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时年88岁的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视察，并且发表了《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这就是著名的“南方谈话”。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今天，重读这篇马克思主义文献，更加感受到邓小平同志对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对改革开放的精确把握，更加感受到“南方谈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作用，更加坚定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1969年10月26日，林彪“一号命令”后，邓小平同志突然被从京城遣送到江西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至1973年2月，他在此居住了3年4个月。

拖拉机修造厂离小平同志住处大约1公里，走大路要绕一个大圈子，步行约40分钟，中间还要经过一个长途汽车站。小平同志每天早饭后就和夫人卓琳去工厂劳动。不久，工人们就发现，这个全国“第二号走资派”是一位令人敬佩的长者，也早就把“不许与邓小平接触、说话”的禁令抛到九霄云外了。工人们感到小平同志上班的路线既费时又不安全，他们立即动手，在土墙上开了一个小门，沿着荒坡和田埂，修出一条小路。走这条小路，只用20来分钟。此后，每日清晨，都能准时看到小平夫妇通过这条小道去工厂。

在“邓小平小道”上，小平同志边走边思考。工厂生产状况，工人生活水平，每天工作所见所闻，都引起他思考。在江西三年中，经批准，得到三次外出机会，使他从“邓小平小道”走出去，用眼睛亲自去看，用耳朵亲自去听。“邓小平小道”上的思考，为他积蓄了充足的精神，使他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小道”是小平同志思想发展的历史见证。

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江泽民同志深情地讲道：当邓小平同志“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对人民无限坚贞，对我们事业的未来抱乐观主义。他总是由此更加深刻地思索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发愤要有新的更大作为……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起落，更引起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从而使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毅然决然地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1971年春节，在陕西汉中劳动锻炼的邓小平之女邓楠回江西家中过年，她告诉父亲：那里老百姓真穷啊！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八九分钱，有的一家人只有一条棉裤、一床棉被，连每年发的布票都卖了，换点钱来买点盐和生活必需品。平时吃糠咽菜不算什么，春天一到就没粮了。对这些听到的，还有在农村、工厂、学校亲自看到的令人揪心的贫困情况，小平同志不能不思考：贫穷是不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叫社会主义？

其实，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实践的发展要求人们深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简单地从公有化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逐渐形成“一大二公”的思想。在随后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安徽等地的农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这种“包产到户”究竟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基层到高层展开了广泛的争论。小平同志在1962年7月7日讲话中，明确他的看法：“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实际上是他在阐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1973年3月，小平同志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1975年，他又全面主持中央工作。他后来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1974年、1975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

粉碎“四人帮”后，为澄清人们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应该充分发挥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87年10月13日，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指出：“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从对“贫穷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思考，到全面、深刻、精辟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凝聚了一位当代伟人的睿智而又深邃的思考。

 

1982年9月1日，面对党的十二大代表，面对当时全国3900万党员，面向全国人民，面向全世界，面向历史，小平同志说出了一位伟人所要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77年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考虑得最多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1978年12月13日，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他又说：过去搞民主革命，适合中国情况，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搞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和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也要走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1984年10月26日，他在向来访的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介绍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1985年8月21日，他在会见坦桑尼亚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说：“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行进在这条道路上，小平同志是开拓者和领路人。开拓，要有纲领；领路，要有蓝图。他运筹帷幄、高瞻远瞩制定了“三步走”战略纲领。行进在这条道路上，小平同志是伟大的实践者和创造者。伟大的实践，孕育伟大的理论；伟大的创造，诞生伟大的思想。小平同志在开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也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创造出来的崭新局面和辉煌成就，已经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写下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结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奔向美好未来的一条必由之路、希望之路、复兴之路、成功之路。

 

1978年12月一个冬夜，安徽凤阳小岗村，21个农民一起立下了一份生死文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这一“离经叛道”的行为如石破天惊，成为引发中国改革的先声。

十年浩劫之后，党和国家处于十字路口。小平同志极其清醒地认识到，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打破对本本教条的迷信和崇拜，突破体制和观念的重围，排除“自由化”的干扰，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它是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新的历史过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探索和新发展，开辟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即便在今天，评价改革开放，还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的那些经典话语：

——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到地方调研，就选择了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一路上突出强调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此后在诸多场合，围绕深化改革开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吹响了改革开放新的进军号，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作者系国防大学副校长、中将)

 

毕京京参加有关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