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去年没有爆发非典，卫生与国家安全 这两件事情在许多人眼里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今天，卫生与国家安全不仅是有关系，而且还是有紧密的关系。历史上这方面示例不胜枚举：如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是鼠疫；15世纪麻风病传染使法国军队在对意大利战争中退兵；欧洲人将天花带到南美洲引起土著人大量死亡；拿破仑军队一度曾因流行霍乱与痢疾而削减战斗力。诸多历史发生过的例子，都证明“卫生与健康有关，健康与人有关，人与生产力有关，生产力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
1997年南非总统曼德拉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发言，他并没有讲当地的种族歧视问题，而是讲爱滋病对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危害，已经成为超过种族歧视和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
我国卫生工作发展的历史，早在上世纪50年代提倡“爱国卫生运动”，将“爱国”与“卫生”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最能体现“卫生”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我国人民被帝国主义列强称为“东亚病夫”极大地损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新中国建立起来以后，特别在感情上强调“讲卫生”是一种“爱国”行为，并且把“讲卫生”不仅看作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种政府号召的伟大“运动”。现在我们不再这样提了，因为我国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今天的医疗科学的水平和卫生意识都比过去有了空前的提高。讲卫生不应该只是一种政府号召的“运动”，而是每一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要自觉注意保持的优良习惯”。
去年我国经历了“非典”，没有发现任何“非典”病例的省份也花了许多钱来预防，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各个单位，直接间接花费到“非典”上的钱非常大，真正被医学诊断为“非典”的病例，比起我国其他某些已知的传染病患病人数并不见得多。我国在抗击非典花了如此多的经费，“非典”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对此不了解，当时我们在医学上还不了解它的病理和病因，于是就会对个人和社会心理上造成恐慌，不得不花更多的费用来控制。
后来，我国遇到了“禽流感”。对与“禽流感”也有采取了类似“非典”的做法，也是因为不十分了解病理和对人的传染与否，不得不采取十分严厉的措施加以控制。现在外国医学界也还没有完全证明“禽流感”会传染给人类。但是只要有关这种“鸡瘟”的消息传出来，全国所有地方的人，就都不吃鸡了。去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还专门请养殖企业举办了一个活动，在众多电视摄象机和照相机镜头前，大家带头吃鸡，以实际行动向全国观众表示：“吃鸡没问题”！可见，卫生与中国安全太有关系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是比起许多发达国家来看，距离全面小康社会，特别是全面健康、全社会卫生和全国环境清洁的文明与和谐的社会还有不少距离。
当前，我国人口提前进入了老龄化，加之男女性别比例部分失调，以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些都使我国用于人民健康方面的费用越来越高。我国在《传染病防治法》确定的20多种传染病种类中，除了脊髓灰质炎外，其他甲类（如鼠疫）和乙类及丙类传染病等，在我国都有病例报告。在最近修改的这部法律中，规定得更加详细。韩副委员长说，在他年轻时代在医院做医生的时候，有些性病在医院几乎没有临床病例，只能在医学教科书上看到照片。现在在一些医院里临床也有病例了。血吸虫病在50年代已经几乎消灭了，毛主席曾为庆祝我国南方消灭血吸虫病写下了“纸船明烛照天烧”诗句，现在这种疾病又在许多县市的农村死灰复燃。
此外，我国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出现了越来越多“慢性病”，如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和肥胖症等过去被称为“富贵病”的，也成为威胁人们生命健康的主要疾病。过去这些“慢性病”发生在年龄较高的人群中，但是现在各个年龄人群中都有病例报告发现。过去有些疾病并不被社会所注意到，如精神类疾病，现在由于精神病引起的严重后果，也开始被社会所关注。现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表明，抑郁症和老年痴呆症可以给人们生活和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失和负面影响。还有，吸毒引出的危害健康与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引发的教育问题和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等，都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大家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虽然已经印刷在纸烟的包装盒子上，而且烟草禁止在电视中直接做广告。但是，吸烟和被动吸烟者所患的呼吸类疾病，已不仅是医学界的问题，而且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一项社会利益选择的难题：就是对烟草工业对税收贡献与医治因吸烟产生的疾病的医药费的两者选择。如果有一天，医药费大大超过了烟草税贡献的话，我们的社会将如何选择？外国烟草公司为了避免本国的巨额赔偿的侵权诉讼，将会转移到中国来生产和销售，我国的将来的立法将如何选择？由于各种传染病和“慢性病”正在给我们的不富裕的经济和不发达的社会造成损失，我们应该怎么办？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我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经济还不十分发达，社会还不十分富裕的大国。如何从社会的基础层面作好卫生工作，是一项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大家可以从报纸和电视中看到，我国从最高国家领导人总书记和总理到各级地方政府负责人，在去年抗击“非典”斗争中，以及在防治爱滋病和禁毒专项工作中，都在亲自领导和部署。防治各种传染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保护人民生命，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和全社会普遍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关乎我国经济能否科学发展，我们的政策能否体现‘以人为本’，我们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不仅是医疗行业的工作，也是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都来关心的重要工作。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仅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直接是“人的发展”的伟大事业。在21世纪，没有任何产业，没有任何行业，没有任何事业，没有任何部门的任何任务，可以与直接关呼“人的健康与生命”事业的发展相提并论。今天任何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安全战略，以及人才战略，如果还没有考虑到卫生安全这个大问题，就都是不可持续的，不可长久的，不可能在经济意义上成为可操作的战略。今天国家的安全战略也同样是如此，卫生安全战略，不同于经济、信息、政治、文化和军事安全战略问题，卫生安全战略是更加本质意义上的战略，是人类的生命健康这个终极意义上的大战略。
(作者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