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邓小平，人们都无法忘记伟人南巡的故事，因为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巡讲话在神州大地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影响，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而这次南巡，武昌是他视察的第一站。

2014年仲夏，为纪念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本刊记者采访时任湖北省省长郭树言同志，请他为我们讲述了那次邓小平同志南巡的经历。

伟人的短暂停留

1992年1月17日，一专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并带动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专列的主人是邓小平。他此次南行，目的地是深圳，沿途没向地方政府打招呼。轻车简从，不事张扬，是邓小平外出视察的一条铁定的原则。就是身为“封疆大吏”的郭树言也是提前几个小时才知道消息的。那是1992年1月18日上午，中共湖北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的保密通知：邓小平同志拟于今日乘坐火车到南方检查工作，1月18日下午4点左右专列将到达武昌火车站。

接到通知后，湖北省委立即决定，由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到车站迎接。省公安厅执行一级警卫，相关部门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他们来到火车站，在贵宾室里焦急地等待着。下午4点10分，一声汽笛长鸣，邓小平乘坐的专列缓缓驶进武昌火车站。4点11分，在武昌火车站1号站台上 ，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中，邓小平走下车来，他头戴铝灰色鸭舌帽，身穿深灰色呢大衣，围着一条白色围巾，步伐走得是那样的坚定、有力。这是邓小平南巡的第一站，也是78岁的邓小平最后一次来到湖北。

邓小平同志走下火车，一边与大家握手，一边告诉大家：他只在车站作短暂的停留，连休息室也不必进了。腊月的湖北天气阴冷，但小平同志就这样在月台上慢慢踱步。邓小平散步时有个特点，喜欢把左手插入裤子口袋，右手作前后摆动，这是右耳多年失聪留下的一个习惯，听事的左耳让它安静，不听事的右耳让它喧闹。

邓小平同志一边走一边听着湖北省领导的汇报，时而发表自己的看法。武昌火车站的站台只有短短的500米，他们走走停停，边走边谈，就这样来回走了四趟，一共停下来六次。邓小平边踱步，边讲，像是对着有关人员讲讲，又像是自言自语，显然内容不是针对湖北省领导的汇报话题而讲的。

邓小平同志就这么简单，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和你拉家常，有什么就谈什么事，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谈完就完。他问你，你抓紧说，他拍了板，你不要再多罗嗦一句。事隔多年，今年已经79岁的郭树言对他22年前在站台上与邓小平同志的那一次交谈仍然记忆犹新。

语言高度浓缩的精彩谈话

郭树言回忆，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主要讲了四个观点让他印象深刻。一是坚持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二是改革开放这条路走对了，要继续走下去。三是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四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少搞形式主义。

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太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邓小平停顿了一下，深切地说：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邓小平进而提出了南巡讲话的核心思想，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办事情正确与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反对形式主义，“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些著名论断，回答了全党全国人民正在思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这一讲话闪烁着深邃的思想光芒，像一股强劲的东风，激荡起整个神州大地的改革春潮。

伟人的脚步在这里作了短暂的停留，而他在这站台上说过的话语，却作为南巡途中精彩的开场白而永留青史。

29分钟过去了，邓小平同志缓缓转过身来，与湖北省的负责人握手告别，走上专列。下午4点40分，火车开动，向南方驶去。

话是邓小平在空旷的月台上，对湖北省几个要员讲的，但声音很快在高层传开了。关广富、郭树言和钱运录迅速将谈话内容整理后，迅速传到了北京，同时又传给深圳“邓办”的同志。

四天以后，北京就有了反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建议》要求：大力压缩和改革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严格控制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表彰颁奖仪式；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下基层的活动，可经审定进行报道外，中央领导出席部会议和活动，一般不作报道，不要把领导同志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三峡工程建设的见证人

在郭树言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了担任三年的湖北省长，他一直都是“京官”，在中央工作。早年郭树言留学苏联乌拉尔基工学院，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属于技术型提拔上来的干部。1990年3月调任湖北省省长。

1993年，三峡工程准备动工之初，国务院就成立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三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朱镕基和温家宝亲自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郭树言从1993年三峡建委建立以来就一直担任三峡建委的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他既是领导者又是见证人。这一干就是11年，直到2003年11月退休。

三峡工程是邓小平同志拍板促成的。1981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听取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时果断表态：“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1986年3月，邓小平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表示：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

郭树言与三峡工程结缘于他担任湖北省长期间。他回忆说：“1990—1993年，我在湖北期间，一到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防汛。那三年间，一年水大，一年内涝，汛期我差不多40多天回不了省城，从荆州到洪湖，做动员，抓落实，搞慰问，有时到晚上还要和老乡们一起巡查堤防，就怕漏掉一个鼠洞。鼠洞虽小，一旦形成管涌，后果可不堪设想。因为三峡工程的首要效益是防洪，所以那时候想着盼着它早点开工，好让荆江地区的老百姓不再头顶‘一盆水’过日子。”而对于三峡的修建的意义他指出，“三峡工程的效益，首要是防洪，不能让长江中下游的老百姓再头顶‘一盆水’过日子。”在三峡工程建成后，其巨大库容所提供的调蓄能力将能使下游荆江地区抵御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也有助于洞庭湖的治理和荆江堤防的全面修补，三峡工程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减灾、防灾、造福于民工程。长江中下游的老百姓终于可以过上安心日子了。

目前社会上对三峡工程利弊有许多看法，回顾三峡工程基本建设经验，郭树言在工程建设10年时曾概括为六点。一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三峡工程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建立了很好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二是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管理工程建设，控制投资风险，改变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四是坚持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建设一流工程，显著提高了我国水电建设和重大装备行业的技术水平。五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通过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努力促进库区经济发展，确保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三峡工程移民坚持了开发性移民的路子。“保证移民的生产、生活达到或超过原有水平，这是国家对三峡移民的承诺，我们必须努力实现”。六是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三峡工程建设成为生态工程，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还长江两岸青山绿水。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同志同湖北省同志谈话后，乘车南下（右二为郭树言）

1992年1月18日下午4时，邓小平同志在站台上往返多趟，边散步边发表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