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我由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调到上海警备区任司令员。在我任职期间，邓小平同志每年春节前后都到上海的西郊宾馆住一段时间，他只要一到，杨尚昆同志（时任国家主席）则经常陪同。当时，我考虑“小平同志愿意在上海过冬天：一是上海气候比较温和，冬天也可以在外面散步，有益身体健康；二是上海医疗条件不逊于北京；三是社会治安形势比较稳定，很少发生动乱和各类事故。”

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判断过于表面化了。实际上小平同志去上海，是带有战略任务的。他每次到上海休养，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政委（代表三军驻沪部队）迎接小平同志一行到来，他都会说：“我是来休息的，希望不要打扰你们的工作，有事情我会找你们的，平时就不要来了。”

后来我的体会是：小平同志名为休息，实际上他每时每刻都在关心国家大事。从下面的事实得到了印证：一是上海浦东开发，是小平同志先提出来的。他当时说：“浦东开发晚了若干年。”并让上海市委、市政府向党中央打报告，邀请中央派人来考察。后来，国务院来人考察后，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建议。从此，上海就开展了蓬蓬勃勃的改革开放，浦东开发不仅使上海的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也带动了长江三角洲的改革开放，也影响了全国；二是经过长期的考察，发现了江泽民同志。“八九动乱”时江泽民同志临危受命，进京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一举措，是带有战略性的，后来事实证明，小平同志选择江泽民同志担任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完全正确的，他从党的十四大开始，连任两届，前后10年，不仅使我国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而且在他的领导下，全国政治稳定，稳稳地把握着我国的战略机遇期；三是决定武警的领导体制。我是1992年12月份由上海到北京任武警司令员的，到京后于永波同志（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和我谈话，其中提到我到职后，要理顺武警的领导体制。我是12月下旬离沪到京的，因走的匆忙，只身到总政报到，随身换洗衣服都未带。因此，我请假回沪过春节并带些日用品。这时，小平同志仍在上海西郊宾馆休养，经联系后我去西郊宾馆看望王瑞林同志，他问我：武警部队的领导体制改了没有？他说：“武警部队的体制实行双重领导，但必须以中央军委为主。”我当时就想，这肯定是小平同志的意思，因为军队诸多领导如此口径一致地关心武警部队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小平同志的决心。返京后，我就同张树田（时任武警部队政委）以及总参、总政的相关同志一起研究制定方案。后来遇到了困难，江泽民同志把我找去了解情况。因为武警部队是我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按照我军党管武装的传统和《兵役法》的规定，指挥权只能牢牢地掌握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中。这也体现了王瑞林同志“双重领导，以中央军委为主”的精神。武警部队领导体制的改变，也得到了江泽民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关心。有一次我向他汇报进程时，他明确地对我说：“你们回去后，继续搞方案，李鹏同志（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工作我来做。”

可以这样说：武警部队升格和领导体制的改变，没有第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关心和支持，是很难实现的。事后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一改变是非常及时、正确的。

陪同小平同志在上海的杨尚昆同志，要抽空视察驻沪三军，向守志同志（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指示我拟定一个视察计划。我拟定完成后，杨尚昆同志没有异议。此时，向守志同志提出：小平同志是二野的老首长（向守志同志抗美援朝时任空降兵十五军副军长），我是他的老部下，想见见小平同志。杨尚昆同志当时就打电话联系，很快告诉我们，小平同志同意见面。马上在杨尚昆同志陪同下，向守志同志、傅奎清同志（时任南京军区政委）加上我三人去了小平同志在西郊宾馆的住处。此时，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已经等在那里了，经短暂寒暄后，小平同志提议合影留念。大家合影后工作人员冲洗、装订完毕分别送给我们三人各一张。我如获至宝，把这张珍贵的照片挂在我会客室最显眼的位置。现在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以为纪念。

 

作者巴忠倓：1930年1月生，山东省烟台市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武警中将军衔。现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会长，上海水资源保护基金会理事长。

 

与邓小平和卓琳合影（左一为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左二为时任南京军区政委傅奎清，右二为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右一为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巴忠倓）