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论坛主旨发言: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确保经济安全
(2010年12月4日)
2014-09-17 15:01:50 作者:成思危 来源: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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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是研究经济工作的,所以我今天的发言也只能是围绕经济安全来谈一些个人意见。
关于经济安全的定义,我认为经济安全有狭义和广义的两方面定义,所谓狭义经济安全就是如何能够防御各种外部的冲击对我国经济不利的影响。广义的经济安全,是如何增强我们自己的经济实力,做到抗御各种不利影响甚至能够主动出击来遏制这些不利影响。所以狭义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防御性问题,广义的经济安全还带有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样一种军事概念。
从当前形势来看,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趋向,在未来比较明显。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的特点是以金融为核心以知识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先导,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特点,在经济全球化情况下的经济安全问题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也就是刚刚巴司令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依存关系特别密切。我记得朱镕基同志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说,以前毛主席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他说现在经济全球化情况下,敌人烂下去了我们也不一定好起来,他说美国经济不好我们出口就受影响外汇就减少了,所以相互依存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退下来以后差不多一半时间在国内外演讲参加各种会议,我也感到现在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是相当密切,如果说一国经济有变化,对另一国也有影响。比如澳大利亚,我们现在是澳大利亚最大出口国、最大贸易伙伴,我在澳大利亚讲我们的需求一减少你们的经济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而你们铁矿石如果提高50美元一吨的话,那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要拿出一美元来,所以依存关系特别密切。
在这种情况下带来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和一般的军事斗争不一样,军事斗争是得消灭,经济上是既有竞争但是也有合作,因为互相的利益有依存关系。但是我认为经济安全有两个跟军事共同的地方,第一是只有你自己有强大的实力你才有主动的地位,一般讲弱国无外交,经济上也是这样,你没有一定的实力很难谈安全问题。我记得十年前我在国外开会听到中国崩溃论,说中国经济发展是虚假的,早晚要崩溃,还有人写了本书说中国2005年要崩溃,现在都2010年了,我们还是好好的。所以那时候人们怀疑不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五年以前我们听到中国威胁论,这对我们是一种诬蔑,但从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实力引起他们的注意了,认为是对他的威胁,这说明我们的实力已经引起别人的注意。近两年我们又听到“中国责任”论,说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中国是个世界大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所以我在一些国际会议上讲,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总量现在虽然是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人均GDP还在世界100名以下。总体来说,实力还是重要的,你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人家不可能重视你。现在可以说在世界上大家都承认没有中国的参与,世界的各种重大问题都是难以解决。这一点是靠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断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现在得到这样一个实力地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我们中国的特殊作用。再一个就是在经济安全上同样要讲究战略战术,同样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认真掌握详细的信息情报来制订我们的战略战术,而不能够靠盲目的决策或者靠主观的愿望来处理问题。
以上是我对经济安全的一些观点,从经济安全的内容来看是很多的,包括金融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粮食安全等等各个方面,今天重点讲金融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
如果我们把经济比成一个人的话,金融就是人的血液,能源就是经济的粮食,这两个东西非常重要。在现代经济中,大家都知道金融是核心,没有金融的运作所有企业都无法生存,因为它需要钱来买原料、雇工人、进设备,生产出产品以后要销售换回资金来维持生产,资金的循环首先从货币形式通过交换变成实物形式,然后通过生产到产品,产品通过流通变成商品,商品通过交换再变成货币形式,所以金融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起着相当于血液的作用。
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受到的冲击相对比较小,所以有些人就认为好在我们是比较封闭,我个人不是这样看,我说这次是不幸中的万幸,实际上也是由于我们的金融不够发达,所以金融受到的冲击小。为什么?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投资银行,没有金融衍生品,没有信用评级机构,所以我们的有毒资产相对比较少。由于金融和国际的联系不够密切,所以造成的影响比较小。但是反过来我们要想一想,受到冲击比较小是万幸,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金融在金融危机以前受到的损失没有人思考。我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位,但是金融危机以前的世界格局是什么?我认为有四类国家,第一类国家是靠原料;第二类是依靠制造业;第三类是依靠金融;第四类依靠知识。我们看到金融危机之前的世界格局是什么?我们出口的是原料、制成品,依靠原料的国家主要是中东石油国家,他们出口的都是石油,我们出口的是各种制成品。我们换回来的是一些金融产品,我们积累了很多外汇,可外汇买的主要是美国的债券,现在2.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买美国债券是8000多亿。买美国债券的意思就是把钱借给美国人用,美国资本家拿我们的钱去赚钱,然后给我们一点债券利息,所以可以说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甚至爆发以后,我们的钱主要是借给外国人用,外国人拿我们的钱来赚钱,由于他负债非常高,他的高杠杆率、高负债导致债务危机发展成流动危机、信用危机,之后就是金融危机。什么是杠杆率,简单说就是一块钱的本钱能做多少钱的生意?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伦敦有一个商人A委托一个中间人B向在曼彻斯特的生产商C订购了一批产品,把这批产品准备卖给在印度的商人D,ABCD四个人,假定价格是100万,期限一年的话,A和B签合同,B和C签合同、C和D签了合同以后都可以相银行贷款,本来100万的生意可以从银行贷出400万,如果一切正常,半年以后大家都没有问题,假如当中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信用体系就会受到影响。现在的杠杆率比马克思说的高多了,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是8—12,投资银行的杠杆率是25—40,”两房“到了62.5,杠杆率高从一个方面说明他的金融效率高,可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金融风险大。我们以杠杆率40为例,有两万五的本钱可以做一百万的生意,九十七万五都是借来的,如果回报率高于利率一个百分点你就赚钱,如果低于利率一个百分点你就赔本。
这次西方金融危机就是虚拟资本过度膨胀,过度借债造成的,但他借的是我们的钱,我们自己干吗不投资?我们也鼓励我们的企业对外投资,但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要有熟悉国际环境的人才,我们不是没有试过,但是遇到了很多问题。在期货问题上我们就吃过大亏,我们在期货问题上没有经验而被人耍,这些损失都不是一点损失,光株洲冶炼厂亏损就是20亿美元,所以朱镕基有一次说“别跟我提期货,一提起来我就心有余悸”,就是因为当时损失太大了。我们买石油,石油期货中心在新加坡,我们的船快到的时候涨价了,等走了以后跌下来了,所以现在在国外市场上中国人买什么什么涨价,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交易的话语权。对外投资也有对外投资的困难,现在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还是受到比较大的阻力,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国有企业收购了我的企业就是共产党进入了我们国家,所以特别敏感,这种情况也慢慢在改变,但是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并不是没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缺乏对外投资的人才,我们曾经有一些贸易公司在国外有贸易代表,但是有的人在国外关系熟了以后、建立了业务就跳槽了,自己在国外开公司了。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人走出去就回不来了,所以搞对外投资,你没有信得过的人也不敢让他去投资。
所以在金融问题上我们现在还应该承认,我们现在金融的国际竞争力还是低的,尽管由于竞争力低,这次我们金融系统受的风险小,但是长期不提高我们的金融竞争力,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总是处于被动。所以金融问题上我们要不断培养更多金融人才,稳步推进金融创新。在推进金融创新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有了新的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就要相应跟上,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金融创新发展的很快,金融监管没有跟上,美国的金融监管对证券、银行业相对比较严,但是对金融衍生品基本放弃监管,所以这才造成了问题。再一个,由于美国政府出于政治原因搞次贷,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都是主张增加人们住房自有率,主要是黑人和拉美裔人收入比较低,所以当时美国政府提出政策是让这些人都能够买得起房,有的美国议员就鼓吹所有拉美阶层都买得起房,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就命令‘两房’把他的住房贷款52%贷给收入在中位数以下家庭,这个就叫次贷,把钱多给了没有足够还款能力的人,最后产生了次贷危机
总体来说,金融创新还是要推进,但是要稳步推进,要跟金融监管同步掌握。另外我们要认真学习国外在金融发展过程里头的经验教训,避免走他们的弯路。要掌握金融话语权。金融话语权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市场的话语权,一个是评级话语权。市场话语权,因为我们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外贸国,2009年2.3万亿外贸,最大的买家、最大的卖家,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没有充分掌握话语权,所以我们现在上海、郑州、大连三个期货交易所要逐步掌握我们自己的话语权,要在定价权上有我们中国的一个声音,而且是主导声音。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传统的定价权都是在伦敦、纽约,我们要掌握就必须下比较大的力量,毕竟是我们的交易量在逐步增大,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要通过相当大的努力。我们现在提出要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意思就是要掌握重要的金融话语权。掌握评级话语权,现在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掌握着话语权,他们评国家债券什么级别,投资者会根据他们的评级进行投资。这种情况下,由于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对我们是很不利的,一般对我们评级都是偏低的,一方面他们可能有偏见,对我们的评级不够公正。另外评级要收集很多资料,我们有很多经济情报不给他们也不行,企业要在国外上市,他要评级不给他们材料也不行,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一直呼吁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本来我们有五个信用评级公司,四个已经被外资合并了,现在只剩一个“大公国际”了,我们自己的评级机构要想有话语权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训练和培养,否认别人不信任你。所以在金融安全方面我们关键是要提高自己金融竞争力,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要增大我们的话语权,要建立我们自己的评级机构。随着我们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是逐步可以做到的,实力决定着话语权。 
能源是经济的粮食,我们国家能源形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能源需求超过能源生产;根据前两年数据,能源需求增长是7.8%,而能源生产增长是7%,所以我们的需求超过供应,就说明我们是一个能源净进口国。第二个特点,我们国家能源以化石能源为主,化石能源就是煤炭、石油、天然气,要占到能源消费量的90%,其中煤炭是70%、石油、天然气20%。根据这两个特点就会产生两个大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从全世界来看,化石能源的量总是有用完的一天,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估计,石油、天然气、煤炭将分别在30年、60年、120年达到峰值,就是说石油生产量30年以后下降,天然气60年以后下降,煤炭120年以后下降,一方面需求增长一方面生产下降,矛盾就非常尖锐了。所以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我说第四次产业革命将会是新能源引领的能源革命,大家知道前三次产业革命分别是蒸汽机、电力和电脑信息技术,第四次产业革命将会是能源革命。因为没有能源的突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依靠化石能源这种情况在将来不但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很大的挑战。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早日寻找替代方案,同时也要更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能源利用效率,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消耗。
要寻找替代物,现在来看就是所谓新能源,狭义的新能源就是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等等,广义的新能源包括水能、核能甚至包括清洁燃料。我国在新能源发展方面确实在近几年下了很大力量,可以说我们现在正在制订一个雄心勃勃的新能源发展计划。我们的风能现在装机2000万千瓦,2020年达到1—1.2亿千瓦,太阳能现在550万千瓦,2020年到3000万千瓦,这还要得到全国人大批准,这个计划总投资5万亿人民币,说明我们非常重视新能源的发展。发展新能源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也是当前国际斗争中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大家知道二氧化碳的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它的影响不仅仅是疾病流行、突发气侯事件增多、农产品减产,更大威胁是海平面上升。印尼朋友告诉我,他们有17000多个岛屿,假如海平面上升一米,有两千多个岛屿就会消失,马尔代夫国土面积离海平面只有1.2米,一旦海平面上升1米他们国家就危险很大。我们说全球气侯变化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最近各国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但是围绕这个问题,也充满着斗争,因为《京都议定书》里规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条原则发达国家老想抵赖,就想去掉这条原则,特别是对中国,要我们承担和发达国家同样的义务。因为《京都议定书》里定的发达国家有硬性减排指标,而发展中国家没有,现在他们老盯着中国,理由是中国现在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2008年整个是264亿吨,中国大概排了60亿吨,给我们施加了很大压力,我在国际会议上跟他们争论。我说从历史上看中国排放二氧化碳只占9%,主要是发达国家排放的。你不能只算今年一年排放的。我们的人均排放量只是美国的1/4,你讲人权的话,每个人有相同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你怎么能指责我们呢,美国得先把人均排放量降下来。另外,中国现在是制造业大国,很多跨国公司都把生产装置放到中国来,把生产装置排放的二氧化碳算到中国帐上,出口产品你们得到好名声,我们得到责备,这公平吗。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GDP还在世界100名以后,所以如果要谈公平的话,中国人均GDP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时候才能把我们当发达国家对待。
我们现在是能源净进口国,特别是石油,我们现在的石油需求量4亿吨,自己生产只有1.9亿吨,差不多有两亿多吨需要进口,这就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石油价格的飙升,石油需求量的变化全世界并不大,每天大概是8千万桶—9千万桶,但是,石油价格的变化是正负200%,需求量变化正负10%,价格变化通过金融市场期货炒作正负200%。这种情况下,如果每桶石油涨10美元,我们现在进口2亿吨就是14亿桶,相当于中国每人要拿10美元,这对我们影响是多大?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外汇,他们涨10美元我们就要付出140亿美元。现在我们进口的石油运输80%以上通过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石油的供应线就要受到威胁。现在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卡口,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等等都是卡口,一旦卡住就要出问题,我在人大当副委员长的时候,泰国有朋友说想开一条运河绕过马六甲海峡,因为他们也感到了威胁,但是开这么一条运河代价太大,现在也没弄成,但是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是大力发展新能源,更重要的是要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即使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力量发展新能源,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可以从现在的9%提高到15%,但是85%还是要靠化石能源,所以怎么样提高能效,节能减排更重要,因为现有的生产装置主要还是依靠化石能源。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拿发电来说,现在一度电全国平均啊350克标准煤,但是最先进企业可以做到287克标准煤,如果我们通过努力,全国平均水平降到300克标准煤,这将是多大的节约。我们国家不提低碳经济而提绿色经济的道理就在于我们现在还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讲降低碳排放的绝对量,我们只能承诺降低碳的排放强度,就是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我们承诺到2020年,我们和2005年相比降低40—45%。但是由于我们GDP增加不只一倍,我们二氧化碳排放绝对量是上升的。到2020年,如果控制得好将会是9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比现在60亿吨增加50%,那时候全世界排放量大概是330亿吨,我们占到将近1/3,所以我们只能承诺降低碳排放强度。我们提倡绿色经济,绿色经济的概念比低碳经济的概念更广,绿色经济包括低碳经济也包括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
产业安全问题也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产业安全遇到最大问题就是并购,可以说外资并购我们,每一桩案子国内总是有些不同声音,这也是正常的。实际上,现在的并购是第五次世界并购潮,并购本身是一种商业活动,现在全世界主要商品生产能力已经饱和了,更重要是通过并购提高现有企业附加价值和效益,降低成本,所以并购潮就是这个道理。既然我们要并购人家,人家也要并购我们。我们不可能拒绝并购,在并购过程中要注意安全问题的具体分析,看这个产业究竟是战略性产业还是非战略性产业,非战略性产业没有必要不允许并购,重要的产业要设限,银行设限25%,单个外资不超过20%,设限是必要的。对于并购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麻木不仁,也不要草木皆兵。
总体来说,保障经济安全最重要的还是要增强我们自己的实力,怎么增强?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过去两年里由于出现了金融危机,也出现一些质疑改革开放的声音,胡锦涛主席说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成绩和进步不容抹杀,停顿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今天的题目也是这样,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确保经济安全。
(作者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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