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受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巴忠倓会长的邀请出席“中国国家安全论坛”第四届年会，首先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此次年会的主题是“战略机遇期的把握与利用”，抓住了我国国家安全的时代背景，正是当前发展关键。国家安全是古今中外关心的问题，现代国家安全主要包括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信息安全、军事安全四个方面，其中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属于传统安全范畴，经济安全和信息安全则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网络技术、空间技术等现代技术发展产生的新的安全问题。这四种安全问题相互作用，需要我们高度关注。下面，我就“战略机遇期的风险防范”问题，谈几点意见。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在今天，我们确实感受到中国正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崛起。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党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及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得出的正确结论。什么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机遇期？我想就是指一个国家处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形成的比较有利的发展环境中，处在能为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并对其世界地位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积极影响的特定历史时期。

对一个国家来说，在其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难得的机遇。在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抓住了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大调整的机遇，利用当时亚洲的特殊环境，及时推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了经济奇迹，也提高了国家（地区）在世界上的整体地位。从世界一些国家的经验看，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否处在战略机遇期至少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性：第一是全局性。战略机遇期事关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及其世界历史地位，战略机遇期是世界范围矛盾运动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当今时代的展现，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形成的机会和境遇，因此其影响具有全局性；第二是长远性。战略机遇期是一个长达10年以上乃至数十年的历史时期，数年、数月、数日的机遇也要抓住，但不能起战略性作用。第三具有决定性。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个强国的崛起、民族的振兴，都与抓住某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密切相关。对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抓住并用好战略机遇期，我们就能跻身世界强国行列；抓不住，坐失良机，将为其他国家所乘，我国就有可能会像毛主席所说的存在“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古人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就是这个道理。一念之差会影响上百年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这是既光荣又沉重的历史重任。

从以往的国际经验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起点，目前我国正处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起点上。只要我们抓住这个机遇期不错过,把经济起飞势头持续到2020年以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完全有可能跃上一个新台阶。具体来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保持在7%以上,部分年份达到8%、9%的话，15年后我国GDP总值按2000年可比价格计算，即使考虑汇率的变化，也将会达到4万亿美元以上,仅次于美国、日本，居世界第三位，那时的人均GDP也将达到3000美元以上;人民币将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一种主要货币;许多重要的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更加健全与成熟，整个社会也将更加和谐进步。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我国的实际综合国力还将大大高于上述水平，可以为世界的和平合作、中国的繁荣昌盛做更多的事。

在主持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同志指出：历史一再表明，机遇极为宝贵．稍纵即逝。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住了机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弄潮儿；而丧失了机遇，原本强盛的国家和民族也会不进则退，成为时代发展的落伍者。

胡锦涛同志从历史的视角阐述了抓住“战略机遇期”的重大意义，有很深刻的含义。我们在看待战略机遇期的时候，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今天的战略机遇期既是几代中国人艰苦奋斗争来的，也是世界各种力量角逐较量的结果。对中国的崛起，国际上从来都有欢迎和反对两种态度，既有主张与中国积极合作、实现双赢的力量，也有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反面声音。美国小布什总统上台的时候，美国政府明确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但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结果兵陷伊拉克。再加上我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越来越引人瞩目，美国政府不得不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可以肯定，如果我们处在于美国正面对抗的局面下，就不可能专心致志的发展经济。现在这个战略机遇期的环境就可能受到很大影响。所以说，大的机遇，特别是历史机遇是是主客观条件都必须具备的产物，来之不易，我们必须珍惜。

改革开放20余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的速度递增，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尚有不足，在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困难和风险需要克服和战胜。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还是要“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才能防范于未然。

我们谈战略机遇期，并不是说在战略机遇期中不存在风险，就会自然而然，一帆风顺。机遇不是从天而降的馅饼，那样的幸运在国家发展中从未出现。机遇与风险是对立的统一，大的机遇中也包含着大的风险。机遇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大的战略机遇期也往往是各方面力量争相发展，世界形势剧烈变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我们处理的好，机遇就将带来成功；处理不好，机遇也可能向反面转化。但是，畏缩不前，不敢拼搏，机遇就必然丧失，反而在大动荡、大分化、大重组中被边缘化。

那么，有哪些可能危及全局的战略性风险呢？我认为风险主要来自九个方面：

1、大国关系存在着较大的变数。稳定的大国关系，是战略机遇期最重要的国际环境保障。经过长期的努力，我们已经与世界主要大国间建立了较为良好的关系，奠定了战略机遇期的有利基础。但是，我们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仍然存在较大变数，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甚至与某些国家的关系也存在有恶化的可能。从目前的情况分析，这方面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中美关系被小布什总统称为是“最复杂”的关系。美国政府部门也各有判断。五角大楼2005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中称中国站在“战略十字路口”，与美国关系存在“对手”、“伙伴”、“亦敌亦友”等三种前景。五角大楼对中美关系的判断比较悲观。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从成员到责任：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他提出今后美国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一个已经融入世界的中国在国际体系内承担责任。他认为美国可以接纳中国的崛起，但前提是让现有规则改变中国，而不让中国改变现有规则。尽管美国国务院对中美关系走向的结论要积极一些，但目前的局势仍不明朗。现在美国国内对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纺织品配额、汇率调整等问题的争论很多。从中海油收购“尤尼克”公司事件的情况看，中美关系的矛盾有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扩散的迹象。特别是马上要到美国的选举年了，中国问题又可能成为选举中的热点议题。中美关系近年发展比较平稳，但是分歧点也不少，关系时好时坏，一段时间宽松些，一段时间紧张些，经常要有各种准备。第二是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近年来，中日关系变得很紧张。小泉坚持参拜的错误立场，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大做文章。现在日本政府基本被右翼分子所控制，日本青年对历史了解不多，加上长期经济低迷，迫切希望改变现状，扩张活动空间，因此，日本政治有向右转的趋势。中日关系在短期内可能会麻烦不断。

2、执政能力面临严峻的考验。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200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五项任务。我们要在落实决定中就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等诸多方面不断探索，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反腐败问题也还需要加大力度治理，这些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威胁到我们执政基础的稳定。

3、社会差距扩大。目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严重，基尼系数超过0.4，已经达到世界公认的警戒线，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反差，有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大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入发达地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2%；第二层次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上中等收入地区，如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8%；第三层次是中下等收入地区，如河北、东北、华中中部地区等，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6%；第四层次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低收入地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0%，目前区域之间的差距还在继续拉大；农村、农民、农业的三农问题还远未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又突出起来，被有的学者称为“四农”问题。这些问题的本质是社会结构的重组，多层次分化造成了利益冲突，摩擦增加，影响社会的和谐。

4、转变增长模式困难较大。我国现在的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外贸拉动，内需不旺。生产的特点是高耗能、高耗资源、高污染，难以保持可持续发展。我国对国际市场过于依赖，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0%以上，世界经济一有风吹草动，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就会受到强烈冲击；而目前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据商务部统计，今年上半年在507种主要工业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17.0%，而供过于求的商品已占到83.0%；我国在2003～2007年的投资累计额可能高达35万亿元，相当于从1985年的“七五计划”至2002年的总和，所以到2007年，可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集中释放。中国工业消费品的供求将逐步呈现出全面生产过剩情况。

5、资源短期正在构成对发展与安全的瓶颈。我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又处在主要以加工业为主向重化工发展的时期，资源需求强烈。据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矿产资源与中国经济发展》报告指出，除煤炭外，我国主要矿产资源都已告急。油气资源现有储量不足10年的消费，最终储量勉强可维持30年消费。到2020年，中国将进口石油5亿吨，天然气100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分别为70%和50%。未来20年里，铁矿石缺口30亿吨，铜矿石缺口5000万吨，铝矿石缺口1亿吨。他们的结论是，未来20－30年，中国现有资源将不可持续。当然有一系列对策可以缓解或解决这些问题，例如，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发展替代能源等，但这些措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投入。

6、祖国统一任重道远。自泛蓝政党相继访问大陆，台独势力受到一定的遏制。两岸现在只是维持现状，离和平统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希望肢解中国，日本一些人和李登辉之流就提出“七块论”，他们认为只有分裂的中国对世界才是安全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原教旨主义是影响世界稳定的主要因素，这方面的斗争还将长期存在。

7、金融领域蕴藏着较大风险。现在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大，汇率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上世纪80年代，日元在美国的压力下大幅升值，导致日本经济的10年停滞。我国金融机构的呆坏帐比例较高，离开安全线3%的标准很远，一直被国际金融界视为存在着高风险。在近三年的贷款增量中，非国有部分占了42%，大约为2.7万亿元，是目前中国银行业核心资本的两倍以上，如果大批非国有企业因投资项目失败而倒闭，国有银行就会产生大量坏账，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就会显著下降，就可能引发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如果美元泡沫崩溃，美元泡沫就会导致人民币泡沫，中国的通货膨胀就会难以抑制，国际金融与货币风暴就会对中国经济的稳定产生强烈冲击，这是我们现在就必须高度警惕，防患于未然。

8、中华文化和基本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在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央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列为四位一体的目标，意义深远。美国的一些战略研究学者认为，世界今后发生危及全球的战争主要就是源于文化冲突。世界五大古文明中从未中断的只有中华文明，可见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力量。但在现代媒体利用网络、卫星等工具铺天盖地的压制下，中华文化和基本价值观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特别对年轻一代，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否则难以抵御被约瑟夫·奈等人所宣称的西方“软实力”的攻击。

9、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从SARS开始，我们已经知道了非传统威胁的严重性和破坏力。它的出现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威胁，也考验着各级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现在全世界正在防止禽流感的传播，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认为，它可能危及过亿人的生命。也许这有些夸大其词。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类非传统威胁，正像恐怖主义威胁那样，更加频繁的危及我们的安全。还有利用基因技术制造生物武器，专门针对某种族进行侵害；制造计算机超级病毒，进行无线植入，利用卫星植入等许多应用新技术的破坏活动，也都可能危及发展。我们要像抗击非典那样，重视各类非传统威胁，充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粉碎各种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不使其威胁危及战略机遇期的延续。

上述我所谈到的九个方面的问题，只是现在所能看到一些风险。由于战略机遇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有许多问题与风险要随实践的展开才能显现出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对战略机遇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务必保持高度的警觉，预作防范。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危及战略机遇期的诸多风险都是战略性风险。要防范和应对战略风险，我们需要有战略思维。所谓战略思维，就是善于着眼全局和长远来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加强学习，努力培养自己的世界眼光，正确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增强分析复杂形势的战略思维能力。”只有培养起我们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能力，才能化解和处理好战略机遇期的各种风险。

我感到，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关键在于形成并坚持四种意识。

一是国家利益意识。国家利益是最高的原则。邓小平同志说过，“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有了国家利益的意识，就能坚持国家利益的原则，才能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主动，游刃有余，进退有据。

二是国情意识。讲国情就是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是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也是个发展中的穷国。大国加穷国，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在一个穷国中能否保持社会稳定，关键在于协调发展。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设想，就是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善于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努力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不断前进。这样做，化风险于无形，消除了最大的内忧隐患。作为大国，中国在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上都有一定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我们应该把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一方面要认识自身的局限，不能忘乎所以；另一方面也要树立大国意识，勇于承担地区事务的责任。比如在处理朝鲜核危机问题上，中国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但缓解了危机，同时建立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框架。这有利于降低我国周边地区的安全风险。

三是科学意识。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过去20多年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失调、失衡问题基础上提出的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从思想上解决了发展模式的问题，大大降低盲目发展所造成的风险。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核是科学意识，有科学精神、相信科学，才能提出并执行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在谈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时强调，我们要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就必须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我国目前许多产业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我们生产一件衬衫中国只能拿１０%的加工费，３０%的利润是品牌所有者的，另外４０%的利润给零售商批发商拿去了。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局面，关键是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从历史上看，新技术革命与国家发展的机遇期紧密相连。第一次科技革命从英国发端，英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从美国发端，美国成为20世纪最为强大的国家，由于亚洲“四小龙”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传递，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迅速地提高了综合实力。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目前以信息技术为前导并由此带动的能源革命、微型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等新的科技革命已初露端倪，必将在不远的未来形成新科技革命浪潮。科技革命必然带来产业革命，而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一次全球范围内各国综合实力的重新整合。这就为我国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缩短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良好的机遇。我们可以通过科技创新，突破发展中的资源、能源等瓶颈，缓解矛盾，为我国的超越式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四是全球意识。随着我国全方位开放日益发展．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下，我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内经济和周际经济的互动明显增强。在这种情势下，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如面对资源紧张的困局，我们可以利用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成立海外资源收购公司，到海外去收购油田、矿山甚至农地等资源，从源头获得这些资源，再将收购到资源以股份形式向国内企业转让。此外，由于中国已在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上占有10%左右的份额，在国际金属矿产品市场上占有20%左右的份额，应当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把中国的期货市场做大做强，形成对国际期货市场足够的控制与影响力。总之，要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进一步树立全球战略意识，扬长补短，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在今天的形势下，中国不能关起门搞建设，也不能关起门来求安全，必须具备全球战略眼光，搞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做到以发展保安全，以安全促发展，才能趋利避害，化解风险。

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是历史性的宏伟目标。只要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有力地防范与控制战略风险，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作者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