啊！天天加班，一干就是通宵，而且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但大家都特别兴奋，因为是在特殊的战斗岗位上为新中国贡献着力量！刘昌文回忆起这段历史，依然激动不已，“我亲眼看到我的一名同事，劳累过度，一头栽倒在地上，那年他才20多岁呀……”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周恩来亲自签发的《通令嘉奖》。
全国解放了！两位隐蔽战线年轻的“老兵”回到了祖国大陆，继续从事国家安全工作。1959年春天，两个人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在会议安排的周末晚会上，童小鹏同志陪同周总理看望与会同志，特意安排刘昌文、许国平去见周总理。总理亲切地与他俩握手、交谈，并合影留念。一张发黄了的照片，他们珍藏了几十年，寄托着对敬爱的周总理深情永久的怀念……
图为周总理亲切接见刘昌文﹑许国平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